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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迦禅师文章:“忠信”的束缚与解脱

昌迦禅师文章:“忠信”的束缚与解脱

“忠信”的束缚与解脱



                                     -----------昌迦禅师著文

   《论语.学而篇》 [原文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孔门弟子的曾子问:我一天都要三次反省自己,看看共事为人谋划中有没有不忠,与朋友交往时有没有守信,老师传授的我是在实践了吗?从曾子的“日三省乎吾身”,可见孔子要求其弟子在生活中去实践忠信。


  从忠信的词面上,我们看不出如何为忠信,但从“为人谋”上,可知“忠”的内容于孔子是与谋划共事有关的。而“与朋友交”则是关于“信”的对象和事件。这完全都是孔门内传习的原有内容。

   现代生活中,与人共事谋划原则讲的是行为合法性,法律中没有这类忠的立项所在。 为什么呢?因为“忠”是私情原理下的情感取向,他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 [私情 ]+ [利益 ]=忠。

   虽然公务中它也可讲忠,但[私情 ]的加入,决定了公务内之“忠”也是对人情关系的上下依从,一种“以人情为铆钉”的机械式权力臣服。有人以“忠于法律”来为忠做些辩护:认为“忠”也能服务法律。但是,法律以不讲人情的先决条件,这已否定了忠的绝对价值。对人情的忠是“与人谋” 中逃不脱的交际圈套,行忠者也许并无图获私利,但会因忠导致伤害到公众利益,所以忠只是某集团利益下的价值观,而非天下公允的准则。曾子也许常混迹于各利益集团下谋生,故而惶恐于集团权势的威淫,而不得不实践着“忠”的孔式臣服。

   “忠”是威淫下的产物,是正常人格被情感利益极度曲扭后的定义,而法律却反之在制止人群中出现这种人格变态。忠只是一种私人行为的纵容,而法律在行使公共利益的保护。虽然忠从字面上似可以忠于一切内容,但此内容与彼内容间,常不具兼容性。逻辑上,忠不是“一切内容”的共主。比如:君民矛盾,忠君必难忠民。所以,忠是小义,而非全理。

   曾子即然以忠为绝对的原则,何以能让朋友放心信任他呢?一但共事中他忠于威淫之下,朋友间的信用还会有吗?为主卖友的事,中国的古人也做过很多啊!当年易牙为了忠于他的国君主人,连父子间的人伦信用都完全背弃了,厨房中杀儿子拿人肉给主人做了汤羹,何况朋友之信用乎!所以,孔儒的“信”是低阶于“忠”的,从中暗示威淫之下有会做出弃信的判断。曾子一定在实践之“习”中,感到了忠君与信友之间存有严重现实矛盾。

   遵法守信,远比忠君守信来得可行。忠君是依人情而犯公信,遵法是依法律而信用立。曾子也在原文中以“传不习乎”的后设,分别前述对“忠”“信”的认识,显示了对“忠君守信”实践的某种怀疑。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身在千乘大国中,当事事敬重,以为做人的信用。要有节制的差使民众,以爱护人工,动用民工要公布以时限。”


   什么是千乘之国?贵族马车叫“乘”,以“千乘”泛指一国之内贵族之多,原文中含有对内容表述的环境设定。在众多贵族之间混活,由于贵族间利益有别,这种交际之复杂便不在话下。如何周旋于众贵族间呢?孔子教人要“敬事而信”。

   敬事,即事来事往中,处处小心对待,孔子与曾子比,更具有明确对象:从大国而行忠,以贵族而为友,以民而为佣!所以对下层,孔子还举例传授了驭使下民所要注意之处:即“节用”,否则,孔子警告会出乱子。这个敬字也是“警”的古文通借。如此一看,显然他们孔儒已占有贵族的高级地位。

   孔子把“为人谋”注释为是“千乘谋”,点示出孔儒只是为众贵族乃至君服务,由于贵族间的皇亲关系,孔儒忠的对象只在贵族权威的高端---国君,以此成全自己与贵族间的所谓朋友关系。而孔儒与民众的社会关系,是贵族与百姓间的对立关系。

   孔子对“朋友”的内容进行了界定,这个曾子所言“朋友”的模糊概念,孔子转用“乘”划出了它“贵族”的定义范畴。并以“用民”之话题,暗示孔儒具有贵族特权。

   所以,我们若以为孔儒真是在全心全意忠于全体民众、他的“信”是想要与百姓为友,这就大错了。孔子这里对民讲的“信”,只是关于“工期”中涉及的效率问题,而非平等人权。“使民以时”这句,只是把对百姓的“信”,归结为简单的“工期效率”之意。

   可见,为了忠,孔子的“信”对贵族和对百姓在概念上是被区别开的,对贵族之“信”是以诚为信,对百姓则是以效率为信。对贵族信之情,对百姓却信以利。

   由于孔子“忠.信”的贵族专有逻辑属性,它根本无法移用于现代政治人际关系。我们无法认可在法律之下的现代国度中,还存有贵族专有利益的“君”,也难以支持众贵族的“千乘”可继续驱使人民。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与其是孔子表明“仁”的所在,还不如说是以“仁”在强调言行必须针对明确的事件。孔子很反感意图在于改变人我原有思路的那种言论,曾子的“日三省乎吾身”里,总有随时改变自我的潜意。而孔子的“道千乘之国”,却单刀直涉“信、用、使”的确切事件,丝毫不在乎于对人如何“令色”。说白了,孔子强调为人要“少解释而多做事”------多解释人就不仁。

   所以,孔子实际是一个重实事而轻思虑的人:从“鲜矣仁”上,孔子的行动一直明确站在特权贵族一边,而不再思维动摇。故而“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儒对内部阶级立场的一种要求,而非真的不求学生能“巧言”。他只是不寄希望于用“巧言”去说服下层,
“仁”在孔儒手上,是不用“巧言令色”对民众解释,而是站在贵族一边,“使民与时”的颁布时限,直接行动驱使下民!

   其实,被孔子指为“巧言令色”的行政解释功能,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的办公能力,它是提高办公透明度的现代手段。那种对民众只颁布用工时限的做法,没有了言辞解释,无论如何都象是在驱使牲畜!

    佛教里没有讲要人“忠”于什么,只讲“皈依”。皈依范畴,不出佛教的教育机制三要素之外:目标上皈依佛,课目上皈依佛法,传授上皈依僧。佛教里戒律僧尼不向帝王行世俗拜礼,也就是说,佛教的僧尼不必“忠”于谁,他们只按戒律佛法行事。

   佛教也讲“信”,但这“信”是指“相信”,所以有“信为道之源、功德之母”的说法。这与孔儒的“信”是两码事:孔儒是从“爱人”讲的是对人事信用级别,而佛教只从“爱道”论及对修行的信心程度。

   信用是见利的,信心则见义,一个讲证物,一个讲证心。所以佛教修行有个“信愿行”的三步曲,讲“信”是修行入门的第一步,我们可千万别与孔儒的那个“信”混作一团解。

   比较下所得结论:孔子对束缚奴隶身心的奴隶主贵族之“信”,与对解放人心之佛教的“信”,两条道路一反一正。(全文完)



当下净土,自性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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