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帖 梁漱溟之中西学术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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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孚
时间:
2009-6-2 21:59
标题:
转帖 梁漱溟之中西学术之不同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充分表现生命自然的意思。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人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人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为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美国詹姆斯·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如用之不当,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功夫者亦甚多)。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见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来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说中医某条是对了,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医的长处。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而零碎的东抬西捡,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给中医一点说明,并没有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行;那样,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成其为西医了。所以,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相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了。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是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须在西医系统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此将来究有多远?依我看,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依我观察,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中医还能算是学间,和其还能站得住者,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试举一例:我的第一个男孩,六岁得病,迁延甚久,最后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医院就医,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他说必须水消腹小才好,这话当然不错。他遂用多方让水消,最后果然水消腹小,他以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钟即死去。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个生命的明证。西医也切脉,但与中医切脉不同。中医切脉,如人将死,一定知道,西医则否。中医切脉,是验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个生命。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对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注意不够。中西医之不同,可以从许多地方比较,此不过略示一例。再如眼睛有病,在西医只说是眼睛有病,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通俗的见解是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此见解虽不高明,但亦有其来源。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内科则是关于整个生命。西医除对中毒一项,认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将病与症候分开,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但惜其失处即在于局部观察。中医常是囫囵不分的,没有西医精确,如对咳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未能将病与症候分开。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伦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道者何?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机械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运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里是哪里。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
道家与儒家,本是同样地要求了解自己,其分别处,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此处不能细说,细说则必与现代心理学作一比较才可明白,现代心理学最反对内省法,但内省法与反省不同。)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功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开始注意认识的人手处在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注意呼吸,使所有呼吸处都能觉察出来。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是不随意肌的活动;关乎这些,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道家反是将心跟着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去走,以求了解他。譬如呼吸——通体(皮肤)都有呼吸,他都要求了解认识,而后能慢慢地去操纵呼吸、血液循环。消化营养等也全是如此,他都有一种细微而清楚的觉察。平常人不自觉地活动着的地方,他都有一个觉察,这同样是将智慧返用诸本身。于此才可以产生高明的医学。中国医学之根本在此。高明医学家,大多是相传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在此。神仙,我们虽然不曾见过,但据我推想,他可以有其与平常人之不同处,不吃饭也许是可能的。他可以见得远,听得细,闻人所未闻,见人所未见。蚂蚁走路声音虽细,但总有声音当是可信的,以其——神仙——是静极了,能听见蚂蚁走路,应亦是可能的。人的智慧真了不起,用到哪里,则哪里的作用便特别发达,有为人所想像不到的奇妙。
道家完全是以养生术为根本,中国拳术亦必与道家相通,否则便不成其为拳术。这种养生术很接近玄学,或可谓之为玄学的初步,或差不多就是玄学。所谓“差不多”者,因这种收视返听,还不能算是内观;比较着向外,可说是向内观,但其所观仍“是外而非内,似内仍为外”。如所观察之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仍非生命本体。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无能观与所观,如此方是真的玄学,玄学才到家。道家还是两面,虽最后也许没有两面,但开头却是有的。他所体察者是返观而非反省,因其有能知与所知两面,故仍不是一体。以上是推论的话,但也只能作此推论。我们从古人书籍中所能理解的古人造诣,深觉得道家的返观仍甚粗浅,虽其最后也许可以由粗浅而即于高深。
道家对呼吸、消化、循环等之能认识了解、操纵运用,其在医学上的贡献,真是了不得。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功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像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道家则是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
总之,东西是两条不同的路:
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
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这两条路,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倒会占优胜。无奈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不用说现在无神仙之流的高明医生,即有,他站在现代学术的面前,亦将毫无办法,结果恐亦只能如变戏法似的玩一套把戏,使人惊异而已。因其不能说明自己,即说,人家也不能了解,也不信服。所以说中医是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与地位,惜其莫能自明。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能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机在西医,在其能慢慢地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接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所以从这一点说,西洋科学的路子,是学问的正统,从此前进可转出与科学不同的东西来;但必须从此处转,才有途径可循。我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它。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
中西医比较着看,西医之最大所长,而为中医之最大所短的,是西医能发见病菌,中医则未能。中医是从整个生命的变化消长上来论病,是以人为单位,这样固对。但他不知道有时这其中并不是一个单位,而是有两个能变化消长的力量。一则是身体的强弱虚实,一则是病菌。病菌是活的,同样能繁殖变化消长。此两者应当分开,不能混作一团看。西医是能看见两个重要因素的,但偏重于病菌;中医则除注意身体的强弱虚实外,对于病菌,完全没有看到。病菌的发现,真是西医的最大贡献。
作者:
中孚
时间:
2009-6-2 22:02
标题:
关于细菌 作者 刘易斯。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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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切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招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这大半又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的病症。
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豆科植物的根瘤如果没有根瘤菌,那就会既不会形成,也没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与之结成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属于细菌,哪些属于植物。昆虫身上都带有细菌的群落。这些菌细胞似乎成了昆虫体内的小小腺体。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只知道它们干的事很重要。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象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
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酯多糖内毒素,我们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了类酪多糖,我们就可能动用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作用,释出溶菌酶,变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原,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加上发烧。一切全乱套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显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于是,它们就奋起抵御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
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象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溃瓦解。班(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凝滞,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是机体所犯的错误: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陷入罗网,失去活动能力,这事儿就整个儿地了结了。只有当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子的信号,让肌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解数,这才把自己毁了。
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象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在受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蚂蚁群落的混乱和瓦解。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象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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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孚
时间:
2009-6-2 22:04
标题:
一个长期的习惯 作者同上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象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地是它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蝇一样死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度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守护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象我们在使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大卫•利文斯通(Davi**ivingstone,1813-1873,英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小时之内,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理学中,好象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过来。从第一批由心脏病假死中复活的人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死已被称作拉撒路症候群),奥斯勒似乎说对了,那些记得那段经过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们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几个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清醒着,他们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超脱感。有一个人发生冠状动脉梗塞,在一家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实际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几分钟后,他的心脏在电极的刺激下重新起动,又恢复呼吸活了过来。据他的描述,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那么急促地来来去去,那么激动地摆弄着他的身体,而他感觉到的只是平静。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碍疾病患者对死亡的反应,其结论是,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的准备,好象直觉地熟悉这桩事情。一个年老的妇女报告说,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是被人干扰。有几回,她被给予传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或恢复体液和电解液。但每一次她都感觉到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深恨打断她的死亡过程。
竟然想到死亡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但也许不该吃惊。死亡毕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是有利于保持生物特性的遗传的信息来指引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象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关键活动一样。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开始的、局部的阶段,这种转化是协调的、整体和谐的生理过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释,那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还得永远困惑于这个问题吗?那意识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时倒毙,失落在腐殖质里,变成废物了?考虑到大自然有为复杂难解的机制派上用场的趋势,意识消失这事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我宁愿认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悬附的细丝分开,然后象轻吸一口气一样缩回到它所从来的膜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点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这要留待另一门科学、留待日后去研究。也许以后会证明,如某些科学家所暗示的,由于某种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因为这种原理规定,仅仅是“看”这个动作就会使它抽动、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我羡慕我那些相信有心灵感应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欧洲科学家相识们最愿意相信它,最轻易地接受了它。他们的姨妈们全都接收到了心传,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手握意识转移的证据,手握创造一门新科学的材料。没有那么凑巧的姨妈,从来收不到一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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