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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之四:唯识宗的判教

判教之四:唯识宗的判教

在玄奘奠定的基础上,窥基是唯识宗思想体系的实际建立者,同样地,唯识宗判教思想也是由窥基论述的。依据窥基大师的《法华玄赞》、《法苑义林章》等,唯识宗的判教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时八宗”。
  三时,即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依据现有文献,玄奘根据《金光明经》曾经提出过“转、照、持”三时的判教说法,但是未留下记载其判教思想具体展开的文献。窥基虽也提出三时判教之说,但其却是依《解深密经》而来。具体而言,第一时指于鹿野苑所说《阿含》等小乘有教,第二时指于灵鹫山所说《般若》等大乘空教,第三时指《华严经》、《解深密经》等唯识中道教。
  八宗,即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胜义皆空宗、应理圆实宗。我法俱有宗由犊子部等所说,认为我、法俱有实体。法有我无宗由说一切有部所说,认为一切法通于三世,其体恒有,但“我”却没有实体。法无去来宗由大众部等所说,认为三世中过去与未来诸法体、用皆无,只有现在的有为法与无为法有体。现通假实宗由说假部等所说,认为不但过去、未来诸法无体,而且现在诸有为法也有假有实。俗妄真实宗由说出世部所说,认为世俗之法皆假,出世法为实。诸法但名宗由一说部所说,认为世间与出世间诸法都无实体,只有假名。胜义皆空宗与应理圆实宗由窥基所创,前者指阐明诸法皆空的经典,后者指阐明中道实相的经典。
  理佛性与行佛性的问题,在较早的南北朝地论师的有关学说中就已经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唯识宗认为,从理佛性而言,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从行佛性而言,一分众生没有佛性,因而有五种种性之说。客观地说,这种思想不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符合当时皇室上层者的需要,还是唯识宗的判教标准,因此,唯识宗的判教虽也会通各种学说,但却不以圆融为主调色彩。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唯识宗上第一个因为受到皇权的直接支持而产生的佛教宗派,在判教中,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明显,以佛教正统自居的意识也非常强烈。与三论宗不同,唯识宗断然肯定,教法有高与低、深与浅的区别,由小乘到大乘,由不了义到了义,是截然不同的层次。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中,玄奘应是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者,因此,唯识宗就以印度佛教正统传承自居,首次对包括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内的整个佛教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总结,在其判教的“八宗”中,前六宗都是针对印度佛教各家学说,后二宗则是对中国与印度佛教的全面判释。
无德不耀,耀则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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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中,玄奘应是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者,”,我以为不尽然,从玄奘赴印留学前在国内的学修经历来看,地域主要是在四川、河南及周围的一些省份,用现在的话说是中西部地区,学理方面则主要是地论系、摄论系及其争论的一些理论范畴,基本还是在旧译唯识的范围。
可以说,玄奘在印留学期间,对当时的印度佛教是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但终其一生,尤其是在他留印长达十多年后,对于整个中国佛教,是否能堪称当时中国佛教界中,“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者”,我的信心不是很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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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判教,既有《解深密经》为依据,又基本符合佛教思想史的演进历程,可谓很有研究和重视之价值的一种判教模式,但不宜再按高低优劣、了不了义,作截然不同的层次划分。我以为,可以借鉴天台宗之假、空、中三谛加以配释,按圆融三谛的思路来重新理解有、空、中三时,说有之时,空、中亦在其中,是即有即空既中,阿含说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之“有”,难道无我之“空”、中道之“中”就不在其中么?同理,说空之时,有、中亦在其中,是即空即有即中;说中之时,有、空亦在其中,是即中即有即空。虽有三时之分,是为说法、悟入之方便次第,若论法义,仍是平等一味,三谛圆融的。

至于说“八宗”,前六宗多为印度部派佛教一时之说,除说一切有部义外,其他异执从思想规模和影响上说,实不可与后二宗同日而语,把整个大乘佛教摄为二宗,与前六并列,明显不成比例,此“八宗”说模式,似乎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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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安《玄奘大师行迹事略》,大师十三岁出家洛阳,参学长安、成都,后沿长江而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河北,最后由长安出发西去取经。西去之前,学《俱舍》、《成实》、《涅槃经》、《摄大乘论》等,到印地后,更是广参博学,于那兰陀寺学习五年,于其他各地学习十二年。后来,应戒日王之请,在曲女城召开大会,无一人敢驳其一字者。回长安后,组织译场二十年,译经七十五部。

以此经历与学力,尚不够称当时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那么,该花落谁家呢?

八宗之说,价值大还是不大,耀德不再发表其他看法。不过,道友以天台三谛去配释三时,虽有一定新意,但似乎忽略了已说部分与未说部分的区别。固然,诸法本是平等一味,但在对法的诠释与表述上,还是有区别的。


无德不耀,耀则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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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看来还是观念不同的问题。

游学时到过哪个地方,和是否对盛行于该地的佛法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和学修,这根本是两回事情,比如玄奘法师留学前在国内游学时,到过江苏、浙江两地靠近内陆的边缘地带,是否他就对整个江浙的佛教和佛法,比如隋唐间兴起于江浙的天台宗、三论宗,有了全面了解和深入学修呢?恐怕未必。
再从玄奘法师在国内所研习、讲说的论典来看,重点在于《毗昙》、《俱舍》、《摄论》,是属法相、唯识的范畴;促成他西行的主要动因,是想去学习完整的《瑜伽师地论》;在《上高昌王表》中提到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国内地论、摄论师、南道、北道派诤讼的佛性当有、现有问题,决意要去印度求取正统的解说,似乎并不了解和关心,国内佛教界在佛性论方面已有的新认识、新进展,如天台、三论宗义,对于佛性问题,已经大不同于当年地论、摄论师的观点,并对他们都有所批判了。
尤其从玄奘法师回国以后开创的法相宗,能在皇室的支持下兴盛一时,却三传而衰,不能不说是由他所定下的思想基调,和整个中国佛教太隔膜了,以至于他和他的弟子们,始终难于和整个中国佛教的思想界,展开和谐的交流。说玄奘法师,是当时国内对印度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应该当之无愧,但对于中国佛教,还能否作此断言,就很难说了。

说到玄奘法师对于印度佛教的了解,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就是法师在印度广学大、小、内、外各家学说思想,唯独当那位讲授《中论》的龙智大师要传授他密法密咒的时候,玄奘大师却辞而不受!公元七世纪,正是印度佛教义学衰落、密法兴起的转折点,大乘佛教的义学状况,已经是外强中干,在面对小乘、外道的论辩挑战面前,还得靠玄奘这么一位东土来的留学进修人士出马,才能挽回点面子。而大量融摄外道的相似法,却借机兴起,如果当时玄奘法师欣然师从龙智学密,并把它传回国内,那么唐密祖师这块能迷死一大片后人的招牌,就非他莫属了,况且,还是人家龙智大师主动提出来要传授他的,这么个送上门来的大好事,玄奘法师却辞而不受,这和后世多少人为求个密法密咒,连老妈老婆都肯献出去的丑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以为,玄奘法师能作此抉择,正是基于他对印度佛教的深刻了解,他深知这类现象和趋向如果泛滥下去,对整个佛教意味着什么。学佛人,可以了解外道法,以利于明鉴内外之分、佛魔之别,但却绝不应该引入外道法来混滥佛法,何者应当学、何者可以学、何者不应当、不可以学,个中明辩抉择,观玄奘法师辞而不受之举,实为我们今世后世之学佛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耀版主要强调“已说部分与未说部分的区别”,恐怕又得陷入旧时判教的老路。比如说第一时判定为说有教,就只能看作是在说有,是已说有而未说空、更未说中,于是此有就只能作实有解,不能在即空即中义上来解,这是“六经注我”、强法从人,拿判教设定的“已说部分与未说部分”截然有别的框架,强行框定所判经教的法义解读,《阿含》说有,此有就不能是缘起、无我之“有”么?就不能是空有相即之中道义上的“有”么?更何况,《阿含》真的就未说过“无我”之“空”义、中道之“中”义么?
如此看来,不是从即空即中义上来解读有教,“忽略了已说部分与未说部分的区别”,反倒是执著于旧时判教“已说部分与未说部分的区别”的僵化思路,把有教中已说之空义、中义、即有即空即中之义,都忽略掉了吧。
同理,说空教,是否就如一类“空宗”学者执持唯自宗已说、他宗未说之“空”义,是那种只说无自性、无分别、无所得之一“无”到底、把空中具含缘起因果之有、空有无碍之中道,一概都忽略掉的“空”呢?说中道教,是否就如一类“唯识”、“唯心”学者执持唯自宗已说、他宗未说之“既说有亦说空”义,是那种说“识”说“心”是什么都有、识外心外就压根儿什么都没有的“既说有亦说空”之“中道说”,却把般若中道之真义为何,是全然忽略掉了呢?

“法的诠释与表述上,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说法的表相、侧重、次第上的区别,判教也就是根据这样的区别,分判出名相称谓上有所区别的不同“教”说,但判教的根本目的,却是在于将这些表相、侧重、次第上有区别的教说,有机地组织、整合起来,以引导学人悟入诸法平等一味之实相。如果判教反而去执著、固化“诠释与表述”层面上表相、侧重、次第的区别,形成一种观念上僵化模式或框架,去框定、割裂原本一味的法义,那么,这样的判教体系,只能成为学人学法悟道的桎梏了,遗憾的是,旧时判教的模式和观念,始终都不能免于成为此类桎梏,今人研学判教学理,是否应该有所警醒,不要再有意无意间地重陷这种桎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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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耀德说,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这本来是一个命题,可在仁道友那儿,却成了两个命题,一是对中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一是对印度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

第二,僵化或者不僵化,这都不重要。在《解深密经》里,第一时以四谛相转法轮,第二时以隐秘相转法轮,第三时以显了相转法轮,而且,判定前两时不了义,后一时了义。了义,或者不了义,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从语言,一是从内容。不知道友从何角度看,或者从另外新的角度看?

第三,判定了义或者不了义,只是表明其中的差别,并不是要以此而划出个道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弄出个誓不两立的状态来。道友总在说以悟入次第来重新认识判教,而事实上,所有的判教都是有次第的,不然,判教也就失去了意义。
无德不耀,耀则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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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耀版主的思路真是很有意思!说“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话是一句,但作为命题,当然已经同时涵盖了两种涵义,即“既是对中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又是对印度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这是一个联言命题,不是一个选言命题。
联言命题,只有当两个联言支都同时为真时,命题才为真。只要其中有一支为假,整个命题即为假。也就是说,在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中,只要对其中一国的佛教不是“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那么“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为真了,这么简单的逻辑道理,还需要补课么?
难道说,耀版主说出来的话是“对中、印两国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实际的涵义却是在讲一个选言命题,是说“对中国佛教或者是对印度佛教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只要对其中一国佛教是“了解最全面最深刻者”,命题就可以为真了?这也只能说是您表达有误,不能怪读者读解有误吧?
如果讲逻辑规则太生硬,再举个通俗的例子,我见着您问候说:“您爸妈身体都好啊?”,当然是既问候您爸、又问候您妈,要是您回答说“我妈身体还好,我爸近来有点高血压”,我一听就火了,质问您说“你这么说话算什么意思啊?我问的是‘您爸妈’,你却拆成两件事来回答,又说妈又说爸的,是不是没把我的问候放在眼里啊?”想必您一定会觉得我这人的脑子出了毛病!

耀版主说“判定了义或者不了义,只是表明其中的差别,并不是要以此而划出个道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弄出个誓不两立的状态来。”,在我看来,这正是在强调“僵化或者不僵化”的至关重要性!怎么能说“僵化或者不僵化,这都不重要。”呢?
传统的僵化的观念,就是一旦“判定了义或者不了义”,就非得要“以此而划出个道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弄出个誓不两立的状态来。”,由此就会演成是非高下、诤讼无已的乱局;这种僵化的观念,正是我们今人在研究判教学理时应该有所醒觉、加以摈弃的。
而不僵化的观念,才是“判定了义或者不了义,只是表明其中的差别,并不是要以此而划出个道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弄出个誓不两立的状态来。” ,如果说“了义,或者不了义,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从语言,一是从内容。”,那么这“其中的差别”,可以说是从语言表述这一层面上的差别,所谓“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是指不要拘泥于语言表述层面的差别执著一端、得少为足,而应该从内容、实义的层面上去通达了义,进而依于了义来融摄、贯通语言表述层面的差别,开决不了义而使之成为通向了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回到三时教,说有、说空、说中道,是语言表述层面上不得不然的先后差别,如果以“已说与未说的区别”,作僵化的分割,已说有而未说空、未说中,此有就只能解读成了实有,而不能从即空即中义上来即此有,如此说有,便是执著一端、不及其余,当然成了不了义,如果从内容、实义层面上通达于空义、中道义,再依了义来解读此有教,而成即空即中之即有,则有、空、中皆归于了义。
由此看来,所谓“判定前两时不了义,后一时了义。”,还是一种执著于僵化观念的产物,观念之僵化或者不僵化,关乎学人能否透过语言表述上的差别,去了达内容、实义层面上真谛,又怎么能说“僵化或者不僵化,这都不重要。”呢?

“事实上,所有的判教都是有次第的,不然,判教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才正是我一再强调、“总在说以悟入次第来重新认识判教”的原因所在!假如所有的判教都是没有次第的,那我“总在说以悟入次第来重新认识判教,”,岂不就成了是我在强把一己私意塞进所有的判教里去了?
既然“所有的判教都是有次第的,不然,判教也就失去了意义。”,那就是说,次第义正是所有的判教的真正意义之所在!那么,旧时不重视、不强调次第义,就是没有充分发挥判教的意义,或者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损减了判教的意义;今人研究判教,若再不重视、不强调次第义,那重提判教岂不“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此看来,“以悟入次第来重新认识判教”,正是要如其本然地充分发掘和发挥所有判教的真正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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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了,再说,有耍嘴皮子的嫌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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