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教师在高校的艰难生存[原创]
我不能让自己再装聋作哑,沉默的表达代价太傻。 ——罗大佑《恋曲2000》
如果把高校教师比喻成金字塔,那么金字塔自上而下分别是院士、博导、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组成坚实塔基的正是最底层的助教和讲师。如今的金字塔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有益的改革――高校改革,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北大开始,渐次传递到全国各大院校。对于这场高校改革,很多教授学者都有专论。然而,高校里人数最多的青年教师,却还少有人发言。“直心是道场”,本文试图以描述性的叙述方式,提供对于高校改革的另一种视角,并且提供高校生存现状的一个个例。
楔子
五月的早上,夏日的太阳已经探出他灿烂的笑容。天空湛蓝,海波脉脉,海鸟在海面上自由地飞翔。开往另一个校区的船上,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在讨论着即将的课程。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打开一听,是院里研究生秘书打来的电话:小庄你好,你这次只能读委培,已经没有公费名额了。如果你不想读委培的话,请答复我,好把机会让给其他人。
这个消息带给我的首先是愕然。本来以为,以考试成绩(三门课皆超过85分)和复试成绩综合第一的条件,我有机会录取为公费名额的博士生。然而有所期待,必定有所失落。人的脆弱性,在此体现无遗,一个消息,可以令你欣喜若狂,一个消息,也可以令你黯然神伤。
上完课后,回到本校,了解了一下情况,原来是三位直博生把公费名额全部占用了。对此,我是完全理解的。相对于老师,学生没有经济能力,往往更需要公费的支持。
按照学校的政策,如果委培读博的话,我总共要交纳39000元。等到我拿到博士学位,学校会报销一半的学费。
然而这笔钱,对于我,却也不是小数目。去年,我父亲淋巴结肿大,在泉州检查了两三周检查出癌症晚期后,决定到福州接受治疗。由于我父亲是木器厂下岗工人,所以治疗费用完全自费。尽管有证据显示这种腺癌是职业病,然而单位已倒闭,又到何处去诉求?在福州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我父亲由于身体受不了,更由于不忍心加重儿女的经济负担,选择放弃治疗,回到家中休养,服用一些电视上报纸上大力推销的抗癌产品。到了今年4月份,家父病情急剧恶化,于5月1日去世。我家本来就不宽裕,家父去世后,我家举债累累。在此状况下,我又何忍心再拿钱去读书呢?对于家父,我一直负疚于心。为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和普通话考试,我并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更多地陪侍在他老人家的身旁。可谓不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斯可痛也!在父亲的灵前,我曾经以博士考取向父亲献祭。现在,我只能收回,父亲在天之灵原谅!
那么,如果我今年不读博的话,按照目前系里的规定,以后要读博的话,就要先辞职。由于海内外的博士们挤着来我们系,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系里不会为教师读博而出一分钱,也不会因为教师读博而减免任何工作量。在系里经济紧缺的情况下,这些确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今年不读博,以后也不读博的话,那么我永远升不到副教授。因为高校改革后学校新《聘任条例》第十七条写着:担任副教授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那是否意味着我还可以一直在学校里当讲师?《聘任条例》第三十条写着:“中级及以下职务教师在3个固定期限合同聘期内未能受聘高一级职务岗位,学校不再续聘。”那就意味着,当我40岁左右的时候,我很可能会被学校解聘。子曰“四十不惑”,正是我下岗的年龄。然而站在学校立场,鼓励高学位鼓励适度竞争,这些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读博还是不读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甚至会影响到我的未来人生。在这个当口,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当前的拥有也不确定起来,思绪飘飞,过去的经历当下化到我的眼前。
过去
98年暑假,我刚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公司。三个月后,由于岗位和工资与应聘时的许诺存在相当差距,所以我决定辞职。这时候,追忆起校园的似水年华,所以我选择了考研。按照规定,我把自己的户口和档案打回自己的家乡,经过三个月的苦读,我在本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99年春,复试的那一天,当时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老师召集我们,事先跟我们说:现在系里缺老师,所以系里有意招在职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你们愿意当老师的话,要与学校、系签订三方协议。录取时,系里会优先考虑签协议的同学,不一定以成绩排名顺序来录取。一言既出,我们考生心里打鼓。对于我来说,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无论如何是要上的。所以,我选择了签约。这就是我教师生涯的开始。
当时除了第一名的考生,大家都同意签约,系里最后选择了三位考生。我们三位考生,还有系里三位保送生,总共六人,我们成为系里的第一届在职硕士生。硕士期间,我们可以部分享受助教的待遇,但是不计算工龄,不领研究生补贴。硕士毕业后,必须留校工作四年。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后面陆续又有保送生当在职教师。我们10多位在职教师,在系里有个形象的名字——“绿叶工程”。我们的工作就是担任基础课程的主讲或者助教,同时协助导师们进行科研活动。
当时,系里师资紧缺。同时,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