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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禅道

茶道与禅道

【内容提要】 茶道与禅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住持请斋、请茶,乃是禅寺常有的礼仪。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严肃的事情,吃茶不啻是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是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但从‘心、术并重’的茶道标准来看,中国茶书的‘重术轻心’固然不对,禅门清规的‘重心轻术’也是一种缺憾。弥补这一缺憾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日本茶师。在日本,‘心术并重’、茶禅合一的茶道的真正出现,是以珠光乃至千利休、千宗旦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侘数寄’茶道为标志,它是热爱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的事物,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但日本茶道和中国禅门清规一样,过于重视禅门规矩,以致束缚了禅的活泼性和洒脱性。从吃茶的禅门教条,彻底解放出来,要到宋朝以后所开展出来的‘平常心是道’的禅茶。中国茶道,曾激发出无数浪漫美妙的诗歌和艺术,也曾吟咏出令人回味的片段哲思。但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不曾像日本那样,开展出深刻、广大而且感人的吃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道史上的一大缺撼。这一缺撼,只有在聊备一格的禅门茶道中才能稍稍弥补于万一。
【关键词】 茶道 禅道 心术并重 侘数寄 平常心是道 吃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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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禅僧仙崖义梵(1344~1431)的《茶道极意》曾说‘所谓茶道,在心非在术’,在术而非在心。‘心、术并行处,常显一味也’【转引自:[元] 明芳,《茶与禅》,[台北]常春树书坊,1992年,51页。】。 这意味,茶道必须道心与茶术合一,不可偏废。然而,中国历代茶书【中国历代茶书,主要的有下面几种: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广/异]《十六汤品》(以上唐朝);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以上宋朝);钱椿《制茶新谱》;田艺蘅《煮泉小》;许次纾《茶疏》(以上明朝)。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所着之《中国茶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6章,曾对中国历代茶书,做了简略的介绍。另外,许贤瑶《中国茶书提要》([台北] 博远出版公司,1990年),也对中国历代茶书,做了简要的说明。请参阅。】,除了像许次纾(?~1604)《茶疏》等极少数例外【《茶疏》在最后题为‘饮时’、‘宜辍’、‘不宜用’、‘良友’等各节中,讨论了吃茶品茗的时机、对象等,颇有超脱只论‘术’不谈‘心’这种中国茶书旧传统的态势。例如,在‘饮时’一节中,曾说:‘薄云小雨之时、小桥边停画舫之时、望树木茂密与竹林层层之时。’而在‘良友’一节中,也说到:‘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簟、石枕、名花、琪树。’(详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台北]常春树书坊,1987年,206~211页。)】,大体偏于术而略乎心。中国历代茶书,对于茶树产地、茶叶种类、制茶技巧、茶具好坏、茶水优劣、煎点(泡茶)方法等关于‘术’的事情,说之甚详; 但对如何在喝茶品茗当中修‘心’,甚至在什么环境、以什么心情吃茶品茗,却都略而不论。即使被后人尊为‘茶神’的陆羽(727~804),在其《茶经》一书当中,对于‘心’的描述,也不过下面简短的两句:‘茶之效用,味至而寒。是以行优而有俭德之人饮之甚宜。’【引见陆羽:《茶经.一之源》。值得一提的是,布目潮[氵+风]、中村乔《中国的茶书》([东京] 平凡社,1995年),16页(相当:张迅齐:《茶话与茶经》,[台北]常春树书坊,1987年,34页),在介绍陆羽《茶经.九之略》时,曾说:‘感到这是陆羽式的茶道的真髓。’然而检阅《茶经.九之略》的内容(参见张迅齐《茶话与茶经》,185~187页),所谈仍然不超出: 如何在野寺、山园、城邑,乃至松间、石上、王公之门等不同场合,应用不同的茶具来泡茶等技‘术’问题。其中并无和‘心’有关的描述。而且,对于野寺、山园等这些吃茶情境的描写,也完全缺如。】 而当论及茶的功用时,也只强调提神、养身的疗效,与心性的修养完全不相干。例如 陆羽《茶经.六之饮》,说到‘欲醒睡意,则令其饮茶’;而《茶经.七之事》,虽然广引华陀《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杂录》等医书和道书,但也仅仅说到茶有‘益气力’、‘身轻’、‘换骨’乃至‘可成仙’的功效。再如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点》,引《桐君(药)录》,说到:‘茶有饽【陆羽:《茶经.五之煮》说:“华之薄者谓之沫,厚者谓之饽。”因此,饽,应该是厚茶沫的意思。】,人饮之,宜于身。’【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34页。《大观茶论》所引的这几句话,也被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茶经》,161页。)】 而钱椿《制茶新谱·茶效》,则引《本草拾遗》,也只说到茶有‘止渴、助消化、去痰、除睡意、利尿、明目、增思考力’【 同上书,34页。】 等功效。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肉体性或物质性的‘身’,重于心灵性或精神性的‘心’,显然是中国历代茶书的特色。

  由于中国历代茶书所重视的,不是茶‘心’,而是茶‘术’,因此,不管是茶叶、茶具的产地,或是茶水的来源,都相当讲究。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说到:‘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凡二十八片重一斤,值金二两。’【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54页。】 这是描述‘龙凤茶’的昂贵。赵汝砺《北苑别录·纲次·细色五纲》,则说:‘又以龙园胜雪为最精品,建安人中有谓值万钱者也。’【引见张迅齐:《中国的茶书》,83~84页。】 这也是描述一种称为‘龙园胜雪’的茶叶,其昂贵的情形。而苏[广/异]《(十六)汤品·第七品富贵汤》,则说:‘世之人以金银制汤器,此唯富贵者能之,故成功而建汤业,贫贱之人不能也。’又说:‘汤器不用金银,犹作琴而不用桐,制墨而不以膏,两皆不可也。’【同上书,211页。】 [元]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也说:‘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转引自朱自振、沉汉:《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40页。】 《帝京景物略》则说: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景德镇出产的一对成化斗彩杯,‘值十万钱’【同上书,141页。】。这些都在描述茶具的奢华昂贵。而张又新《煎茶水记》,则采用刘伯刍的说法,把煎茶的汤水,依其优劣分成七等; 又依‘李季卿命从者笔记,即以陆羽口授’为标准,把茶水分成二十种【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话经》,191~197页。】。果真按照这些说法,要以天下第一水来煎点茶汤,则非达官富豪所不能为也【依《煎茶水记》,刘伯刍的七等水和陆羽的二十种水,作者张又新全都‘亲至舟中汲而比较之’乃至‘尝试而验之’。(详见张迅齐《茶话与茶书》,191页,197页。)而张又新,在唐宪宗时,官拜尚书省左司郎。足见若非达官贵人,也无法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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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茶书的撰写者,若不是本身即是达官贵人,就是为达官贵人而撰写茶书。例如,《茶经》作者陆羽,虽出身禅寺,并和皎然禅师成为忘年交,但真正影响他撰写茶书的,还是出身朝廷的达官贵人——李齐物(皇族)、崔国辅(礼部郎中)、颜真卿(湖州刺史)等人。再如,《茶录》的作者蔡襄(1012~1067),宋仁宗庆历年间,曾任福建转运使,《茶录》一书的撰写,即专门为了回答仁宗的下问而撰写的【详蔡襄:《茶录.序》,收录于张迅齐:《茶话与茶经》,219页。】。也许,这正是这些茶书不脱富贵味,以至重‘术’轻‘心’的原因吧【有关唐、宋二朝饮茶习尚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及政治社会关系》(收录于吴智和编:《中国茶艺论丛》〈上〉,[高雄] 大立出版社,1993年,1~64页],曾有详细的讨论,请参阅。另外,全面性介绍中国历代吃茶文化的著作,则可参阅: John C. Evans,Tea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92.】!

  随着‘经济起飞’,目前台湾‘茶道’蔚为风气,茶行和茶馆随处可见,喝‘老人茶’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也许受到上述这些有术无心的茶书影响,台湾的‘茶道’大体也是停留在有茶无道的阶段。茶农联合茶商,抄作茶叶和茶具的价格,品茗者竟也乐此不疲地跟进。茶道,不但不是修心养性的工夫,更不是全民性的饮食文化。茶道成了拜金主义者自我慰藉的天堂。本文试图从‘心’出发,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如此或可弥补台湾茶道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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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茶禅同一味’

  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535),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由于久坐疲累,眼皮无法张开,因此撕下眼皮,丢弃在地上。而在丢弃眼皮的地方,竟然长出一株矮树。达摩祖师的弟子们,摘下矮树上的绿叶,酿制成水饮用,竟能保持禅坐的清醒。这即是禅茶的来源【详见兰丝·罗斯(Nancy Wilson Ross)着、徐进夫译:《禅的世界》(The World of Zen),[台北] 志文出版社,1994年,188页。】。这当然是一则美丽但却虚假的传说,然而茶道确实和禅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这点,程光裕《茶与唐宋思想界与政治社会关系》、方豪《宋代僧侣对栽茶之贡献》、吴智和《和尚烘出名的松萝茶》【这三篇论文都收集在吴智和编:《中国茶艺论丛》(上)。】、中村乔《泡茶法的兴盛与宜兴茗壶》【收录于吴智和、许贤瑶主编:《中国古代吃茶史》,[台北]博远出版公司,1991年,147~169页。】,以及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中国茶文化》【[台北] 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朱自振、沉汉《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 文津出版公司,1995年。】等书的某些章节,乃至荷斯特·汉弥恪(Horst Hammitzsch)《茶艺中的禅》一书【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0.】,已有相当详尽的说明,本文不再赘言。下文试图从禅门清规和语录,乃至日本茶师的部分作品,来讨论茶道与禅道之间的关系。

  多田侑史《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曾说到佛教和茶的关系,共有三种: (1)宗教性祀礼仪之茶; (2)寺院、僧侣间内外接待礼仪之茶; (3)为解大众之饥渴所施之茶【多田侑史着、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162页。】。多田氏所说的三种佛门茶,虽不限于禅茶,但却包括禅茶。检阅唐朝禅门高僧百丈怀海(720~814)的有名著作——《百丈清规》【《百丈清规》的原本,已经散佚。目前的版本,都经后人删改而成。】,和茶有关的禅门礼仪,确实有这三种【例如《敕修百丈清规》卷三《住持章第五.迁化》,即列有‘挂真举哀奠茶汤’、‘出丧挂真奠茶汤’等和丧仪有关的供茶礼仪。(详见《卍续藏》第111册,511b,512b。)同书卷四《两序章第六》,也列有‘方丈特为新旧两序汤’、‘堂司特为新旧侍者汤茶’乃至‘头首就僧堂点茶’等等和寺院僧侣间之茶礼有关的规定。(详前书,526a~529a。)而同书卷六《大众章第七》所列‘赴茶汤’等清规,则可视为和解渴有关的吃茶礼仪。(详前书,5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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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种佛门礼仪当中,和茶道、禅道关系最密切的,要属第(2)种。清朝禅僧仪润,在注释《百丈清规》的巨著——《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六《请斋茶》当中,即曾细说禅寺方丈请众僧吃茶的规矩:

  凡方丈请斋(或请茶),堂中首众,预表堂云:‘今日方丈和尚请斋(或请茶,诸师各具威仪)。’外诸寮执事,集至客堂候,侍者请会齐,堂师照执次序……分次序座,和具威仪,不得言语。杯盘碗箸,不得作声。斋毕(或茶毕),若住持有说,听毕,一齐起立出位,向上排立。维那云:‘大众师礼谢和尚。’礼毕,各回本处【引见《卍续藏》第111册,752b~753a。引文中括弧内的字句,皆为原书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原书还说:‘凡结制、解制、冬至、除夕、元旦等大节,住持当请方丈斋,及犒劳两序新旧茶汤、点果五色。’【同前引。在这段引文的后面,《百丈清规证义记》的作者还说:‘证义曰:方丈请斋、请茶,事非一端。此只言节序普请序执之规也。或新安单,或新请执,或别有事,均有斋茶之设。大约住持之待众也。’(同前引)】可见住持请斋、请茶,乃是禅寺常有的礼仪。另外,宋朝禅僧长芦宗颐所撰写的《禅苑清规》卷一,在题为《赴茶汤》的一篇清规当中,也详述受邀喝茶的禅僧所应遵循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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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门特为茶汤【‘特为茶(汤)’一词,《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4184页,曾作这样的解释:‘禅林用语。禅林中,特为住持、首座、知事等特定之人供应茶水;或于每年一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等日之饭后,特为大众供应茶水,称作特为茶。若于夏安居之初,为新来修行之僧侣或新到任之职事特备茶水,其所安排之座位,依人数及性质而有所定规,据丛林校定清规所载,有特为茶八出座、特为茶六出座、特为汤四出座等数种。[敕修百丈清规卷四堂司特为新旧侍者茶汤条、方丈特为新旧两序汤条]。’】,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请已,须知先赴某处,次赴某处,后赴某处。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皇错乱。如赴堂头茶汤,大众集,侍者问讯请入,随首座依位而立。住持人揖,乃收袈裟,安祥就座。弃鞋不得参差,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正身端坐,不得背靠椅子。袈裟覆膝,坐具垂面前,俨然叉手朝揖主人。……吃茶不得吹茶,不得掉盏,不得呼呻作声。取放盏床,不得敲磕。如先放盏者,盘后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错乱。右手请茶鹚,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茶罢离位,安详下足。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宋]宗颐:《重雕补注禅苑清规》卷一; 引见《卍续藏》第111册,883a~b。)】。

  从上引两段有关请茶和赴请的清规看来,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严肃的事情。如果把吃茶视为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实不为过。检阅历代禅门清规,都不曾像一般茶书那样,规定如何辨别茶叶的好坏、水质的优劣、乃至茶具的粗雅。禅门中虽设有‘茶头’一职,专门掌管茶役【《敕修百丈清规》卷四《两序章第六.例职杂务·寮元》,曾对‘茶头’一职,做了这样的规定:‘寮元: 掌众寮之经文、什物、茶、汤、柴、炭,请给供需、洒扫、浣濯、净发、[木+施] 巾之类。每日粥罢,令茶头行者门外候。众至,鸣板三下。大众归寮,寮长分手,寮主、副寮对面左右位,副寮出烧香,归位。茶头喝云:‘不审!大众和南。‘遇旦望点汤,鸣板集众,烧香、行汤,如常礼。’(引见《卍续藏》第111册,521b。)】,但看来也并非善于‘煎点’的高手。在这些吃茶的禅门清规里,如果把‘茶’字改成其他食物,例如改成第一段引文中的‘斋’字,仍然可以成立。这意味这些吃茶清规,不必专为吃茶而立; 也意味禅门中的吃茶礼仪,重视的是内在的禅修,亦即‘心’的追寻,而非茶叶或水质的好坏,乃至茶壶的优劣等等外表的、仅仅和‘术’有关的技巧。[唐] 玄觉(665~713)《永嘉证道歌》,曾说:‘行亦是禅,坐亦是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刃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闻闻。’【引见《大正藏》卷四八,396a。】这样看来,吃茶只是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而已。无疑地,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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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仙崖义梵‘心、术并重’的茶道标准来看,中国茶书的‘重术轻心’固然不对,禅门清规的‘重心轻术’,毕竟也是一种缺憾。把这一缺憾做完美弥补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一些日本茶师。

  一般都把日本临济宗开宗祖师--荣西(明庵荣西,1141~1215),视为日本茶道的首倡者。荣西在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4年,1168年)和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14年,1187年),两度来到盛产茶叶的中国浙江天台山求法。并且随侍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参究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回国后,撰写《兴禅护国论》、《吃茶养生记》等名作。其中,《吃茶养生记》即是荣西禅师的茶道论书。该书基本上是陆羽《茶经》‘重术轻心’的日本翻版,但却大篇幅加入‘服桑木法’、‘服桑椹法’、‘服高良姜法’,乃至以阴阳五行说明医理等等和吃茶无关的内容。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心术并重’、茶道与禅道合一的茶书,不如说它是一部建立在中国古代医学和药学的医书【详见古田绍钦:《荣西·吃茶养生记》,[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94年,401~416页。】。

  在日本,‘心术并重’、名副其实茶、禅合一的茶道,要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乃至千利休(1522~1591)和千宗旦(1578~1658)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侘数寄’茶道,才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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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侘数寄’又作‘侘数奇’,那是热爱于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之事物(例如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元明芳:《禅与茶》,44页,曾引桑田宗亲:《茶道辞典》(东京堂,昭和31年),解释‘侘’(原作‘佗’’:‘佗这个字……系表现不满或不足的状态之谓。而且对这种不足状态求得满足,认为已足够,没有求他心。这种人称佗茶人,有脱俗化的特处。’而在同书58页,则对‘数寄’一词,做了底下的说明:‘第一数寄就是爱好……尤其对嗜好风流文雅之道者称为数寄。第二从字义上来说系“又数寄心”之意,所以对和歌、俳句(原注: 日本式短诗以五、七、五字数所成)或是茶道寄心者即称‘数寄’。第三即把数寄的寄当做奇,变成无法除开的奇数,不完整的东西,不均衡的事物,指半缺不全的茶具含有无穷妙味之特性。或是对这缺陷处得到满足感……。还有第四即把数寄屋又称空屋,数寄系空的。’另外,有关珠光、绍鸥和利休所建立的‘侘数寄’茶道,详见: 成川武夫《千利休:茶.美学》,玉川大学出版部,1983年,10页,48~51页,154~158页。】。九松真一《禅.美术》,曾列出禅门艺术的七种特质: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九松真一:《禅.美术》,思文阅,1976年,23~39页。参见吴永猛:《禅画欣赏》,[台北] 慧炬出版社,1990年,185页。】。茶、禅合一的茶道,也是一种禅门艺术,自然合乎这七种特质。因此,把这七种特质,视为‘侘数寄’的注释,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事了。被尊为日本‘茶圣’的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侘数寄’茶道,曾以下面这首诗歌,说明他建造茶屋(数寄屋)的理念:

  一眼望去/ 没有花朵/ 没有着色的叶子。/ 
海滩上 坐落着/ 一椽孤寂的茅屋
在秋夜朦胧的/ 微光下【转译自:Kakuzo Okakura,The Book of Tea,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Inc.,196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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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种‘侘数寄’的茶道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千宗旦曾撰有《茶禅同一味》五卷,阐明禅道和茶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卷的标题是:‘茶事以禅道为宗’,并在内文说:‘一切茶事所用,皆不异于禅道。’【下面有关千宗旦《茶禅同一味》的译文,皆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53~93页。】 开宗明义标举茶道和禅道合一的基本理念。因此,对于点茶规矩的描述,也和前文《百丈清规》或《禅苑清规》中的描述,大体相同。例如:‘托于茶事,求自性的工夫别无其他,只在主一无适,一心操作茶器进入三昧境地里。’【引文中的‘主一无适’一词,译者元明芳,曾做这样的说明:‘此处所提“主一无适”即成为仅有唯一的,而一心进入三昧境。例如操作茶杓时彻头彻尾成为一根茶杓,自身完全变成一根茶杓后,要做到毫无自己的主体性地步才可。’(引见元明芳:《禅与茶》,66页。)其中,‘三昧’是印度梵文samadhi的音译,乃禅定工夫的一种。】又如:

  尚对放置器物,而要离手时,心思一点也不能松懈,而对其次要操作的器物,移转心思,无论到何处也要专注精神。如此而点的做法称为气续点【元明芳曾对‘气续点’一词,做这样的解释:‘“气续点”,即是气的体质连续着的点茶意味,茶事绝不可以马虎行事。片刻都不能有松懈的心理状态。始终保持严肃,而且又是无心的动作。’(引见元明芳:《禅与茶》,67页。)】。……因此只管专心尽志勤练茶处的三昧修行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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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引这两段注重禅(心),而轻忽茶(术)的‘茶禅同一味’,还不足以看出千宗旦茶道的特色。他的特色,应该是在吃茶的平民化。在千宗旦《茶禅同一味》一书当中,最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茶具的描述:

  禅茶之器物,并非美器,亦非宝器,更非旧器,而以圆虚清净之一心为器。此一清净为器,系禅机之茶也。以名器著称供世赏玩之茶器,何贵可道。为饮一茶而购置无价之宝器,秘藏于库当宝,又有何益可言。……总而言之,不管也不该谈论器物的好坏。去掉善恶的两样邪见,于自己心中素求实相清净之器物。

  引文说到‘圆虚清净之一心’才是真正的清净的美器、宝器。千宗旦似乎特别重视‘圆虚清净’和‘一心’; 因此,《茶禅同一味》对于‘一心’有这样的解说:‘一心之器,并非人的作为陶铸之事物,系天地自然之器也,故具足阴阳日月,森罗万象……。’而对于‘圆虚清净’,则有下面的解释:

  不断奋起勇猛心悲切尽禅茶工夫,即能免王者的牢狱,死后关闭三途之门户,必定能升天得道。有如此成就者,谓之天地同一,圆虚清净之宝器。亦把此称做禅茶之机。古瓯陈器,非凡的奇玩,与之相比又有何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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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地,这种茶具观,乃是从无形的、形而上的‘心’,亦即禅道的观点,来阐释有形的、形而下的茶具。

  千宗旦的茶具观,显然来自他的祖父——千利休。千利休《茶汤百首》中,曾有这样的一首: ‘持有一釜就能做成茶汤,爱好万般道具为拙劣也。’【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23页。】 另外一首则是:‘不论有或无,好茶具多么不重要! 真正的(茶)道不需要它。’【转译自: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p.60.】 而在《杂谈集》卷下,也曾记载:千利休曾对着那些斤斤计较茶具好坏的客人,当面训斥说: ‘茶道具的好坏或新旧的鉴定系商人所为。如好此道之有志者,不管是一只破折钵(原注: 研磨用的器物),也可适所适用,更超越是否被使用于茶汤上,应该称赞为数寄才对。’【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82页。】 由此可见千利休和千宗旦具有相同的茶具观。千利休和千宗旦的茶具观,对那些热中茶具好坏、贵贱的人来说,着实具有暮鼓晨钟、振聋发聩的功效。也许,从这种茶具观,正好可以看出千宗旦之所以被后人呼为‘乞丐宗旦’【‘乞丐宗旦’一词,乃相对于‘姬宗和’一词。宗和,即金森宗和(1584~1656),其茶风以奢华见称,和千宗旦的简朴正好相反,因此而有‘乞丐宗旦,姬宗和’的说法。千宗旦之所以赢得‘乞丐宗旦’的美名,除了因为茶风简朴之外,还因为他的生活近于贫穷乞丐的缘故。(详见多田侑史着、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118~122页。)】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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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侘数寄’的茶道理念,最感人的,还不在茶具这种特定器物的平民化,而在强调整个煎点过程的平凡无奇; 无疑地,这是前述九松真一所谓的禅艺术的‘简素’和‘自然’。千利休曾作有这样的一首短歌:‘茶汤就是使水沸滚而泡成茶,如予饮用的事物也。’【转引自元明芳:《茶与禅》,18页。这道短歌后来被改为:‘茶汤就是使水沸滚而泡成茶,如予饮用时即须求了解其根。’(同前引)可谓画蛇添足,韵味全失--失去原歌平凡自然的‘侘数寄’特色。】 还有一次,有人问他有关茶道的秘密,他回答说:‘你燃起炭火,将水烧开到适当的程度,而后使茶产生适当的滋味。你(在茶屋里)安排花木,就如(它们)正在生长着一般。在夏天,你暗示凉爽,冬天则托出温暖,此外别无其他秘密。’【转引自兰丝.罗斯着、徐进夫译:《禅的世界》,190页。】 千利休还针对这个问题,吟咏了下面的诗句:

  茶汤只此而已:/ 首先把水烧开,/ 接着将茶注入,/ 而后适度饮之,/ 须知全在这里【转引自前书,191页。】。

  而当千利休吟咏这首诗歌之后,问话者略带轻蔑地表示这样的吃茶法,他早就知道的时候,千利休正色地说:‘如果有人已经熟知此道,我乐意拜他为师!’【转引自前书,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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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利休这些话,让笔者想起鸟巢道林禅师(741~824)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段对话:

 (白居易)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鸟巢禅)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礼而退【《指月录》卷六《鸟窠道林禅师》; 引见《卍续藏》第143册,125a。】。

  千利休的崇尚简素、自然和平凡,还可以从下面这则逸事看出来【下面有关千利休的逸事(包括两首诗歌),皆见多田侑史着、 罗成纯译:《数寄: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侘数寄’茶道,往往和日本传统文学里的和歌、俳句有关【参见前揭元明芳:《禅与茶》,44页。】。在日本茶道中,流传着下面这首口诵短歌:

  留心细看,啊!/ 那秋天原野草丛间 / 不正野花纷然【这首茶道中的口诵短歌,和下面这首俳句集——《续虚栗》所收录的松尾芭蕉(1644~1694)的名句,实有同工异曲之妙:‘细看下,荠花绽开篱墙根。’(转引自:多田侑史着、罗成纯译:《数寄: 日本茶道的世界》,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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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首平凡无奇,但却意趣盎然的口诵短歌,《茶汤古事谈》曾有下面的记载: 千利休的师父--武野绍鸥,某日,正在教导千利休有关‘路次’【原注:‘即露地,草庵式茶园之庭园。’】的道理时,曾以上面这首口诵短歌为例,说了下面的几句话:

  古人谓要体会此歌,若是如此,则作此歌者必嫌路次内有开花之木。……恐来客不赏席中之花,故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

  ‘路次’,在千宗旦的《茶禅同一味》里,名为‘露地’,乃草庵式茶屋(数寄屋)所在的周围庭园。前文说到千利休为了表达他那孤寂的茶道理念,曾作有一首诗歌:‘没有花朵/ 也没有着色的叶子/ ……/ 一间孤寂的小屋/ 坐落海滩上。’这不正和绍鸥所说‘不在路次上植开花之木’的本意相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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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千利休的路次理念,决不只如此。他之所以强调在路次中‘没有花朵,也没有着色的叶子’,不只是要我们‘赏席中之花’,而且是要我们赏路次中草丛里纷然绽放着的自然界的野花。千宗旦《茶禅同一味》里,曾把‘露地’定义为:‘脱离一切烦恼,显露真如实相之故,谓之露地。’【转引自元明芳:《禅与茶》,89页。】在前往茶屋(数寄屋)品茗的半途中,徐徐而行地走过素朴的庭园(路次、露地),庭园中,没有华丽名贵的建筑,没有灿烂缤纷的花木,却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自然界中的野花、野草,而达到断除一切烦恼、体悟真如实相的目的; 这是千宗旦对于‘露地’的看法。相信,这也是他的祖父千利休对于‘路次’的真正理念【千利休曾作有一首诗歌,说到他对路次或露地的理念,值得我们注意:‘花园小径!/ 远离无常的世界/ 仅为我们留下了道/ 此时何不抖落/ 心中的尘埃?’(转译自: Horst Hammitzsch: Zen in the Art of the Tea Ceremony,p.60.)这首诗歌,和千宗旦对于露地的描述,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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