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印順法師著作和思想在大陸推展之展望
兩岸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和推動者、尊印派的學者大概都希望,《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的出版,能有力地推動印順法師的學術成果和佛教思想在大陸傳播。的確,印老著作大陸版的推出,為其思想在大陸的進一步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但如果以為《全集》一經推出,便會自然而然地引起教界學林的重視和歡迎,或者引發向佛民眾的踴躍購買,那恐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必須直面印老思想在大陸推廣時所面臨的嚴峻現實。
首先,兩岸對於印順法師的認知程度存在巨大落差。在臺灣,印順法師的大名自其入台伊始便為佛教界所熟知。法師獲得日本學界授予的博士學位之後,其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力也進一步為臺灣佛學界公認,借用一位大陸學者的話來說,「對於上世紀六、七、八十年代的佛教思想界來說,印順思想是他們理解和接受佛教思想的必須經過的一座橋樑」。[6]然而反觀大陸,佛學界大多數人是近十幾年才開始認識到印順法師的存在及其價值。即使在佛教界,也僅是念過佛學院的僧人中有一部分人知道印順法師的大名,認真讀過其著作的則更少。至於一般社會大眾,包括與佛學研究有關聯的人文學科研究者、新聞出版業從業人員,知道印老大名的著實有限。2005年印老圓寂後,其傑出弟子證嚴上人領導下的慈濟系統操辦了極為莊嚴隆重的葬禮,臺灣媒體的報導鋪天蓋地,各界名流也紛紛致哀,哲人身後可謂備極哀榮。但大陸這邊,除了佛教界的網站有較多報導之外,一般門戶網站只有一些簡短的新聞,而傳統主流媒體則幾乎完全看不到相關報導。這反差鮮明的一幕,或可作為印老在兩岸影響力巨大落差的一個縮影。
其次,兩岸對於印順法師思想的接受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在臺灣佛教界,儘管也存在對於印老思想公開或私下、尖銳或溫和的質疑,但教界和學界的主流意見,是一致承認印順法師佛學著作的思想價值和歷史地位。即便有質疑,也往往是在總體肯定其價值和影響的基礎上的商榷意見。但就大陸學界和教界而言,印順法師著作的價值遠沒有達到一致公認的地步。就筆者直接或間接掌握的不完整資訊而言,無論是在佛教界還是在學術界,無論是在資深教界長老或學界大老當中,還是在中生代和少壯派的學僧/學人當中,質疑乃至否定印順法師思想總體傾向和根本價值的不乏其人。至於一般學佛信眾當中,敵視和抵制印順法師著作的也大有人在。[7]我們甚至難以遽然斷言,在聽過印老大名的信徒當中,究竟是視其為不世出的大德者居多,還是視其為野狐禪或是外道者居多。「印順是提倡小乘的」、「印順是否定密教的」、「印順是否定中國佛教傳統的」、「讀印順的書會淡化信仰」,這類議論潛滋暗長,言之者鑿鑿其辭,不由人不信。一般從未接觸過印老著作的佛弟子因此而生起疑懼之心,不敢閱讀印老的著作,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大陸佛教界目前最有影響力的實踐形態還是傳統的禪、淨、密。印老著作中對於這三個宗派都有程度不等的批評,自然地,這三個宗派的信仰者也都對印老著作和思想有一定的拒斥。
第三,兩岸佛教界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使得兩岸對於印老著作和思想的需求度大不相同。臺灣佛教社會和文化基礎雄厚,組織林立,競爭充分,或許可以說臺灣佛教的發展已經處於一種亢龍有悔的高位盤整階段。在這樣一種現實語境中,印老著作和思想所代表的對於教理、教史作系統梳理和深刻反省的取向,有很大的現實緊迫感,能引起相當多的機構和個人的共鳴。反觀大陸,佛教的復蘇還處於一陽來複的階段,佛教界關注的重點,整體上還沒有超出收復失地、蓋廟修殿、招兵買馬的基礎建設階段。同時,大陸較為嚴格的宗教事務管理模式,為宗教服務領域設置了較高的准入門檻,使得大陸佛教組織面對的是一個迥異於臺灣的賣方市場。兩者合力的結果,使得佛教界對於人才的培養採取粗放模式,以應付寺院日常運作為首務,而印老所代表的綿密深邃的教理研究和歷史反省,反倒顯得迂闊而不切實際。
第四,兩岸佛教界綜合文化素質的差異,使得兩岸僧團對於印老著作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意願也有差異。大陸佛教自1978年以後才恢復一線生機,迄今為止,即使在僧人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佛學院,也是以初中文化程度者占主流,整體上出家眾的綜合文化素質較臺灣佛教界還有一定落差。印老的思想和著作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對於大陸僧界的主流來說,接受起來還是有難度的。
上述種種,都是印老著作和思想在大陸推展時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我們切不可以為,印老著作大陸版的推出,會自然而然地推動其思想在大陸的接受和傳播。如果不鄭重其事、妥善謀劃,《全集》的出版也很可能掀起新一波對於印老思想的非議乃至激烈批評。《全集》的出版過程固然是一波三折,但未來的推展工作可能更加艱難,需要有一種前瞻性的、系統的規劃。那麼,哪些工作應當未雨綢繆,現在就開始規劃和組織落實的呢?筆者願意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個人意見。
第一,當務之急是配合《全集》的推出,召開高規格的新書發佈會和座談會,組織較為充分的書訊和書評。新書發佈會旨在通過主流媒體、佛教專業媒體和出版業、圖書館業等專業媒體,讓《全集》的推出為盡可能多的潛在受眾認知。後續的書訊和書評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相應的座談會,則意在凝聚兩岸權威性、代表性的學術機構、佛教組織和高僧大德、專家學者的共識,標舉印老著作的傑出成就和深刻思想,澄清大眾的誤解,確認印老思想的正統性,廓清推展航程中的迷霧,為後續的推展工作奠定良好的開局。或以為這不過是細枝末節,但鑒於大陸各界目前對於印老思想的認知度和認同度,還是有其必要性。
第二,建立骨幹隊伍是推廣印老思想的關鍵環節。政治領袖說,幹部工作是事業成敗的關鍵。這句話也適用於印老著作和思想的推廣。大陸教界和學界,真正持續、深入研讀印老著作的人還寥若晨星。未來推展的首要任務,是凝聚一批有相當佛學素養的教界、學界精英,他們認同印老楬櫫的佛學研究和佛教建設的取向,願意推動印老思想成為漢傳佛教復興的有益資源。如此,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團隊的核心成員,應當以佛學院教師、都市高素質居士、知名研究機構的中青年學者為主體,在此基礎上輻射佛學院、大專院校有佛教信仰的學子、都市學佛白領。這樣一個團隊的形成,需要兩岸教界、學界通力合作。
第三,和僧伽教育特別是僧伽師範教育相結合,是推廣印老思想的重要管道。如前所述,應當將印老思想的推展,置於漢傳佛教偉大復興的恢弘視野中來考量。在此過程中,佛教教育,特別是僧教育處於十分關鍵的地位。印老著作和思想的推展,必須和僧教育緊密結合,才能獲得適恰的著力點和發展空間。僧教育的樞紐是僧伽師範教育。如果印老思想能和僧伽師範教育取得恰當的結合,相關推展便會勢如破竹,一瀉千里。
當前大陸的佛學院教育在培養人才方面不盡如人意,政、教、學各方面對此都頗為關注。其中,師資水準偏低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要突破這一瓶頸,在根本的制度性變革之前,推廣切實有效、針對性強的各類師資培訓,不失為有效的應急措施。擇取印老著作中較少具有爭議性的研究成果,將其應用於大陸佛學院系統的師資培訓,例如將印老對於印度佛教史的諸多成果(擱置其中批評密教等容易引起爭議的部分),應用於佛學院教師在印度佛教史課程方面的專題培訓,不失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樣,將《佛法概論》、《成佛之道》、《學佛三要》作為初中級佛學院教理教育的基礎教材或參考書,也不至於引起太大的反彈。
總之,新典範的引入和推介,應當盡可能求同存異,凝聚共識,求得諒解,不可狂飆突進、四面樹敵。
第四,尋求和居士群體的適當結合方式,是關係到未來印老思想是否真正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關鍵所在。
由於大陸宗教政策的特點,大陸沒有全國性的專門居士組織,以城市為單位的居士林也遠不能反映居士宗教實踐的現狀。基本上,這個範圍廣、數量大的社會群體還處於缺乏組織(組織化程度遠低於基督宗教)、缺乏管理(大部分活動處於政府宗教事務管理範圍之外)、缺乏引導(出於風險和收益的綜合評估,寺院和法師缺乏足夠的意願和有效的管道加以引導)的混沌狀態,成為大陸佛教未來發展中最捉摸不定、最令人困惑的不確定因素。隨著大陸各級政府對於佛教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評估的不斷提升,相關政策也釋放出越來越多的善意,未來居士群體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空間無疑會不斷拓展。這個群體的健康發展,是衡量未來大陸佛教活力的重要指標。印老的著作和思想,只有為這個群體廣泛接受,才真正做到了和大陸佛教的發展水乳交融。
除了通過僧團精英的引導,有必要尋求印老著作和思想直接和這個群體結合的途徑。這方面,過去半個世紀印老思想在臺灣居士階層的有效推展應當可為其大陸推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鑒。特別是和大專學佛青年、都市白領學佛青年的結合經驗,讀書會、研討班、講座、夏令營、獎學金等各種方式,相信具有較高的移植價值。
印老思想不會是、也不應該是未來大陸佛教復興的唯一思想資源,但無疑應該成為其中持久發揮作用的一支重要力量。盡其在我,不懈地致力於印順法師思想的推廣和發展,使得人間佛教成為佛弟子普遍認同的現代佛教形態,應當是所有領受印老思想法乳深恩的佛弟子們的共願,也應該是所有樂見漢傳佛教偉大復興的華夏兒女共同參與的宏業。是所禱焉。
己丑穀雨日
于《全集》編輯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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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副編審
[1] 大陸佛教界私下翻刻印老著作則更早。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福建等地就將《中觀今論》等著作翻刻流通。囿于當時條件,編輯和印刷品質無從談起。即便如此,也在小範圍內產生了積極影響。
[2] 另一大動因,是希望將以著名古琴家查阜西先生為代表的二十世紀諸位琴學宗師的遺稿整理出版,使得前賢在艱難年代完成的嘔心瀝血之作,不致在承平時期反而湮沒不彰。目前,「二十世紀琴學資料珍萃」叢書已出版《操縵瑣記》(張子謙)、《弦歌雅韻》(王迪)兩種,《汪孟舒先生琴學文集》、《徐立孫先生琴學文集》年內可望付梓,其他幾位重要琴家的文稿也在整理中。惟最為重要、篇幅最大的查阜西先生琴學遺稿,因早年油印本錯訛頗多,加之尚有大量手稿未經整理,受制於人力財力,全部整理出版所需時日恐數倍于印順法師全集出版項目。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傷。
[3] 即《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空之探究》、《如來藏之研究》、《中國禪宗史》等八種專書,以及《妙雲集》中偏重學術性、沒有明顯宣教色彩的單冊著作。
[4] 對此條修訂意見,厚觀法師回復時指出:「查王恩洋著作,的確有《人生學》而無《人生哲學》,但另有《人生哲學與佛學》,唯不知《按勞分配之哲學問題》是何書之序?」可見法師審閱之細緻。後經編輯再次核查,將王恩洋各書寫作時間和太虛法師此文寫作時間比對,確認此文為《人生學》之序無誤。
[5]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新版共1152頁,《藥師經講記》新版共130頁。
[6] 宣方(2005),《作為方法的印順:問題意識、詮釋效應及其他》,臺北:《當代》第215期,頁14;另見《弘誓》第76期,
http://www.awker.com/hongshi/mag/76/76-8.htm。
[7] 筆者認識的某位元居士學密多年,在一定範圍內小有影響,聽說筆者在編輯印老著作大陸版,正色告誡:「你這是在做大惡業啊,要背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