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梵汉入菩提行经》前言
寂天(Śāntideva,七、八世纪)著有《菩萨学集》(Śikṣāsamuccaya)、《经集》(Sūtrasamuccaya)和《入菩提行经》(Bodhicaryāvatāra)。这一史实在中国藏族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和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中有明确记载。[①]寂天的这三部佛经中,现存《菩萨学集》和《入菩提行经》两种梵本,而且都有汉译本和藏译本。汉译本中,《菩萨学集》即法护译《大乘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经》即天息灾译《菩提行经》。虽然汉译《大乘集菩萨学论》的作者题名是“法称菩萨”,《菩提行经》的作者题名时“龙树菩萨”,但现存的梵本和藏译本的作者题名均为寂天。因此,现代佛学界依然确认这两部佛经的真正作者是寂天。而《经集》的梵本迄今尚未发现。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指出,此经的藏译本“题名龙树著”,汉译本“名《大乘宝要义论》”,“无作者名”。[②]
《菩萨学集》的第一个梵文校刊本出版于1897年(Bibliotheca Buddhica, No. 1),编定者是英国学者本达尔(C. Bendall)。同时,本达尔和劳斯(W. H. D. Rouse)还将它译成英文(1922)。第二个梵文校刊本出版于1961年(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1),编订者是印度学者维迪耶(P. L. Vaidya)。这部佛经可以说是一部大乘佛学手册。它以二十七首“本颂”(Kārikā)为纲要,在阐述中引用了一百多部佛经的经文。这些佛经的梵文原本大多已经失传,因此,它提供的这些引文受到现代学者格外重视。这两部校刊本都为这一百多部佛经的经名及其引文编制了索引。
《入菩提行经》的第一个梵文校刊本出版于1889年(Russian Oriental Journal, IV),编订者是俄国学者米纳耶夫(Minayef)。第二个梵文校刊本出版于1894年(Journal of the Buddhist Text Society of India, Vol. 2),编订者是印度学者夏斯特利(H. Śāstrī)。第三个校刊本出版于1902-04年(Bibliotheca Indica, Culcutta),编订者是法国学者普善(Poussin)。这个校刊本是附有智作慧(Prajñākaramati,约八、九世纪)注释的前九品。现存梵本智作慧的注释只涉及前九品,其中还存在一些缺失。这三个校刊本问世后,相继出现欧洲语言译本:巴奈特(L. D. Barnett)的英译本(1909)、普善的法译本(1912)、芬诺(L. Finot)的法译本(1920)、施密德(R. Schmidt)的德译本1923和图齐(G. Tucci)的意大利语译本1925。在印度国内则有高善必(Kosambi)的古吉拉提语和马拉提语译本。第四个梵文校刊本出版于1960年(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2),编订者是印度学者维迪耶(P. L. Vaidya)。这个校刊本包含第十品和附有智作慧注释的前九品。
《入菩提行经》采用偈颂体,主要讲述达到菩提的修行方式。“达到菩提”也就是证得最高智慧,成就“无上正等觉”。全经共有九百多颂,分成十品。第一《赞菩提心品》赞颂菩提心,鼓励众生生发起菩提心,实行菩提心。第二《忏悔品》讲述发起菩提心后,要虔诚皈依佛、法和僧三宝;要真心忏悔,涤除以往的一切罪业。第三《受持菩提心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应该将自己所有的一切乃至生命奉献给众生,一心为众生谋利益。第四《菩提心不放逸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应该遵循菩萨学,修习善法,坚忍不拔,勇往直前,断除一切烦恼。第五《守护正知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奥秘在于守护心。而要守护心,就要努力守护忆念和正知。守护住心门,也就能守护和履行菩萨学。第六《忍辱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必须克服憎恨和愤怒,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善待众生,一心为众生造福。第七《精进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必须精进努力,摒弃懒惰和消沉,依靠意欲、勇猛、欢喜和舍弃,排除一切障碍,行善积德。第八《禅定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要保持身心清净,修习禅定,摒弃一切贪欲和烦恼。而在禅定中,要注重修习自己和他人平等,将自己和他人进行换位思考。第九《般若波罗蜜品》讲述实行菩提心是为了获得最高智慧。而最高智慧是中观的“空性”,即“人无我”,“法无我”,“万法皆空”。本品依据空论,批判了教内外种种错误见解,确认唯有空论能消除烦恼,灭寂痛苦,获得解脱。第十《回向品》讲述将自己修习菩提心获得的一切功德回向奉献给一切受苦众生及佛和菩萨。
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提到,“关于《入行论》的释论,在印度就有百余种之多,而在西藏译成藏文的释论,只有八种。”在藏译中,《入菩提行经》通常称为《入菩萨行论》(Bodhisattvacaryāvatāra)。《佛教史大宝藏论》所附的《关于菩萨行的论著目录》中,列有《入菩萨行论》以及智作慧的《入菩萨行详解》、格尾拉的《入菩萨行释》和纳波色的《入菩萨行难义释》等多种注释本的藏译本。[③]这些记载说明《入菩提行经》当时在印度很流行,而传入西藏地区后,也备受推崇。
《入菩提行经》的汉译本题名为《菩提行经》。译者天息灾出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后为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他于宋朝太平兴国五年(即980年)与施护一同携带梵文佛经来华。当时,宋太宗效仿历代译场建制,设立译经院,供来华梵僧主持翻译佛经。吕澂在《中国佛教源流略讲》的附录《宋代佛教》中论及宋代佛经翻译。他说当时所译的佛经“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密教发达正盛”。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与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的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什么影响。”[④]《菩提行经》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吕澂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指出《菩提行经》“译文拙劣,错讹甚多”。[⑤]也在另一文中指出《菩提行经》等“译文晦涩,且多错误”,“因此译出之后,对于当时的佛教义学没有发生什么作用。”[⑥]
鉴于上述情况,我这次进行《入菩提行经》梵汉对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提供《入菩提行经》的现代汉语新译,让读者了解这部佛经的原貌。从翻译学上说,经典重译也是正常现象。或者因为语言随着时代变化,译文需要更新;或者因为旧译质量不佳,译文需要改进。就这部佛经而言,重译的这两种理由兼而有之。二是探索造成这部佛经“译文拙劣”或“晦涩”的具体原因何在?
对勘工作中,《入菩提行经》的梵文原本采用维迪耶编订本,并参考普善编订本。维迪耶编订本中有些文字讹误显然是在转录和排印中出现的,我主要依据普善本(简称P本)和智作慧的注释(简称P注)予以订正。但我不直接改动原文,而是在注释中注明。
通过对勘,我们可以知道,《入菩提行经》共有十品,而天息灾译本只有八品,缺失梵本中的第三和第四品,此外,梵本第二品共有66颂,而天息灾译本只有前13颂。除了这些缺失部分,天息灾译本其他各品中,每一颂都与现存梵本相对应。梵文抄本的书写材料主要是棕榈叶(“贝叶”)或桦树皮,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散失或损坏现象。估计天息灾译本依据的梵文抄本本身存在缺失,而非译者在翻译中故意删略。
通过对勘,我们可以发现,造成天息灾译本“译文拙劣”或“晦涩”的原因,从翻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个:一是译者时常疏忽大意,没有正确辨认梵文句内或复合词内的连声,造成对一些词汇的误读;二是译者没有认真把握词语的语法形态及其体现的词与词之间的逻辑联系,造成对一些词句的误读。有些译文虽然也表达出基本意思,但由于对语法形态理解不精确,也就难免表达得不够顺畅清晰。前面提到吕澂指出“笔受者”对有关义理“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但《入菩提行经》是一部通俗佛经,弘扬大乘波罗蜜修行方式,有关中观空论的义理主要集中在第九《般若波罗蜜品》。而这个译本中“艰涩难懂的译文”并不局限于涉及义理的部分。这说明这个译本出现的问题不仅与理解能力有关,也与转梵为汉的翻译能力有关。
吕澂在论及宋代译经的质量问题时,特别点明“笔受者”的作用,这是很正确的。古代汉译佛经大多由中外僧人合译,但只署译主的名。汉译佛经的质量优劣,一般而言,“笔受”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鸠摩罗什的译本能成为汉译佛经中的上品,显然得益于诸如僧肇、僧睿和道生等这样一批优秀的“笔受”。宋代译经院的翻译机制从表面上看也很完善,设有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证义、参详、润文和监译。在《入菩提行经》的翻译中,天息灾作为译主,应该是通晓梵文经文的。证梵义和证梵文可能是来华僧人。这些僧人的佛学造诣和梵文水平也可能会参差不齐,尤其是汉译表达能力有限。他们通常会采取对梵文经文进行逐字解释的方法。笔受则是汉地僧人,一般不通晓梵文。这样,如果笔受与这些来华僧人交流不充分,便会不顾及那些词语之间的语法和逻辑关系,想当然地将它们拼凑串联成句。这就难免会偏离原意。再加上对一些词语的误读,甚至会译得面目全非。而那些来华僧人的汉译读解能力有限,也无法判断译文准确与否。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质量自然不能得到保障。
《入菩提行经》天息灾译本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通过梵汉对勘,比较容易看出。对于不通晓梵文的读者,通过我提供的现代汉语译文,也能大体领会。为了便于对照,我的译文采取尽量贴近原文的翻译方法。通常,翻译允许译者保持一定的翻译自由度,因为与原文贴得太紧,译文往往会显得生硬滞涩。但出于对勘工作的需要,我觉得有必要适当限制这种翻译的自由度,同时仍要力求保持译文的明白顺畅。
正因为提供了《入菩提行经》的现代汉语译文,也就不必对天息灾译本逐颂做出对勘说明。而对勘定重点是探讨天息灾译本中译文失误或晦涩的原因。这样的对勘说明前后共有上百处,数量已经足够。同时,这些对勘说明在前面部分做得多一些,因为后面部分中类似问题可以举一反三。事实证明,天息灾这个译本中的译文失误或晦涩确实很多,不胜枚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译本严重影响了这部佛经在汉地的流传。从中国佛经翻译史研究的角度看,古代译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本书全部文稿主要由郑国栋帮助我输入电脑。这些年来,他经常为我做一些学术辅助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在此,我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黄宝生
2010年4月22日
[①] 参阅布顿著《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第150页,民族出版社,1986;多罗那它著《印度佛教史》(张建木译)第165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②] 参阅吕澂著《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第2293页,齐鲁书社,1991。
[③] 参阅布顿著《佛教大宝藏论》,第152页,第260、261页。
[④] 参阅吕澂著《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第2293页。
[⑤] 参阅吕澂著《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第2994页。
[⑥] 参阅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第236页,知识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