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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对话中的缺席者--从花剌子模到话语伦理学再到台湾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chzhuang    时间: 2004-2-18 16:28     标题: 对话中的缺席者--从花剌子模到话语伦理学再到台湾问题

对话中的缺席者--从花剌子模到话语伦理学再到台湾问题
1、花剌子模的缺席

在《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回里,郭靖入侵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作为中文读者,我们是带着激越的、英雄崇拜式的眼光来看这场入侵。我们很难想起,我们的英雄郭靖是在入侵花剌子模;我们很难想起,我们的英雄正在参与屠杀花剌子模人民。
不只是读者很难想起,恐怕作为作者的金庸先生也是很难想起。作者在创造作品时一般都会(或者潜在地)预设可能的读者群体。无疑,《射雕英雄传》主要面对的是中文读者。所以,金庸先生无暇顾及花剌子模国人的感受。在《射雕英雄传》中,花剌子模国人成了缺席者。可以想象地到,如果那场大屠杀中丧生的撒马尔罕人看到《射雕英雄传》的三十七回,他的感受是什么。我想,这种情形正如同我们面对某些日本人肆意篡改历史、歌颂军国主义者。坦率地说,我敬重金庸先生大义批判《英雄》“欺骗观众,不尊重生命,拍得很荒唐”,但我不敬重《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七回的作者。我以为金先生并没有反思彻底,自己也犯了类似问题,尽管可能是在较小的程度上。
为何花剌子模国人没有出席《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七回?
从创作学的角度讲,金先生在创作小说时,没有“以己心观花剌子模国人之心”,达不到曹雪芹“众生皆具于我”(周汝昌语)的创作境界。这也就限制了金氏武侠书的传播范围和经典程度。其次,《射雕英雄传》出版后,也少有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人一读。再次,当年受难的花剌子模国人已经死去,而他们的部分后辈已经淡忘了血迹。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想着力探讨的。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创作,是一种与读者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牵涉到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2、哈贝马斯之蹱

我们先看看话语伦理学的大致思路,再进行讨论。
哈贝马斯接受我国一位学者访问时说道:“我提出的话语伦理学所主张的恰恰是:话语的共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地放弃权力和使用暴力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的)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转引自《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汪行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167页)
更严谨地,在《合法性危机》中,哈贝马斯写道:“适当的模型应该是有关人员组成的交往共同体。这些人作为实践话语的参加者,对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加以检验,一旦他们有理由来接受规范的有效性要求,他们就会形成一种信念:即在特定环境中提供的规范是‘正确的’。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不是缔约双方的非理性行为意志,而是由理性所产生的对规范的承认,这些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接受质疑。” (汪著,第175页)
显然,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前提太理想了。我们要对他的前提进行批判:为什么主体会自觉地放弃权力和暴力?为什么主体选择理性,而不是激情与欲望?为什么主体会倾向“自由平等”?为什么人人会“都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
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和伊拉克作为两位主要对话者。美国并没有放弃权力和暴力,自由民主的美国并没有倾向“自由民主”,美国并没有“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他们追求的无疑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当然也无可厚非,本来就是世界常态)。所以,自己的话语伦理学用不上,哈贝马斯只好走上街头,只好联合欧洲知识分子书写反战宣言,只好去寻求抗衡美国的另一极――某种欧洲知识分子联盟。
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过于理想化,连自己都实践不上了。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立足于人性恶基础的学说,在当代才更有实践价值,如近当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当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在价值方面,我期望且祈祷着,人类善的总量向着增加的方向发展。
这个不足之处,我认为,更根本地,来自于哈贝马斯对实质道德理论的某种躲避,对德性的某种中立。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学有四个特征,其中之一为,它是形式的道德理论。(汪著,177页)哈贝马斯强调话语伦理学的形式化、程序化,这在狭义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伦理学的重要前提是主体的自由平等。而自由平等是什么呢?自由平等不正是实质性的道德吗?!所以,话语伦理学正是建立于实质性的道德理论之上的。既然话语伦理学已经建立在实质性道德基础上,为何话语伦理学还不敢谈实质性的道德呢,还要做出一种中立的姿态呢?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的某些批评,同样可以用在哈贝马斯身上。(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话语伦理学中有两条基本原则:按照普遍化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一个规范是有效的,“仅当一个(预期会满足所有人利益的)规范的实行所产生的影响和副作用,为所有的受影响的人接受。”(汪著,179页)按照话语原则(principle of discourse),“仅当那些规范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影响的人,且他们是有能力作为实践话语的参与者同意,才能要求成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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