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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国英:胡塞尔论佛教 [打印本页]

作者: chzhuang    时间: 2011-7-14 09:42     标题: 刘国英:胡塞尔论佛教

(一)胡塞尔、黑格尔和欧洲中心論哲学观
  现代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毕生以为建立一套真正具普世性意义的现象学哲学为职志,是使现象学运动能够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跨科和跨文化学术运动的原因之一。然而,令不少现象学的内围研究者感到尴尬的是,晚年的胡塞尔曾說过一些有欧洲中心論之嫌的话。胡氏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维也纳发表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这一著名演讲中宣称,「对那些浸淫于科学思维方式──它始创于[古]希臘而大成于现代──的人而言,說有所谓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及科学(天文学、數学),亦即以欧洲的方式去解释印度、巴比倫、中国,是一种错误,是一种意义的颠倒。」1为甚么胡氏这一說法有欧洲中心論之嫌?本來,面对一个文化上从來是多元的世界,承认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有不同形态的哲学,理应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胡塞尔却认为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哲学,因为他视以「纯理論」(pure theōria)态度为指引性理念进行的智性活动,并朝着实现绝对普遍的科学(absolute universal science)之方向发展的学问,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下的哲学。2故此,胡氏在同一演讲中表示,「尽管今日我们有一大堆关于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著作,它们把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与希臘哲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但我们不能让仅仅是形态上的一般面貌遮盖着意向性的深度,以致我们忽略了原则上最本质性的差異。」3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与希臘哲学之间所谓最本质性的差異在那里?在六个月后的布拉格演讲、后來经大量加工发展成《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論现象学》这一部对往后现象学运动影响至巨的著作中,胡塞尔提供了进一步說明,他以疑问句的方式說:「欧洲人自身是否担负着一个绝对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仅仅是一个经验的人類学類型」?4言下之意,现代欧洲文化中发展出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只有它才真正承继了溯源于古希臘那种以纯粹理論态度为指引的哲学形态,其他的形态的哲学只能是衍生性或非本真的。胡氏甚至以疑问的方式提出人類文明发展的兩种可能性:或则出现「所有其他人類之欧洲化 (die Europäisierung aller fremden Menschheiten)的奇景,这就宣告了有一种绝对意义的管治,这绝对意义属于世界的意义本身」;或则「这世界就是一歷史性的无意义。」5换句话說,人類文明的发展若脱離了「欧洲化」的轨迹,就会堕入世界无意义的深渊;因此,欧洲文化是一切其他文化的意义來源标准。同样,中国或印度能否发展出「真正的哲学」,其判准仍只能來自欧洲人或欧洲文化。
  诚然,胡塞尔这上述說法,并无像黑格尔那样把东方哲学放在哲学意識发展阶梯的最底部。6胡塞尔更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以极为贬义的方式对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判教」。例如黑格尔宣称:「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論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聯结;那是没有[邏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中国人想象力的表现是異样的:国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想象的表现。但那与宗教相关聯而发挥出來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就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7在論及印度哲学时,黑格尔则說:「我们已经看到印度人的[最后目的和]主要注重点是靈魂的自返,靈魂上升到解脱境界,是思考为自身而自身建构。靈魂在极抽象的形式中的这种"自身回復"我们可以名之为"心智实体化"......而印度人的"心智实体化"是与欧洲人的反思、理智、主观个性相反的东西。......像这种停留在抽象中的心智实体化,只是以主观的靈魂为其存在;......正如在那仅仅剩下主观的否定能力的虚妄之中,一切都归消灭;同样情形,这种心智实体化只不过是一个遁入空虚无定的逋逃薮而已。」8在黑格尔眼中,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其最大缺点就在于停留在抽象中而无法达到作为思考真正基础的客观性:「在东方哲学中,我们也曾发现被考察过的确定内容,[如地、水、风等,感觉、推論、启示、理智、意識、感官等皆被一一考察];但是这考察是缺乏思想的,没有系统的,因为这种考察是站立在对象之上的,是存在于统一之外的。天上站立着心智实体化,于是地上就变得干燥而荒凉。」9黑格尔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最原始、最低级的哲学形态,而视希臘哲学为哲学史真正的起点,固然是明显的欧洲中心論哲学观;而当胡塞尔也把哲学的所谓「真正」形态及人類文明的「绝对意义」之來源定于欧洲,不也是有欧洲中心論之嫌吗?10

  二)胡塞尔对佛经的赞颂
  令人意外的却是,胡塞尔在发表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論现象学》一书相关的演讲之前十年,曾有一番对佛经极度赞扬的言論。这番言論不是藏匿于胡氏遗着里罕为人知的手稿中,而是見诸胡氏盛年公开发表的一篇简短书评里。该篇书评名"Über 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关于佛陀的话语"],是就十九世纪德语界东方研究大师奈曼(Karl Eugen Neumann)从巴利文译成德文的南传佛教经典的再版而写的。11以下是该篇书评全文的汉译。
  我现在已阅讀了卡尔•埃根•奈曼翻译的佛教神圣经典德文译本的主要部份。12当我开始了这一阅讀之后,便手不释卷,尽管我手头还有更为迫切的工作。事实上,这亦为德语翻译文献增加了一份美妙的财宝。出版社筹组的这一套奈曼毕生不朽作品的新版本,从各方面來看都堪称典范性和品味极高,可說提供了一项非凡的服务。这印度宗教中的最高花卉──其视野与修持努力都是纯然投向内在──我会称之为「超越論的」("transzendentalen")而非「超離的」("transzendenten")──会透过这些翻译进入我们的宗教-倫理与哲学意識的视域之中,并且毫无疑问从此将以共同參与塑造这一意識为职志。这些佛教正典之完美的语言再创造,给我们提供了完美的机会,以一种与我们欧洲人完全相反的方法去重新凝视、认識这世界和对这世界取态,以宗教-倫理的方式超克(überwinden)之,在对世界之歷練中真正理解它,并且在这理解中体会到其活在的实效性。在这个由于我们的文化虚浮和堕落而导致文化崩溃的时代里,对我们以及对所有满抱热忱地环视四周以图找寻心靈的纯粹性和纯真性、以及对世界之详和的超克的人來說,这种來自印度的对世界超克的方式之显现,是一种伟大的体验。因为对于任何忠诚的讀者來說,佛教显然是关于心靈净化与详和的一种最崇高的宗教-倫理方法,它以一种内在一致性去思量和践行,达到一种几乎无可比拟的能量与高贵心境。只有我们欧洲文化中最高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才能和佛教相比。从此,我们的命运就必须要以印度的新精神道路与我们的旧方式对照,并在这对照中使我们的生命重新活跃和强化起來。
  透过那丰富而忠实地保留的传统,当前这些著作能令佛陀与他的最杰出的门徒所代表那种新颖的人類「神圣品格」,以几乎可以被触摸的方式呈现出來。令人惋惜的是,在我们歷史上曾经活在的宗教──它并不逊色于佛教──的原典,已找不到一种足与奈曼译的《经藏》媲美的德文本,可以在理解上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德语的厄运在于远離了路德翻译《圣经》那种语言;它的「教会语言」缺乏了从心靈活动直接流溢而出的语言那种活靈活现的意义。从这角度看,这种印度宗教在我们当前视域中之突破,可能有它的好处。无論如何它将唤醒宗教直观的諸新力量,从而使基督教直观重新活跃和深化,并能有利于对基督宗教的真正的和内在的理解。毫无疑问,对所有在倫理、宗教、哲学层面參与我们的文化之更新的人來說,奈曼的美妙译作之再版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我热切地期待着奈曼[佛经]译本的其后部份的出版。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追求科学严格性,一向以思考慎密、文字冷峻見称。上面的一段文字却是对奈曼佛经译本的热情推介,是胡氏极为罕見之作。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指出,在这篇简短的书评中,胡塞尔并无从事对佛经作内部的讨論,它显示出的主要是胡氏初接触奈曼翻译的南传佛教经典时所获得的清新感,以及在精神层面受到新刺激下所冒出的心靈喜悦,进而投射出佛教能重新唤起欧洲人的生命力、以及能使基督教重新发挥活力和深化的主观期望。不过,胡氏对这些佛经译本的高度赞美,还是值得我们对之作出起码的分析。
  1. 从背景上說,胡塞尔是在欧洲经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深刻感受到欧洲旧文明的衰败,以在倫理、宗教、哲学层面追求文化更新的使命自勉的心情下写出这些推介文字。事实上,胡氏同期间就写了一系列探讨文化更新的文章,发表于日本东京的《改造》(Kaizo)杂志上。13
  2. 胡氏认为佛教的理論和实践方法所达到的高贵心境,只有欧洲文化中最高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才能与之媲美,并指出佛经的丰富内容能把佛陀的「神圣品格」以至为具体的方式呈现出來。这一评价极高的看法,与黑格尔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停留在抽象中、「变得干燥而荒凉」,因而是无法达致客观性的低级形态的哲学之判断,可說有天壤之别。
  3. 胡塞尔称佛教为「超越論的」("transzendentalen")而非「超離的」("transzendenten"),亦即以一个胡氏通常只用來形容他自己的现象学哲学的述语,來对佛教的理論型态作出概括,这就显示出胡氏不仅仅视佛教为一种宗教,还认为它能达到可与现象学相比的哲学理論高度。
  4. 与此同时,胡塞尔指出佛教的进路与欧洲人完全不同,但却没有进一步說明这方法上的不同何在。
  三)佛陀──东方的苏格拉底?
  从现象学研究的角度來說,胡塞尔上述书评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自然在于他称佛教「为"超越論的"而非"超離的"」一语,因为如上文所說,这显示出胡氏承认佛教有极高的理論性,足以与胡氏自己的超越論现象学相提并論。但其具体理由何在?单是该篇书评未能让人看出端倪。根据胡塞尔生平研究的首席权威学者卡尔·舒曼(Karl Schuhmann)14的研究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胡氏其后曾研讀其他佛经典籍或印度哲学经典。舒曼更表示,胡塞尔像叔本华以还的很多欧洲人那样,往往把佛学等同为印度思想一般;15故此,当胡氏在手稿中提到印度思想时,所指的基本上是他看过的奈曼佛经译本。16就在一份写于1926年、名为<苏格拉底--佛陀>("Socrates-Buddha")的手稿中,胡塞尔提出了他对佛学的进一步看法。17胡氏以下面一段文字总结他对苏格拉底与印度思想(即佛学)的異同之理解。18
  认知在印度思想中的位置为何?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对照之下,这一思想显得怎样?透过毫无保留的求知(rücksichtlos Erkenntnis),印度思想以解脱(Erlösung)和极樂(Seligkeit)为目的;因此它也设定自身有效的真理之存在。同样,印度文化生活因此亦引向自主──引向自主的求知,而透过自主的求知就可以取得通往极樂之路,因而亦取得通往正当行为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对諸倫理和宗教规范的认識之自主真理。同样,在苏格拉底那里,理論──亦即真正意义下的知識──的任务是作为真正实践和它的諸规范的直观知識。......印度思想有没有发展出一门存在的科学(Seinswissenschaft),又或者至少想过它的可能性,一如她曾成就出一门引向极樂的科学那样?但对印度人來說,解脱理論的思维与自然的思维之区别,并不在于其形式(以及其所谓邏辑),而在于它的一致性、它没有偏見、它决断地把自然的生活旨趣中断(Ausschaltung)、它对这些旨趣的中立的评价,以及对这些评价活动以认知判断的方式陈构出來。相反,在希臘哲学中,实证科学思维和知識彻底地離开了[日常]生活的知識,而它们以一种原则上邏辑性的形式和方法來进行。
  上面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于:透过将佛陀与苏格拉底比较,胡塞尔能够道出(articulate)他理解中的佛学与他自己的哲学理念──超越論现象学──的異同。若结合前述的书评,我们可以把胡塞尔对佛学的理解总结为以下數点:
  1. 首先,佛学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宗教神话态度。它是一无神論宗教,它完全没有投射一超自然的超離存在(transcendent being)來解释世界的生成;反之,它以一种離开俗世、回到净化了的心靈去思虑和践行的态度,进行「纯然投向内在」的反省(見前引之书评)。这种反省态度引領人们離开俗見(doxa),一如早期希臘的哲人那样,已经是一种哲学态度的开端。
  2. 佛陀的反省态度之可与苏格拉底媲美的原因在于:佛陀揭橥透过「毫无保留的求知」去为一更高的道德实践理想(解脱和极樂)服务;佛陀追求的真理不是关于世间物的对象性知識,而是有关倫理和宗教规范的真理,即为引向实现一己的完满道德生活的相关真理。这与苏格拉底以「认識您自己」(know thyself)为格言去寻求一种一致的德性生活(virtuous life)之展开无異。这是一种特殊的理論态度,它既非为日常生活的实用旨趣服务的理論态度,也非科学的纯理論态度,而是结合了最高的、有普遍性意义的实践旨趣引导下的理論态度。它与胡塞尔在维也纳演讲中称为「第三种普遍性态度」的理論态度相似。19
  3. 佛教的冥思与修持,带引我们放弃对俗世利害的偏执,这就是一种没有偏見、不作预设(presuppositionless)的态度,亦即是现象学的基本态度;而修持令我们中断了对「自然的生活旨趣」,以现象学的述语來說,这就相当于从事了悬搁(ēpochē),離开了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这是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
  4. 佛学疑问俗世事物的真实性,而其解脱理論基本上是对俗世生活的否定;对俗世的否定隐含的是对世界整体的意义发问(前引之书评說:「佛教以一种与我们欧洲人完全相反的方法去重新凝视、认識这世界和对这世界取态,以宗教-倫理的方式超克之」)。这种对世界的意义发问的态度,与现象学的超越論态度十分相似:它对世界整体的存在論旨 (the ontological thesis of the world)的搁置(bracketing),迹近从事超越論还原。
  5. 然而,佛教的超越論态度只算一种「准超越論态度」(quasi-transcendental attitude),即是近似却并非完全称得上超越論的态度。因为尽管佛教以解脱为目的,其基本态度是出世;但在胡塞尔眼中,佛教既是以宗教-倫理的态度超克世界,却没有发展出一门存在的科学, 也没有像希臘哲学那样「以一种原则上邏辑性的形式和方法來进行」其认知,则佛学便无法提供一种邏辑性的形式去把一切知識連结成一个系统的统一性(systemic unity)。这样,佛学便无可能发展成一门普遍科学,遂无法实现胡氏心目中的超越論现象学理念。
  6. 对胡氏而言,希臘哲学要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以ēpistēme [知識]跟doxa [俗見]对立,才完成了从一般的哲学态度到真正科学的理論态度之转变;20在这准则下,苏格拉底仍算不上希臘科学的奠基者。故尽管胡氏把佛陀跟苏格拉底等量齐观,但归根究底,他还是不会承认佛教哲学能达到他的超越論现象学要求。

  (四)总结: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佛教
  以上的分析虽然简短,但若果这分析无误,就可以让我们明白,为甚么胡塞尔虽然曾有对佛教经典极为推崇的文字,却在发表这些文字十年之后,仍然說出质疑印度哲学为真正意义的哲学这些有欧洲中心論之嫌的话來。由于胡塞尔对佛教及印度思想的讨論,基本上是一种哲学态度上的对比,而不是依据文本的仔细分析,我们有理由疑问,这是否一种由一个原创性思想家对一些其实他不一定有足够客观了解的「六经注我式」阅讀。这一阅讀可以简化为下列說法:尽管佛教是超越論的,却仍未达到一门真正普遍性哲学的要求,因为它没有以实现由纯理論态度导航的普遍性科学为职志。
  然而,正正是胡塞尔以这种以纯理論旨趣为依归的普遍性科学为哲学的真正职志,才会有胡塞尔所說的欧洲科学之危机,因为欧洲科学忘记了其植根的土壤是生活世界、忘记了其目的在于为生活世界中的最高道德实践服务,遂自身淪为狭义的技术的工具。反过來看,佛教的求知活动是为精神的最高价值──精神的解脱──服务,在佛教义理疏导下的求知因而不会陷入工具理性的无根狀态。佛教也是要求彻底的自知和自身了解,但这自知和自身了解是为了通往自身解脱之路,亦即它可以为认知活动重新提供植根的土壤;欧洲文化若能移植在这土壤上,欧洲科学之危机遂有可能走上脱困之道。相信这亦是胡塞尔一度把欧洲的文化更新重任寄望于佛教之上的原因。不过,经歷了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人,当时没有聆听佛陀充满智慧的正言,也没有回应胡塞尔悲创的呼吁。在新世纪的今天,欧洲文化当时的危机已经过去,但该危机似乎已演变成人類文明整体的危机。故此,我们还是有需要重新聆听佛陀的正言,以及回应胡塞尔的呼吁,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召开这个「现象学与佛家哲学研讨会」的潜在理由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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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iana VI, ed. W. Biemel, The Hague: M. Nijhoff, 1st ed. 1954, 2nd ed. 1962, p. 331;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ng. trans. 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84-285;中译本:《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論的现象学》,胡塞尔着,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386。引文中译出现本文作者,中译本页码仅供參考,下同。
  2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p. 325, 331; The Crisis ..., pp. 280, 285;《欧洲科学的危机......》,页380,386。
  3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 325; The Crisis ..., pp. 279-280;《欧洲科学的危机......》,页386。
  4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 14; The Crisis, p. 16《欧洲科学的危机......》,页26-27。
  5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 14; The Crisis, p. 16《欧洲科学的危机......》,页27。
  6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G. W. F. Hegel,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Bd. 1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1, pp. 138-170;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Eng. trans. E. S. Halda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5, pp. 119-14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錄》,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115-154。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錄》,第一卷,同上引书,页132。此段是中译本根据Hoffmeister版增补,Suhrkamp的德文版及Haldane的英译本都没有。
  8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op. cit., pp. 167-168;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op. cit., pp. 144-14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錄》,第一卷,同上引书,页151-153,中译文有改动。
  9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 op. cit., p. 169;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op. cit., p. 14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錄》,第一卷,同上引书,页153-154。
  10 关于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中的欧洲中心論问题,请參拙作Kwok-ying Lau, "Para-deconstruction: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for a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in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and Life-world, special issue of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ed. E.W. Orth & C.-F. Cheung,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 Alber, 1998, pp. 233-237。笔者在这课题上,最近有了些新想法,将另文讨論。
  11 E. Hussserl, "Über 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初刊于 Der Piperbote für Kunst und Literatur, Vol. 2, No. 1, 1925, pp. 18-19; 现重刊于E. Husserl,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usserliana XXVII, ed. Thomas Nenon and Hans Rainer Sepp,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p. 125-126。笔者的汉译參考了Karl Schuhmann 提供的英文译文,見其"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in Phenomenology and Indian Philosophy, ed. D. P. Chattopadhyaya, Lester Embree and Jitendranath Mohan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25-27。
  12 在刊出的书评中,胡塞尔并无清楚說明讀了奈曼翻译的那几卷佛经;据Karl Schuhmann估计,胡氏当时讀过的可能包括译自巴利文的《经藏五部》之一的《中部》(相当于汉传的《阿含经》)、《涕羅伽陀》(即《长老尼偈》)、《涕利伽陀》(即《长老偈》)和《法句经》。參Karl Schuhmann, "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op. cit., p. 40, n. 29。
  13 胡塞尔为Kaizo写的这一系列文章共五篇,发表了其中三篇,是为 "Erneuerung. Ihr Problem und ihre Methode", Vol. 5, No. 3, 1923; "Die Methode der Wesensforschung", Vol. 6, No. 4, 1924; "Erneuerung als individualethisches Problem", Vol. 6, No. 2, 1924; 这三篇文章现收于E. Husserl,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usserliana XXVII, op. cit., pp. 3-13, 13-20, 20-43。未发表的兩篇名"Erneuerung und Wissenschaft" 及 "Formale Typen der Kultur in der Menschheitsentwicklung", 现收于E. Husserl,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usserliana XXVII, op. cit., pp. 43-59 及 59-94。
  14 卡尔·舒曼除着有《胡塞尔年谱》 (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The Hague: M. Nijhoff, 1977)一书外,亦是十卷《胡塞尔书信集》的编者(Edmund Husserl, Briefwechsel, ed. by Karl Schuhmann and Elisabeth Schuhmann, Dordrecht /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15 关于叔本华与印度思想关系的探讨,请參 Jean W. Sedlar, "Schopenhauer and India", in Asia and The West.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 From The Age of Explora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Donald F. Lach, ed. Cyriac K. Pullapilly and Edwin J. Van Kley, Notre Dame, Indiana: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Inc., 1986, pp. 149-172.
  16 參Karl Schuhmann, "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op. cit., pp. 28-29。
  17 Husserl, MS B I 21/88-94 (21/22 Jan 1926); 转引自 Karl Schuhmann, "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op. cit., p. 41, n. 52。据舒曼的报告,胡塞尔曾于1925-26年的冬季学期一个研讨班上讨論过佛学,但留下來只有很简略的学生笔记,是出自当年从胡氏游学的美国人Dorion Cairns(后來他成为《笛卡儿式沉思錄》及《形式邏辑与超越論邏辑》英翻译者)之手,而Cairns当时的德语水平极为有限,故上述笔记不是很可靠的资料。參Karl Schuhmann, "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op. cit., pp. 28-29及p. 41, n.41。
  18 Husserl, MS B I 21/88; 转引自 Karl Schuhmann, "Husserl and Indian Thought", op. cit., pp. 30-31;中文译文參考了印度学者Debabrata Sinha对一些相关的段落英文翻译和讨論,見氏着:"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dian Thought: Husserl's Observation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21, 1971, pp. 255-264。
  19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 329; The Crisis ..., p. 283;《欧洲科学的危机......》,页383。
  20 E. Husserl, Die Krisis ..., Husserliana VI, p. 332; The Crisis ..., p. 285;《欧洲科学的危机......》,页387。关于胡塞尔对希臘哲学的看法之讨論,请參Klaus Held, "Husserl et les grecs", in Husserl, ed. Eliane Escoubas and Marc Richir, Grenoble: Editions Jérome Millon, 1989, pp. 119-153。胡塞尔以普遍科学理念之追求來了解希臘哲学的看法,在今天看來可能只是承袭了新康德主义者如Natorp等的理解。这种看法不但海德格不同意,也受到一些新近的古希臘哲学研究者之反对。例如法国学者Pierre Hadot就认为,在古希臘,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La philosophie comme manière vivre") 及一种心靈锻煉("Exercices spirituals"),見氏着: Exercices spiritua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2002;及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5。
  现象学与佛家哲学
  学术研讨会
  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办
  志蓮净苑文化部协办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至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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