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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雷泉: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 [打印本页]

作者: 颐之时    时间: 2009-3-13 20:19     标题: 王雷泉: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

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
王雷泉





        1898年3月,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抛出《劝学篇》奏折,揭开了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庙产兴学”的序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者,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宗教教团之产业,以充国民教育之经费。不管是出于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混水摸鱼的险恶用心,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满清覆灭以后,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依然延续了清朝对佛教歧视、箝制的宗教政策,无视佛教的宗教主体性和社会地位,掀起与僧争利的汹涌狂潮。(详见笔者《对中国近代两次庙产兴学风潮的反思》,《法音》1994.12)。

        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被迫,中国既然打开国门,走上近代化道路,就必然要因应世界性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潮流。现在看来,上个世纪之交发生的这股风潮,是二千年来政(儒)教合一体制的回光返照,它宣告了佛教匍伏于封建王权和儒教之下苟安局面的结束,从而从反面推动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虽起因于保护庙产,毕竟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一任会长,湖南籍的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也是在与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交涉保护庙产时,于1912年11月10日客死北京法源寺,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位为佛教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庙产兴学”虽然不再有人提起,但它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到各行各业藉佛敛财的行径,各种变种层出不穷。个别书生的微弱呼声,未必能挡住由偏见和贪欲驱动的共业之轮。以下所发的些许议论,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

        忧思之一: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光注重世俗层面的招商开厂,而不注重超越的宗教精神,能否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上个世纪之交,杨仁山居士针对“庙产兴学”风潮,撰下著名的《支那佛教振兴策》,综观东西各国大势,对清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中国现在正进入市场经济阶段,经济秩序和价值规范正在重组之中。瑞士宗教哲学家汉斯·孔1987年访问中国时曾作《基督教向何处去》的学术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重新发现宗教的过程中”,一旦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伴有宗教冷漠麻痹,如果纯粹的物质至上主义开始统辖一切,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人生无意义感会加重,归属感会丧失,道德悲观主义会加强,失去精神寄托的感觉会漫延。”(《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231-232页)这种价值失范的世纪末后果,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此时此刻,杨仁山的警告依然具有划世纪的意义:“中国之有儒释道三教,犹西洋之有天主、耶稣、回回等教,东洋之有神道及儒佛二教。东西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国何独不然?!”

        忧思之二: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在这个世纪之交,土豪劣绅勾结伪劣僧对庙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此处所谓“庙产”,是指广义的作为佛教教团这一主体所拥有的一切有形的物质财产和无形的知识产权。对庙产的侵犯,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赤裸裸地索取、盘剥、掠夺佛教的房地产和物质财富,“庙产兴学”之所以荒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家国之耻,就是无视佛教教团的主体性,以国家或社会公益的名义,剥夺佛教教团的财产。第二、教外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打着佛教文化的旗号,谋取本集团的经济利益。第三、佛教内部的腐败分子,以种种名义侵吞十方公产,装入私囊。第一种情况,现在毕竟是少数,况且政治上的打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也明显地触犯国家的宗教政策和今后出台的宗教法。第二、三种情况,现在越演越烈,如果我们不及时寻求对治之道,将会成为引发又一场法难的导火线。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庙产兴学”的张之洞、邰爽秋之流,理由是佛教面临淘汰,僧徒多属无能,不妨把有形的庞大寺产,移作国民的兴学费用。此举虽然荒谬,毕竟还摆得出堂堂之阵,多少上得了台面。现在巧取豪夺庙产的衮衮诸公,用的多是弘扬佛教文化、让佛法适应现代社会之类意义模糊、似是而非的理由,看中的多是无形的佛教知识产权,攫取的多是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文革之後,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佛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政经改革和文化重建过程中,下世纪佛教将会成为第一显教(理由请参见笔者所撰《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载《佛学研究》1995年年刊,此处不拟多论)。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庙产掠夺者,盗用的是释迦牟尼的品牌,占领的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

        忧思之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会否同样笼罩在佛教头上?二千五百年来,由释迦牟尼佛和中外无数高僧大德塑造的佛教品牌,是一笔无价的知识产权,这是属于十方佛教徒的无法估量的财富。正因为如此,饿鬼道上的诸多众生才会对庙产虎视眈眈,各种假冒伪劣的“佛教产品”才会肆无忌惮地涌现,败坏正统佛法的声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佛教主体软弱,附法外道就会占领本应属于佛教的思想空间。对现在的佛教教团来说,只要戒不振、禅不修,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道门,甚至成为大学师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广大教外知识分子来说,佛教教团主体性的建立,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是一种唇亡齿寒、相依为命的关系。一个世纪以来,为抵御庙产兴学风潮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佛教教育,主要限于教团的自我延续和更新。如杨仁山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所说,与其让教外各色人等染指寺产,“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但一个世纪下来,当我们的东邻日本已经有三十余所佛教大学,连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拥有或正在筹建七所佛教大学,而我们连一所佛教大学都不具备!可见,仅仅著眼于佛教内部,连佛教教育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著名学者章太炎与半僧半俗的苏曼殊可划入文化层圈。1907年,章太炎同苏曼殊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第一次从宗教的地位和社会功能高度,敦请政府官员与废佛兴学的士大夫了解世界大势,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不要参与庙产兴学。同时,对统治者欺软怕硬的行径进行揭露:“诚使宗教当除,何以罗马、路得二宗(指天主教、新教)反应保护?昔宇文氏勒僧返俗,而黄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废灭沙门,亦应拨除景教。”他们在佛教、政治之外,所发出的第三种声音,虽然微弱,倒是开了政府、佛教界和学术界三方面力量互相制约、良性互动的先河。

        孔子一生栖惶,屡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慨叹。老子看得透一点:“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孟子则抒发大丈夫的豪情:“予非好辩也,予不得已也。”辩而不行于世,则退而著书,让是非善恶留予后人评说,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模式。面对世纪之末触目所见的末法衰相,以上所述,无非是概括为如下四句: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白说还得说,为了不白说。
作者: 颐之时    时间: 2009-3-13 20:22

转某法师言
又过了十年,王雷泉老师的所忧所思到了现在,变得更加紧迫急切,甚至成了事实的存在。身为出家之人,对佛教与社会信仰现状的忧思与苦痛乃有彻于心肺者。重录王师此文,为百年祭之又十年祭!
作者: 颐之时    时间: 2009-3-13 20:24

转某居士言
确实,三宝弟子不能没有忧思,只要他还没有麻木了。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说,我对佛教教团的未来健康发展是不报希望的,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因素决定了这个发展方向,护短的话只能表示自己不敢面对现实。正法灭是灭不了的,但兴也难以真正的兴起。或许,未来佛教的健康发展之责本不能指望“教团”来承担,而在掌握佛法并有能力弘扬佛法的志士手中,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为了这一目的,若不舍正义程序,可以想象的艰难,苟能产生先驱价值也能告慰所怀了。完全能够做主的,只是自己学习罢了……。好在学佛、弘法远非一生之事业,虽不愿虚度此生而无建树,但终可随缘超出功利之外。
作者: 颐之时    时间: 2009-3-14 11:49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作者: 颐之时    时间: 2009-3-14 15:47     标题: 有所为有所不为 看谭嗣同就义前信遗书函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夫人李闰的:闰妻如面: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戊戌八月九日,嗣同。

  第四封是写给他佛学老师杨文会的:仁翁大人函文: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
戊戌八月九日,受业谭嗣同合十

第五封是写给老同学唐才常的:

  常兄大鉴: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颖神驰,复生绝笔。戊戌八月九日,于莽苍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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