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的亲亲相隐和君子不党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亲亲相隐”,《论语》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比如父亲有了婚外恋,被女儿所发现,女儿在互联网揭发父亲,公示父亲的隐情,这就破坏了父女伦理,恩情不再。
亲亲相隐是最底层的伦理,据说一些国家立法,如果一个人犯罪,那么他的亲人可以回避从而免于举证的义务,这就是对最底层伦理的保护。没有了这个保护,最后就会导致父子相残、夫妇寡恩、兄弟义绝,人们之间伦理的纽带断尽,相互出卖,相互离弃,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所以后果会很严重。
亲亲相隐,事实上也不只是存在于家庭之中,也存在于团体内部。论语记载: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在这段记载中,陈国的司寇批评了孔子对鲁君娶同姓女子这一违反当时礼教的袒护,孔子接受了这个批评,按理说,这也就是孔子认为团体中不应当再有亲亲相隐这种事。事实上,对于陈国的司寇的批评,孔子自己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对外人批评自己君主的错误,实在有违君臣的道德;而袒护君主的错误,又实在有点拉帮结伙的意思。
亲亲相隐的道德标准推及到社会团体中,问题一下子就复杂了。如果这个团体是一个恶意团体,而且它自己和社会上都没有其他力量制约,那么这时亲亲相隐,与为虎作伥没什么区别。所以团体中的亲亲相隐,最终导致了裙带的部落社会组织形式,几千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为矫正这个问题,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说白了,就是组织团体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与天下争利,不能结党形成破坏的力量。一句话,不能作害。这句话对团体的亲亲相隐是一个制约。
佛教作为松散的社会团体,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亲亲”关系的问题。佛教自己有一个自我洗刷的机制,就是戒律。戒律一方面随顺世俗法制,实际也是接受社会监督的一个接口;另一方面,僧团有自己的民主会议,表明僧团绝不是藏污纳垢的场所,这实际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康复的机制。那么在这些前提之下,亲亲相隐,但观自心,不举他恶,实在是维持僧团存在,维持佛教发展和大众信心的根本。否则,教徒彼此没有宽容,没有信心,人人自危,谈何闻思禅修、弘法利生呢?反过来,如果没有一个戒律前提,那么佛教亲亲相隐,无疑导致腐败,最终法教灭失。
所以面对佛教的内部事务,第一是自身寻求戒律和制度建设,尽力通过这个渠道把问题解决;第二才是公开寻求外部力量恢复和完善佛教的制度。
站在大乘的角度,为着度尽一切众生,佛教徒绝不破坏众生和合的缘份,因为离开和合的缘份,菩萨去度谁呢?孤家寡人的菩萨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菩萨最基本的伦理是慈悲,而不仅是世俗法中亲亲之间的亲情恩爱问题。为此,菩萨维护的不是亲亲之间的隐情,更不是团体中的利益,而是呵护每一个众生获得解脱的机会。
以两舌为例,佛教徒不仅不去直接毁伤其他众生,而且也不“党”从而间接排斥其他众生。《中阿含经》说:“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这是不直接毁伤众生。又说:“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群党,彼于两舌净除其心。”这是不采用间接群党的办法排斥和离间众生。
如何处理“亲亲相隐”和“君子不党”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吧?有时不“隐”,恰恰是“党”,是另外一种糟糕的“隐”。
[ 本帖最后由 王舍城 于 2009-5-25 10: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