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外面是什么?
小时候,夜晚喜欢仰望着天空,数天上的星星,听大人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让自己的想象驰骋在浩瀚的宇宙中。“金星上边全是金子,水星上边就全是水……”对于这类幼稚的问题,大人自然轻松的纠正。
有一天,我突然冒出个问题:“宇宙有多大,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边界外面是什么?”大人故作淡定的说“你还小,没办法跟你解释这个问题,等你长大了就明白”显然,这样的回答很难让人满意。
这类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到哲学方面的认知,同类的问题有:“人从猿人进化而来,猿人之前是什么……”“上帝创造了世界……谁创造了上帝……”“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可以说,刨根问底的话是没完没了。据说《武林外传》中,吕秀才就是用这类问题,把靳无命给忽悠到“无命”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知道,通常一个问题出来,如果你针对问题去回答,那就意味着默许了此问题所界定的范围,而针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遵循此约定,否则就是答非所问。
如有人问,小明多少岁?在特定环境内,叫小明的只有一人,我们可按当时的情况回答小明多少岁。但如果把范围放大,那么可能有河北的小明,山东的小明,答案就会有多个。可见,问题所指向的范围,直接影响到答案。
由于我们平时问问题的时候,大都采用默认情况,而每个人对概念的理解,界定的范围往往又不完全一致,这就给了某些人狡辩的机会,他们可以举出其它反例,来证明你这个说法错误,但实际上,谈论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回事。也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很多辩论,说到最后就是在各自表述,定义的范围根本不一致,自然难以达成共识。
在问题里面,有一类是比较特殊的,此类问题一开始的约定就是自相矛盾,所指的范围都不存在,那么答案很明显,就是无解,问题本身的问法就是错误的。
比如问,宇宙的边界在哪里?一方面,宇宙的概念就包含了一切空间,定义上是包含一切,没有外面的,而边界已经隐含了一个条件,即必须有内有外才能形成,否则无所谓边界,也就是说,问题在定义阶段,既约定了没外面,同时又约定了有外面(边界概念的依赖条件)。可见,问题在定义阶段就是自相矛盾的,所指向的作用范围根本不存在,那么自然不会有什么答案,如果非要给出答案,那就只能说“没答案”,宇宙边界等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问题。如同问鸡的乳房长在哪里一样,鸡不是哺乳动物,没有乳房,后边问哪里,则无从谈起。
对于约定阶段就自相矛盾的问题,都是直接从问题阶段直接破斥,而不是针对所谓上帝,宇宙边界等问题去给出所谓的有或者无,因为这些答案都不对。
在此,指出了逻辑推理过程中,经常忽略的一个地方:“定义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只是想象中理想化的产物,而现实并非如此。仅从局部获得的经验数据,不加考量的推导,往往会得出完全违背事实的结果。
那么,在逻辑推理的时候,加上“定义域”,问题是否就都解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加上“定义域”,一些所指对象不存在,混淆概念的问题,我们可以加以区分并过滤掉。但现实中,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给出定义域,一是现实中,概念所指许多就是模糊的,难以量化。二是现象总是在变化中的,而概念却有相对稳定不变的要求。
我们知道,由概念形成的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是在特定范围内的某种共识,某种约定,要求有一定的稳定性,只有概念不变,思想才能对人有所云,交流双方才能根据约定而明白概念的含义。正因为有这种稳定性要求,当成立概念时,我们总是把它当作不变的事物固定下来以便于运用。
概念只是便于思维活动的手段,仅仅是我们思想活动的外壳,是个符号,它并不能代替事物的实际性。但是有了它,对事物就易于编排,在思想的交流上,经验的贮蓄和记录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我们用概念惯了,产生了概念就是某个实在的东西,并且试图以此来解释宇宙的种种现象,而事实上,一切事物都在变,人们所成立的概念不一定与所指的一致,在局部范围内,由于偏差小,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被忽略,但如果涉及到逻辑自指,自否定,无穷等问题时,其局限性往往就会显现出来。
譬如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里有 1 个 1 ” 这个句子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有2个1。于是我们进行修正:“这句话里有 2 个1”。
按照我们之前的思维,将1改成2就是对的了。但是改后会发现:“这句话里有 2 个1” 这句话中的“1”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变为1个了,那这句话仍然是错的。
这是个带有逻辑自指的句子,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样一个句子:
“我说的这句话是假话”
(如果我们假设这句话是真话,以此推理,得到“我说的是假话”,这和开始的假设不一致。如果我们假设这句话是假话,以此推理,得到“我说的是真话”,这和开始的假设也不一致。)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这是个带有自否定的句子。与此类似的语句,在《庄子·齐物论》里有说到“言尽悖”
后期墨家反驳道:如果“言尽悖”,庄子的这个言难道就不悖吗?平时我们也常常说:“世事无绝对”。那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绝对”呢?
古印度因明(相当于现代之逻辑)也有谈到 “一切言皆妄”,可以说此类问题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几乎是逻辑推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东西方文明在处理此类问题的取向上,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也造就了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异,可以归根为认识论上的差异。
一般而言,悖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一种论断看似谬误,但实际上却是对的。
(2)一种论断看似正确,但实际上却是错的。
(3)某一理论体系中,从某些看似正确的公理出发,根据一系列的无懈可击的推理,却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或矛盾循环。在逻辑和数学中,人们所说的“悖论”,主要指第三种形式,即自我矛盾的循环。
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由自指引发的悖论,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另一种形式,由无穷引发的悖论。
这是芝诺提出的一个悖论:当一个物体行进一段距离到达D,它必须首先到达距离D的二分之一,然后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以至可以无穷地划分下去。因此,这个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D。(从甲到乙的运动,势必先通过甲乙中间的丙;从甲至丙的中间,又须先通过甲丙中间的丁,从甲至丁又须先通过中间的戊。这样,由甲至乙中间实有无量的位数序列,即从甲至乙,永不能到达)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中国古代有个叫惠施的说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类问题的消解方法有多种,在此略举中观论者(佛教某宗派)的一种消解方法。
中观论者认为,利用他方逻辑,可以攻破他方的观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从自方心底里所承认的观点,却不能成为破斥他人观点的理由,因为以推断的方式,坚持自己所承认的理由,均会导致自方所坚持的观点更加偏执,而不会使辩论的两方,达成一致,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中观论者自不立宗,而是根据对方的逻辑,应机而破,称为随应破。
芝诺的分析,落在抽象思维的想象中,好像一除以二除不尽一样,中间有无限的序列,无限则无法到达,于是用这种方式认为动不了。
而忽略了从甲运动到乙的物体,这个物体本身就是空间的活动者,是占有体积的,既然这段距离可以分割为无限序列,那这个占有体积的物体,同样应该分割为无限序列;“这样,甲到乙之间的无限位数序列,与物体自身的无限位数序列相抵消,成为有限量的比值,有限的即能到达”。
事实上,中观论者在根本上是否定这种分析方法的,但既然你认为应该无限分割,那就随你所愿,也跟着无限分割,用错的去破错的,反过来说,无穷分割照样可以成立运动。
大致而言,东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大道至简”,从悖论反思人的认识本身,矛盾之所以矛盾,就在于认识跟事实不符,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纠正这种主观上的错误认知,所以无论印度的佛教,还是中国的道家,无一例外都会谈到“无我”,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而西方是往细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这里谈到逻辑上的悖论,只是把现实中说的矛盾给扩大化,让其更明显的表现出来而已。而因为悖论,也恰恰是悖论,让我们由此而得以反思认知的本质,甚至质疑科学权威,并进一步反观人自身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从而发觉我们与生俱来的知见,多少是违背于事实真相的,当这种错误的知见被消除的时候,便合于自然,合于事实真相,心理矛盾自然也不会起。不明白才会有问题,明白了,问题都没有,又何来的解决问题。
那么,从什么地方能够发觉我们自身的知见有错误呢?就在我们生活的一切现象中,在每一个身心的活动中,都是可以发觉的。如同大海水,不管是表面上的波浪,还是深深的海底,任意取点水尝一下,我们都可以知道海水是咸的。而自然现象也是如此,从来都没有隐藏过什么,就在于我们去发现它,发觉本来就是如此,得到事实的印证,错误的知见自然就消除了。
但是现实的难度就在于,我们用于交流的各种手段,概念,语言等等,本身就是原有认识体系的产物,当我们用此语言表述的时候,无不例外的都得涉及到自指的问题,所以我们前面要先提到悖论。
譬如,你在黑板上写着“禁止在黑板上写字”,别人就会反驳你,你自己不就在黑板上边写字么?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方法,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应该了解,正确的见解是为了破除错误的见解而存在,当它完成使命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就象你擦完屁股不会把用过的手纸留下来欣赏玩味一样,当方法产生了作用之后,你就不应该继续对方法流连忘返。
对佛法有所了解的朋友,这个时候可能会联想到《金刚经》的三句式:什么,非什么,是名什么如: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当用语言形式去表述“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面对认识本身的,总会出现自我否定这样的句式,如上边所说,我们不应当去玩味用过的手纸。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
整篇文章佛陀说了一大堆,结果还要把自己说的法,强调一遍,无所说。
还是以黑板上写字为例。当在黑板上写上“禁止在黑板上写字”,让大家看完之后,马上就擦掉,避免别人执着于上边这几个字,给别人以反驳。
我们留心观察身边的一切,任意一法,都是无常变化的。但我们对此似乎熟视无睹,摆在眼前的我们反而不在意,在认识思维上却总是要去寻找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常的。这样的思维模式,分析问题的时候,总会把东西分到最小的元素是什么?要么就是扩到无边大的那个本体是什么?
我们在特定环境下对现象进行观察归纳,于是得出各种公式,定理等。各种定理我们直接拿来用,习惯了,容易错误的认为这是不变的,是永恒的。但事实上,随着观察的加深,分析手段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前尚未发现的现象,那么这些公式定理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变化,那么也要随之改变。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执着现象背后,必须要有那么一个永恒的,不变的本体,这些公式定理之所以也会变,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这个终极不变的本体。即使说本体不可知,也要肯定此实体,安立一个无,也就是在认识上总是认为“假必依实”。
如果尊重事实,不加入自己那么多的主观预设,那么会承认世间万物确实是无常变化的,但仍然会不自觉的去抓住这个“变化”,认为这个“变化”本身就是永恒的。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时间概念的形成。
时间是为了反映事物变化而抽象出来的概念。
必须依赖于现象来谈变化,现象的变化是时间概念的具体化,脱离这些具体化的实在,抽象出来的时间观念就如无源之水。
我们所观察的各种现象的共同的特性就是变化。
变化是现象的变化,不能脱离现象单独谈变化。
现象是变化的现象,不能脱离变化单独谈现象。
不应当离开事实去幻想一个脱离于一切的客观存在的所谓时间,与其说时间的无穷性,不如说是思维上的概念在循环推导而已。
简而言之,西方思维重在“用”,世界无尽,理论知识当然也是无尽,所以发展出来的理论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复杂。东方思维重在“体”,理论再多,不出人的认识作用,反观自心,从根本处下手,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重于“用”入手快,符合人的习惯性思维,易为大众所接受。
而重于“体”入手难,要改变错误的思维习惯谈何容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