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印顺法师自传 (作者:释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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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6 13:18
标题:
——印顺法师自传 (作者:释印顺)
平凡的一生——印顺法师自传
释印顺
0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0二. 出家难.
0三 .普陀 厦门 武昌.
0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0五 .最难得的八年.
0六 .三部书.
0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0八 .我回到了江南.
0九. 厦门 香港 台湾.
一0. 怀念大法师.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一四 .佛法概论.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一六 .我真的病了.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一九. 好事不如无.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二一. 内修与外弘.
二二 .半天课.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二五 .学友星散.
二六 .写作的回忆.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二八 .传戒因缘.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三0 .老年病更多.
三一 .我缺少些什么.
三二 .最后的篇章 .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6 13:20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八十九岁,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幺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釆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幺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幺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宣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6 13:23
二 出家难
民国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泉公死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祥地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那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的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十九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覆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幺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的听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幺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的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那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褔建人,香客也都是褔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
作者:
思本
时间:
2005-8-7 09:11
请楼主继续贴. 读得很有兴味. 谢了.
作者:
rgcheng
时间:
2005-8-7 11:58
我正在读印顺法师的《中观论颂讲记》
可我对大师的生平知之甚少
渴望再看到师兄的介绍
作者:
立仁
时间:
2005-8-7 18:16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
http://www.fzrj.com/dszz/read-database=yinshun.htm
平凡的一生:
http://www.fzrj.com/dszz/read-database=yinshun&book=a23_1&innercode=1.htm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8 09:30
三 普陀 厦门 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下映老和尚。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二十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学期)。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老。我那时出家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幺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你家里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别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别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戒德,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幺一回事。 我回到了普陀山。初秋,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这个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里足足的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去(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里,先与华清(谛闲老的法子)法师去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太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天宁寺来,也是要去武院的。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岁)正月,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里,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二十四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憧得这是什幺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发见了他的错觉,一再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着了迷一样的,怎幺也不肯相信。二十五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8 09:32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陷身敌伪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里,蒋委员长(即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壹元。这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着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幺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学,都住在那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就到金仙寺来。这里,倒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风景着实不错!在这里自修,应该是极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太自由了一点。
金仙寺住了几天,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厦门的慧云(俗名林子青),忽在傍晚的时候来了,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大家见面,有说有笑。说不到几句,慧云忽然想到了什幺,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那时的币值很高)说:「知道你在普陀,却找不到通讯处,我也无法寄给你。隆耀说:别的无所谓,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无论如何,你也得代我交还他。难得在这里遇到了你,我也总算不负人之托了」。慧云来得意外,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这里面原是有一段因缘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下学期,我在闽院教课。隆耀(宝华山引礼出身)、慧云,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一个羯磨,一个教授,要到台湾去传戒。隆耀想到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也得备点礼物,表示敬意。他是没有钱的,没有去与有钱的同学商量,却来找我这个穷同学,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与隆耀没有特别的友谊,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他们传戒终了,正想离台返厦,却被日本刑警逮捕,严刑苦打。曾传说隆耀(身体本来瘦弱)经不起刑责,已经死了。二十四年正月,我离开厦门,从此杳无消息,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想不到隆耀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我,自己还在台湾休养,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佛经说:种因的会结果,欠债的要还钱,这原不过迟早──今生或来生而已!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说到杭州,慧云的话就说开了。「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闽院老同学,对于闽院同学,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里,有吃有住。至于参观游览,那就各人自由。我住在六和塔,已一个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来,我没有去过西湖。现在有人导游,还得了意外的财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台山,先作杭州西湖之游了。
九月廿二日晚上,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第二天(国历十一月六日)早餐毕,妙乘提议:「今天太老(指虚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我们是云来集菩萨,也该去参加开经法会才是」。大家没有异议,上午就到了灵隐,我也随众礼见了虚大师。下午听完了经,就回开化寺。晚上,慧云对我说:「太老好象有话要和你说似的」。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但我心里想:虚大师也许会有话要和我说的。去年(二十四年)国历四月间,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大师自己不参加,却默许部分的弟子去参加。我以为: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往来。也许措辞过分激烈了,我与大师的联络,也就中断了一年多。
过了两天,妙乘在开化寺设斋,供养虚大师,没有外客。在席上,虚大师向我提起:武院要办研究班,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发心每月资助(贰)百元而引起的。有几位研究三论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导他们研究。我说了几句谦辞的话,大师以「去一趟」来结束话题。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说了也就算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游兴大发,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离开杭州,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常住佛事兴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看情形不对,第二天起单,到旅馆去住了一天。多少游览,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访玉山超岸寺,见到了守培老法师。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见到正在编辑『
作者:
deng
时间:
2005-8-8 15:55
印顺法师太谦虚了,自身荣誉的部分基本上不写,一部《平凡的一生》加一本《游心法海六十年》都没能勾画出他完整的一生。
不知哪里有潘煊的《看见佛陀在人间——印顺导师传》下载?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9 09:50
五 最难得的八年
最难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义的八年,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五月,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老同学苇舫(苏北人),在武院编『海潮音』,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缘船(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接洽,送我们──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避难林),就是轮不到我们。七月中,止安着急了,自己出去想想办法,当下就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陪着我去宜昌,暂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问题严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们是没有能力(有钱也不成)买到的。后来,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向领江的结缘船,不用接洽,也不用买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饭(素菜)吃;到了重庆南岸,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向领江半生结缘,真正功德无量!我们的船一到,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招呼我们。
第二天,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住在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院)。法尊、法舫、尘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诸法师,都在这里。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没有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我为他新译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润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问他。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他应我的请求,翻译了龙树的『七十空性论』。晚上,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有时争论不下,最后以「夜深了,睡吧」而结束。这样的论辨,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理解。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去了贵阳。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天曦老法师弘化的道场。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孙明照,在汉院求学,就约我到贵阳去。那时是战时,我又没有活动力,所以没有作什幺,只是自修,写『唯识学探源』。施主华问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传下来,不好意思结束,姑且维持下去。年底,我回汉院过年。
到了汉院,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妙钦与文慧。三十年(三十六岁),我就为他们讲『摄大乘论』,大家非常欢喜。秋天,演培约了几位同学,到合江法王寺,办法王学院,请我去当导师。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但适应事实,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三十三年(三十九岁)夏天,三年圆满,我才又回到汉院。在这一期间,又见到了光宗、续明、了参(俗名叶均)他们。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遇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我那时,似乎从来没有离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不断的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9 09:51
六 三部书
有三部书,对我早期的写作,资料方面有相当的帮助;而且,见到这三部书,都还有点意外之感。
一、多拉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二十六年(三十二岁),我在武院病了,一直不能康复。由于七七事变,全国抗日,虚大师与法尊法师都从庐山来,留学日本的墨禅学长也来武院小住。墨禅随身带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译的Ta^rana^tha『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著名的史书。我不通日文,好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佛法术语,多用汉字译出,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这本书对无着、世亲时代的佛教,后期中观学者的兴起,与唯识学者的论诤,特别是秘密大乘的兴起与发展,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我向他借来慢慢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禅已在上海去世。这样,这本书「久借无归」,也就成为我的书了!
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十七年(三十三岁)秋天,我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学院已经开学,所以我住在(教师住处)双柏精舍,只是自修而已。『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着的,对秘密乘─「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续的次第作扼要的叙述。我读了这本书,了解到秘密乘严重的天化特性,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有些术语,我不能了解,就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如金刚,莲华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幺。我的「润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润,内容是决不改的。这部书,汉院刻经处没有出版,托人带到北平,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因为挂名「润文」,也给了我一部。『印度之佛教』十七章的「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这部书提贡了主要内容,这真是因缘巧合了!
三、『古代印度』:这是『Ancientindia』的中文译本,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三十年(三十六岁),有人将这部译稿,带到汉藏教理院来。古代的印度,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流行了千五(六)百年。这部书当然要谈到佛教;为了译稿的更为正确,所以译者送来汉院,希望能对有关佛教部分,加以校正。我以先读为快的心情,取得一读。全书十二章,从「史料及古史」,到「南印度」,我就择要的记录下来。对后来『印度之佛教』的写作,才有了史的重要参考。而这部译稿的译者是谁,这部译稿有没有出版,我并不知道。我与这部译稿的相见,是非常意外的!
作者:
云水客
时间:
2005-8-10 09:27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人命在呼吸间」,佛说是不会错的。健全结实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如因缘未尽,那死是并不太容易的。说得好,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些,业缘未了,还要受些苦难与折磨。
话,应该说得远一点。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从小身体瘦弱,面白而没有血色。发育得非常早,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幺高了。总之,我是一向不怎幺结实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觉得有什幺病。
二十五岁出了家,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但是,「学佛未成成病夫」,想起来也不免感伤。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厦门病了。天天泻肚,同学们劝我医治,我总是说:「明天再说」。我没有医病,问题是没有钱。我不能向人借钱,我没有经济来源,将来拿什幺还人呢!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有钱药又药,没钱拼条命不着」。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学(普陀锡麟堂子孙)来看我,一句道破:「你是没有钱吗」?「是的,只有一块钱」。他说:「够了,够了,我给你安排」。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二角八分),让他泻一下,不准吃东西。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别办法,果然生效,病就渐渐好了。但病后没有调养,逢到天气炎热,睡眠不足,身体不免虚弱下来。一位同学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经不起山风一吹,感冒咳嗽,这算不得大病。一直拖到七月,精神还是不能恢复。承大醒法师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课。山上空气好,天也凉快了,这才好转过来。
二十六年(三十二岁)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有时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就得立刻去躺着。无时不在病中,对我来说,病已成为常态。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观念:一、我的一句口头禅:「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二、于法于人而没有什幺用处,生存也未必是可乐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讨厌。三、做我应做的事吧!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起来了,还是做我应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幺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 「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我存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报的。因为我觉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弹片,我也会死去的,不会伤残而活着受罪。一天晚上,敌机来得特别多。武院当时住有军事器材库(科?),一位管理员,慌得从楼梯上直滑下来。有人急着叫我,我没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啰苏,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然而这一观念,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的中秋前夕,我在缙云山。月饼还没有吃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问题。腹部不舒服,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可能有点发热)。学院的起身铃响了──五点半,天色有点微明。我想起来去厕所,身体坐起,两脚落地,忽然眼前一片乌黑,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我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而是试验在这异样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着想:「再睡一下吧」!这应该是剎那间事,以后就什幺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觉,听到有人在敲门,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七点钟。看看自己,脚在地上,身体却搁在床上;满裤子都是臭粪。慢慢起来,洗净了身体,换上衣服,再上厕所去。我知道,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昏迷这幺久──一点多钟,竟又醒过来了。我想,假使我就这样死了,也许别人看了,会有业障深重,死得好惨的感觉。然在我自己,觉得那是无比的安祥与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将来这样死了,那应该说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办的)法王学院。一个初夏季节,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或是限)租政策,晚上(农夫们白天没有闲)召集佃农,换订租约。法王寺的经济,就是田租;田多,佃农也多,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工作极其繁重,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计算,田几亩几分几厘,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佃约写好了,我又拿来核对一下,以免错误。这一晚,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
过度疲劳,我是睡不着的。早餐后,还是睡不着,于是出门去散步。寺在深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经过竹林旁边,被地上的落叶一滑,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只觉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别的就什幺都不知道了。约有半点多钟,我才逐渐醒过来。觉得左眉有点异样,用衣袖一按,有一点点血。站起身来一看,不禁呆了,原来从山径跌下来,已翻了四层坡地,共有四、五丈高。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就慢慢的走回来。最后,爬上三、四十层石级,才到达寺院。那一天,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演培带着学僧们上山,仅有文慧在院里。左眉楞骨上的伤痕,深而且长,可是出血不多(也许这里微血管不多)。文慧就为我洗净,包扎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脚的青筋,蚯蚓般的一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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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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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0 09:33
八 我回到了江南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我也该回去了!但是,不要说飞机,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也是票价贵得吓人,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的,安心的等着吧!三十五年(四十一岁)清明前后,才发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路东下。虽然迂回了一点,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与演培、妙钦,他们连皮箱都卖了(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凑足了旅费,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从重庆出发,那时的光宗与了参,在重庆相别,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
到了西安(古称「长安」),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在佛学社、寄园住了几天,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这里,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划;一位汉院同学x悟,在这里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我们借了一辆牛车,费了一天工夫,才到罗什塔去瞻礼。那时的罗什塔,等于一所乡村小庙,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都不尽有无常之感。我们去瞻仰兴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剎。名剎多少还留点遗迹,所以西安一带,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辉,在这里已完全消失了!
经洛阳、郑州,到达开封。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净岩是武院的老学长,从慈舟老法师出家;那时,续明也在这里。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来养病,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我住在佛学社,又上了现代佛教的一课。一位宪兵司令(大概是驻郑州的),有事到开封来,到佛学社来看净严法师。净严法师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国会议员)也在座。这位司令谈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问过好几位法师。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也还是差一点。戴湄川说:「司令对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说:「抗战,剿匪,为国家服务,还不能专心研究;曾看过一部有注解的『心经』」。他走了,戴湄川说:「好小子!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凭他看过一部『心经』注解,就狂妄到那个样子」!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礼请斋。说到佛法,自己不会说(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却来几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见理精深」,「真是见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飘飘然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忘了。凭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谈禅、说教,就是大通家了!轻视出家人的风气,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为什幺会这样?就是自己无知,却奉承逢迎,攀缘权势。所以,如果说有「四宝」,那只因僧不成宝,怪不得别人。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对佛法的理解)也从不会恭维他们,免他们陷于轻僧、毁憎,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准备要东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学社有法会。下午,忽然时局紧张起来,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据说:兰封的铁路,被八路军扒了。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没有了,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隔一天,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在郑州着了凉,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暂时留了下来。武院的房屋,在苇舫的努力下,正在补修恢复。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大师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时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与妙钦,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我在开封,在武昌,一再滞留,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也算有缘了!大师的弟子都来了,我被推主编『太虚大师全书』。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应了。与续明、杨星森,在三月里到了雪窦,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全书到第二年四月才编集完成。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我都回过普陀山,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从普陀回杭州,要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经过宁波,到延庆寺,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法舫法师,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大醒法师感慨的说:「雪窦寺存有多少钱,多少谷,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我说了两天一夜,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我说:「我来说说看」。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雪窦寺的好处──蒋主席的故乡,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最好法舫法师能发心接任。我说了好处,又说了坏处(大醒法师专说好处),法舫法师就接受了,忙着准备晋山。虽然时局变化,等于没有这回事,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亦幻法师说:「法舫住持雪窦,将来办学,印顺一定会来帮助的」。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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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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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2 09:01
九 厦门 香港 台湾
千僧斋,慧云交来的二十元,游兴勃发,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伪下生活的煎熬。现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难,已过了四十多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体衰弱,不堪长途跋涉。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语言不通的)香港与台湾的决心。我是怎样避免了的?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预先脱离了险地。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使我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主要应该是妙钦。妙钦与演培等,在汉院同住了几年,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引发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带,找一个地方,集合少数同学,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岁)冬天,以佛性(禅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汉院任监学)名义,接管杭州岳坟右后方的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这是我对佛法的未来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几位学友中,我是大了几岁的,隐隐然以我为主导,但我没有经济基础,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那该怎幺办呢?当然写缘起哪(这是我的事),找赞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几趟),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
妙钦是厦门(原籍惠安)人,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抗战期间,性老开化菲岛。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国,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本来,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虚大师门下,在闽南长老,特别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许我是念公(福建金门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与性老见面,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理想,能有所帮助。性老来信,要我去厦门,随喜这难得的戒会,旅费也寄来了。说来有点离奇,傅戒法会,远道去礼请羯磨、教授、引礼,是常有的;远道礼请人去随喜,是不曾听说过的。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贺者的心情,由妙解(妙钦的师弟)陪从,离杭州而去厦门。 那时,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价格,开始下落。买轮船票不容易,妙解从(福建人开的)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交钱。两个人,一张票,上去了再说。等到轮船快开,也就是要买票了,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了,怎幺办?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用闽南话与人攀谈。一位(走单帮的)青年攀上了,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就凭这点,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年轻人有活力,能创造因缘,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实在太没用了。亏了妙解,我才能到达厦门。可惜他远去星洲,因缘不顺,年轻轻的早死了!
我就这样的,意外的到了厦门。传戒法会期间,见到了恩师念公上人与师弟印实。传戒法会终了,性老约我去泉州(我就只去了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这里是先师念公,师弟印实,我(先师为我代收)的徒弟厚学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剎,但现在是衰落极了!过了一宿,又随从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铜佛寺)。泉州三大名剎──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开元的东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过年,我先回厦门,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
一过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岁)正月,京沪的形势紧张,我就住了下来。随缘办了一所「大觉讲社」,演培、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到了六月,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我就与续明、常觉、广范、传x,离开了厦门,到达香港。我怎幺会到香港?法舫法师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并说住处与生活,一定会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而我内心的真正目的,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法尊法师来信:局势不妙,早点到四川来(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免得临时交通困难。我对缙云山,是有一分怀念的,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寄一笔钱来,决定在港印行我在「大觉讲社」所讲的『佛法概论』,等到『佛法概论』出版,大陆的局势急转直下,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论』为我带来了麻烦,然我也为他而没有在大陆受苦,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
在香港三年,我又到了台湾。到台湾,应有三次因缘:一、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初夏,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词意非常恳切,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说:「你来,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这一说,我可犹疑了。我不会闽南话;不会与人打交道,拉关系;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寄居台籍的寺院,自觉难以适应,所以也就没有来。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黄一鸣(国大)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见面数次。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也与灯霞相识。他要到台湾,见我们的生活太苦,劝我到台湾去。他到了台湾,大概在李子宽老居士(以下简称子老)面前,提到了我,并说我想到台湾来。所以子老给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说: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继续主持,完成后再来台湾。全书的印行,我不负任何责任,所以当时读完了信,真说不出是什幺滋味。其实,这是黄代表的好意,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事后回忆起来,我应该感谢子老。因为,要等政局比较安定:政治更上轨道,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秋天,我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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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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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2 09:05
一0 怀念大法师
民国二十年春,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院务由代院长大醒法师主持,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由于我夏季多病,大法师推介我去鼓山,任涌泉佛学院教师;年底回闽院,大法师又要我为同学们讲课。我得到较多的修息时间,不健康的身体也就拖延下来。大法师对我的恩德,是难以忘却的。 大法师的名字──大醒,是虚大师给予的。虚大师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严,大刚等,都以「大」为名。没有从虚大师出家,而虚大师赐名大醒,这是众多学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见虚大师对大法师的厚望了!大法师于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学会」编发『新僧』,大法师就从事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宣扬。虚大师主持的闽院,十六年冬,发生了革命性的学潮,南普陀寺的寺务与院务,都陷于停顿。十七年春,大法师奉命去厦门,整理寺务与院务,编发『现代僧伽』。当时由于政局的变化,中国佛教会都无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关头,所以对墨守成规的老法师、老居士,不免有评责的言辞;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传统佛教的嫌恶。说到新,我想从事实说起:鼓山办涌泉佛学院,请大法师为副院长,教师由大法师推介。鼓山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耆老,怎幺会请大法师呢?十六年冬,虚老经过厦门,来南普陀寺。那时正在闹学潮,学院停课,学僧的服装、行动,太不成样!十九年,虚老又来厦门南普陀寺,大法师率领全体学僧,搭衣持具,向虚老顶礼接驾;并请虚老在讲堂中,为学僧开示。两次的截然不同,使虚老对大法师的办学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这所以鼓山办学,要请大法师负责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间,大法师又去鼓山视察学院,见我在房里抄录,他问我,我说:「论」中有重要教义,古代论师的独到思想,我摘录下来,作为研究资料。他竟然说:「好!这就是新,教理应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诵古德着疏,讲经了事」。还有,三十六年在雪窦编纂大师全书,续明他们要我讲佛法,我就讲『心经』与『中观今论』。大法师总是穿了海青,严肃的坐着听。他表示了对佛法的敬重,为后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师的新,在虚大师门下,不是悲观──乐观与张宗载、宁达蕴等「新佛教青年会」那样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倾的新,而是近于闭关以后,虚大师热心复兴中国传统佛教的新。大法师的风格,热心于为佛教复兴而服务,长于处理事务,难怪虚大师要特给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虚大师辞去闽院院长,大法师也就离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发行『觉津月刊』;并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大法师与日僧关系良好,并承邀请访问日本,到抗战期间,自称「随缘」,随缘自修,从不与日人合作。抗战胜利,大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虚大师要大法师继任雪窦寺住持。好在这样,『大师全书』才能在时局动乱中完成。在风雨险恶的时候,雪窦寺的太虚大师舍利塔,终于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师来台湾,鼓吹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的『海潮音』月刊,也移来台湾发行。时局极艰困,大法师在四十年秋,就新竹灵隐寺成立「佛教讲习会」,还是为僧教育着想。大法师继承虚大师遗志,可说是能报虚大师恩德的一人!
民国七十四年,我读到二则文记,使我对大法师的怀念,有说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集会』──这是美国方面的少数人士为我祝八十寿辰的集会说:「大醒法师曾说:『圆映法师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顺法师一篇文章的价值』……经过三十多年,……深觉醒公此言不虚。……完全因袭古人的旧说,怎能与印公导师的文章相比」(『内明』159期)。文字的价值,随因观点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师这几句话,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说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台湾方面,也征求各方,发起编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李恒钺的『我从导师所学到的中观』末后说:「第一,当然是谢导师。第二,是谢已灭度的大醒法师。在我没听说导师(的名字)以前,他对我说:你跟印顺导师学。他是太虚大师座下我的同门师兄。说句实话,我给他的弟子作学生,都不够资格」,这句话的份量太重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151页)!大法师是我的师长,他却说是同门师兄;还说作我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我那时还在香港,这样的推重我,无非希望我来台湾的话,他们会尊敬我,跟我学习。我来了台湾,到新竹找地建福严精舍,还住在一同寺。李恒钺,许巍文等少数居士来见我,要求我讲中观,我也就随缘讲说,每星期一次。我当时深感这几位求法心切,原来是受大法师称誉所引起的。我曾说:「学问是好事,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学知识,讲演弘法而被称为法师的,每会引发慢心。在「慢」的影响下,高高在上,即使从他修学或听他讲课,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师那样,故意贬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从他的学生学,在这末法时代,能有几人呀!我称大法师为「大悲菩萨之流也」,菩萨道就是以大悲为主力的。悲怀人间而念念在复兴佛教,大法师是杰出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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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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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4 07:53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运)!他问我为什幺?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别的,只是识庐与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愿意发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法而发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二、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该来这里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别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嚫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划。我是等因绿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未来而着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种下了苦因。但我那里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里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别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别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为什幺要到这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鹿野苑)违反常例的。三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幺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后来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幺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别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划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
四、大概是三月里,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五、优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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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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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4 07:54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岷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幺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一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一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着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发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幺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别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幺。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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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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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5 10:34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着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X夫人发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着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参考。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幺也不会想到有什幺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幺印顺一来,就是非那幺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幺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师等)槟城佛学会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幺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仿也是模仿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着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根本不是这幺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剿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幺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幺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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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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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5 10:35
一四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之毒素,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瞋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瞋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 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能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能」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幺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常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幺?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能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能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能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幺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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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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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6 12:15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幺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幺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幺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幺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幺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幺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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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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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6 12:16
一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x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幺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幺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它也没有什幺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幺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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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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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0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幺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藉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幺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幺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着(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幺?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产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着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老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离,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幺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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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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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1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幺。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契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幺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幺,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幺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幺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惿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惿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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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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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3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幺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幺」?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幺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幺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幺?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幺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幺,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幺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幺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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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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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幺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幺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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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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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如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五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讲堂;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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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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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秋天,到了台湾,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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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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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8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幺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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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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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9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幺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幺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幺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剎。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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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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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8 12:39
三0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幺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幺(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幺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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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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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6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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