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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先驱者的止观实践

天台先驱者的止观实践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慧文和慧思两代禅师的禅法思想和止观实践。认为,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将宗教理论悟解与大乘禅法实践加以结合。并指出,慧思早年偏重坐禅和苦行,但在师事慧文后,因受慧文影响,在保持北方禅僧苦行坐禅传统的同时,加入了‘定慧相资’的止观内容,开始对‘观’法的重视。从慧文重视《大智度论》,到慧思和智顗依《法华经》、《大智度论》,并逐渐转向以《法华经》为立宗经典,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这对于理解天台宗的形成颇有助益。文章最后论述了天台先驱者与早期楞伽师在禅法方面的相似之处,指出正是这种相似使得他们的禅法遭受到佛陀——僧稠系统为代表的北方禅师的排斥,转而向南方地区传播。
【关键词】 观心 因定发慧 定慧双开 止观实践
  佛教天台宗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在它的实际创始人智顗之前,尚有先驱者慧文和慧思两位禅师。慧文和慧思早年在北方传授禅法,是众多的禅法派系之一,致力于止观实践。他们的禅法及其境遇都与早期楞伽师相似,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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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关慧文生平的资料很少,在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因此他的籍贯、生卒年月等均已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只能从道宣的《慧思传》以及智顗、灌顶等人的有关著述中,了解慧文的大致面貌。在早期形成的天台宗传记著述中,如唐代慧祥的《弘赞法华传》、唐代僧详的《法华传记》等,都还没有提到慧文。所以,最有价值的还是道宣《慧思传》对慧文的追记。据《慧思传》说,‘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慧思传》,见《续高僧传》卷一七,《大正藏》卷五十,562c。】。从这一记载看,慧文是在北方地区聚徒坐禅且有一定影响的禅师。又由灌顶《摩诃止观》的缘起部分所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可知他主要依《大智度论》立说,并指导禅修。因此,慧文一方面奉行北方普遍遵行的禅修,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禅法思想,为天台止观学说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慧文的宗教活动时期大约在北朝魏、齐之际(535~557),身后没有留下禅学著作。宋代天台宗史书《佛祖统纪》认为,慧文是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时的‘行佛道者’。还认为,慧文于‘高齐之世,聚徒千百,专业大乘;独步河淮,时无竞化;所入法门,非世可知。学者仰之,以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师以心观,口授南岳。岳盛弘南方,而师之门人在北者,皆无闻焉’【《佛祖统纪》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这是志磐在综合当时存在的各种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虽有一定历史依据,但其资料价值远非《慧思传》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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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摩诃止观》‘文师用心,一依《释论》’之说,《佛祖统纪》卷六还作了以下发挥:

  文师既依《大论》,则知尔前非所承也。师夙禀圆乘,天真独悟,因阅《大智度论》引《大品》曰:欲以道智具足道种智,当学般若;欲以道种智具足一切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当学般若。论自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断一切烦恼及习,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此中为令人信般若波罗蜜故,次第差别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是故如是说。复此,虽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后次第。……师依此文,以修心观。《论》中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岂前后而获?故此观成时,证一心三智,双亡双照,即入初住无生忍位。师又因读《中论》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顿了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师既一依《释论》,是知远承龙树也【同上书。】。

  关于这段文字,姑且不论是否出自慧文,就其与慧思、智顗禅法思想的一致性而言,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慧文重视《大智度论》,到慧思、智顗依《法华经》、《大智度论》,并逐渐转向以《法华经》为立宗经典,确实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对于理解天台宗的形成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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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等的记载,在智顗之前,禅法相承共有八家,其中所谓‘第七文禅师’,即指慧文;‘第八思禅师’,即指慧思。除了慧文、慧思与智顗三代前后相承,其余六师大约都是同时代人,曾互相参证,未必亲传。道宣的《慧思传》说,慧思在慧文处悟‘法华三昧’,又往鉴师、最师等处述己所证,皆蒙随喜。他的《智顗传》又说,智顗受学于慧思,慧思从道于就师,就师受法于最师。

  八家禅师在禅法上都重视观心法门,即所谓‘融心’、‘本心’、‘寂心’、‘了心’、‘踏心’、‘觉心’等。这种禅法与僧稠系统‘四念处’小乘禅法距离较大,但与达摩系统安心壁观大乘禅法比较接近。尤其是慧文‘多用觉心’,更与达摩的‘理入’说有相似之处。所谓‘觉心’,指本觉妙心,相当于佛性。因为一心之灵性本来离却迷妄,本来觉悟,故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多用觉心,就是要因定发慧,通过禅定修习,发现本觉之性,带有止观并重的色彩。这一思想,相当于达摩禅通过凝住壁观而体悟凡圣等一、与道冥符。这也就是说,慧文的禅法同样具有宗教理论悟解与大乘禅法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只是,达摩依据的是四卷本《楞伽经》如来藏佛性思想,而慧文依据的是《大智度论》般若智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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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然又说:‘如此观之,虽云相承,法门改转。慧文以来,既依《大论》,则知是前,非所论也。’【《止观辅行传弘决》,《大正藏》卷四六,149b。】这表明,慧文的禅法因以《大智度论》为依,所以又与其他诸师并不一致,具有一家之特色。由他所传授的观心法门,后来为慧思、智顗继承,智顗在临终前曾以《观心论》口授弟子。湛然对此评述道:‘观心,乃是教行之枢机。’(《法华玄义释签》卷一三)从天台宗的立场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标志着从慧文到智顗的一脉相承关系。后来,《佛祖统纪》将道宣《慧思传》所说‘从受正法’,改写为‘师以心观,口授南岳’【《佛祖统纪》卷六,《大正藏》卷四九,178c。】,即以‘心观’口授替代‘正法’之传,以突出天台宗‘一心三观’的师承关系。虽然它没有多少史实依据,但从慧文‘观心’法门角度看,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从以上分析看出,在禅师辈出的北朝,慧文虽非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的禅法个性鲜明,带有某种革新的意义。与达摩相似,他不仅遵行禅法实践,而且重视智慧解脱。这两个系统的禅法,最终演化为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决非出自偶然。但在北朝时期,他们的禅法影响远逊于僧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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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宣对一般禅者单纯坐禅入定而不重智慧、忽视经典的现象,曾经提出过如下的批评意见:

  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往繁焉。或复耽着世定,谓习真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掐而称禅数;衲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又有依托堂殿,绕旋竭诚;邪仰安形,苟在曲计。执以为是,余学并非。冰想铿然,我倒谁识。斯并戒见二取,正使现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鲁。向若才割世网,始预法门,博听论经,明闲慧戒。然后归神摄虑,凭准圣言。动则随戒策修,静则不忘前智,固当人法两境,真俗四依。达智未知,宁存妄识?如斯习定,非智不禅,则衡岭、台崖扇其风也。【《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总论》,《大正藏》五十,597b。】

  在他看来,隋唐时期禅僧的这类风气,渊源于北朝重禅定轻智慧的习惯。因此,纠正的方法应当是‘归神摄虑,凭准圣言;动则随戒策修,静则不忘前智’。道宣指出,南岳慧思、天台智顗的定慧双修、止观并重,与北方地区普通僧侣的单纯坐禅不同,开了一代禅学新风。对此,汤用彤先生曾发表过以下精辟见解:‘北朝末叶,衡岳慧思、天台智顗极言定慧之必双修,或亦意在纠正北朝一般禅僧之失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61页】天台止观学说至智顗而成熟,但追溯其源头,确实应归之于慧文的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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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慧思(515~577),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境)人。他于十五岁(529)出家修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卷四六,787a。】。年二十(534)时,受具足戒。此后一段时期,他仍以持诵《法华经》和实践苦行为主。据慧思自着的《立誓愿文》,表明这种苦行实践乃基于深刻的末法思想。这时期的慧思,俨然一位谨守戒律、注重苦行、认真实践的北方禅僧,他与当时北方禅者最大的区别,是以《法华经》为所依,通过对《法华经》的持诵,为后来开悟‘法华三昧’奠定基础。从慧思《立誓愿文》可知,当时北方社会的战乱环境和生存状态,与佛教的人生哲学完全相符,所以有必要偏于禅坐和苦行实践,以作对治。

  其后,慧思又因感梦而‘勤务更深,克念翘专,无弃昏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由此苦行,得见三生,所行道事’(《慧思传》)。所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是指以坐禅和持诵《法华经》为日常功课。而在他阅读《妙胜定经》后,‘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支’(《慧思传》)。意思是说,从此而更加注重禅定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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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归依慧文之后,因受其师影响,慧思‘性乐苦节,营僧为业,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昼夜摄心,理事筹度’(《慧思传》)。一方面保持着北方禅僧苦行坐禅的传统,另一方面接受了摄心观心的思想,转向‘定慧相资’的止观实践。从道宣《慧思传》的记载看,慧思既接受了慧文的思想影响,却又不满足于慧文的禅法,故而作出重大改造,云:

  讫此两时,未有所证。又于来夏,束身长坐,系念在前。始三七日,发少静观,见一生来,善恶业相,因此惊嗟,倍复勇猛。遂动八触,发本初禅。自此禅障忽起,四肢缓弱,不胜行步,身不随心。即自观察:我今疾者,皆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身如云影,相有体空。如是观己,颠倒想灭,心性清净,所苦消除。又发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岁,慨无所获,自伤昏沈,生为空过,深怀惭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间,霍尔开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十六特胜,背舍阴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

  这就是说,‘昼夜摄心,理事筹度’的止观修习,最初未能使慧思有所证入,他便转而作系念长坐的传统坐禅工夫。但是,这种传统坐禅反而导致‘禅障忽起’、‘身不随心’。于是,他重新审察自己的禅法,回复到慧文传授的因定发慧、止观并修,只是他把‘观心’置于更突出的位置。通过对‘心’的观察思维,慧思认识到‘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这是典型的大乘空观思想,其背景是《般若经》和《大智度论》,虽继承了慧文,但已有所发展。在这一思想前提下,他‘又发空定,心境廓然’,随后便‘霍尔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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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思的开悟,既受惠于慧文因定发慧的思想,又得之于他长期持诵《法华经》的利益。所谓发‘空定’,是指进入观诸法实相的禅定,它既与《大智度论》般若中观思想一致,又与《法华经》的‘但念空无相无作’之说相通。所以说,慧思开悟的内容是‘法华三昧’、‘大乘法门’。在他看来,《法华经》要高于大品《般若经》;前者说的是‘圆顿’教旨,而后者只是说到‘次第’禅观。他后来曾指示智顗:‘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慧思传》)由此可见,慧思之于慧文,在佛教思想上有两方面的联系:就继承而言,慧思的禅观吸收了《大智度论》反映的大乘中观学说;就发展而言,慧思最终悟得的是《法华经》诸法实相原理。

  当慧思在慧文处证悟‘法华三昧’后,他曾‘往鉴、最等师,述己所证,皆蒙随喜’(《慧思传》)。这就是说,他的证悟,不仅为慧文所承认,而且为同时代的部分禅师所首肯,从而扩大了在教界的影响。从《立誓愿文》看,慧思的开悟,还与他曾广泛参访著名禅师、深入研习大乘经典有密切联系。比如他说:‘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恒居林野,经行修禅’;‘恒在河南习学大乘,亲觐供养诸大禅师,游行诸州,非一处住。’这使他接受到禅学各种流派的影响,思想上带有开拓进取的色彩。从证悟的主体角度上说,慧思强调的是自悟,即所谓‘霍尔开悟’,‘不由他悟’;‘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因此,他本人未曾强调与慧文的师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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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慧思对自悟的强调,使得此后形成的天台宗特别注重智慧的开发,不苟同于该时代一般禅系的枯坐冥想。同时,慧思本人虽无意于确立师承系统,但这并不表明可以否认慧文对他的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学说上的传承和法统上的联系。《慧思传》所说‘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乃往归依’,指师徒关系的存在;‘从受正法’,指禅法授受的事实。

  慧思在开悟‘法华三昧’后,逐渐完成他的思想体系和止观实践。

  据《慧思传》记载,慧思受诸多禅师认可后,‘研练逾久,前观转增;名行远闻,四方钦德;学徒日盛,机悟实繁’。于是,‘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结果,‘众杂精粗,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兴谋,谋不为害’。这表明,由于他以大、小乘经论为依据,为徒众讲说禅学,从此招来是非乃至陷害。若按《立誓愿文》所说,因论议、讲说大乘经典,尤其讲说大乘般若之学,使他一再受北方‘末法’僧徒的干扰,乃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以此为理由,他‘意决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年三十四(548),他由河南兖州(辖今河南东北地区)‘舍众渡向淮南山中’。年三十六(550),齐文宣帝敕召国内大禅师入内台供养,慧思予以拒绝。年四十(554),再次南移,入光州大苏山。

  《慧思传》又说,慧思的原意,是想直下武当、南岳,完成止观实修,但因‘值梁孝元倾覆,国乱,前路梗塞’,故‘权上大苏山’。这一地区属于‘陈、齐边境’,因而‘兵刃所冲,佛法云崩,五众离溃。其中英挺者,皆轻其生重其法,忽夕死庆朝闻,相从跨险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资,施以理味’。可见,慧思的南下,给陈、齐边境地区的僧侣以新的希望,使他成为这一地区事实上的佛教领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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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光州,慧思受大众之请,讲说《般若经》和《法华经》,‘随文造尽,莫非幽赜’。从上述情况看,慧思似乎已经摆脱了北方禅界徒众的干扰和迫害,这显然是地区性佛学的差异在发生作用。慧思能在光州顺利讲说《般若经》和《法华经》,并且又令智顗代讲《金光明经》,正是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步骤。当智顗代讲《金光明经》至‘一心具万行’处表示疑惑时,慧思明确告诉他:《法华经》体现的圆顿之旨是自己亲身证得的,容不得怀疑。

  慧思在光州的弘法时期,是他一生佛教事业和禅法思想的转折点。在前后十四年(554~568)内,他不仅开创了将《般若经》的中观学说与《法华经》的实相理论结合的思想体系,而且严格实践止观,定慧双开;通过长期不懈的弘法实践,壮大了这一派禅僧的队伍,扩展了这一系禅法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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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大二年(568),因‘弊于烽警,山侣栖遑,不安其地’,慧思乃率弟子四十余人径趣南岳。南岳为陈朝所辖之境,慧思至此,总算成就多年心愿。《慧思传》载他在南岳弘法所获得的成就,说:‘陈世心学,莫不归宗;大乘经论,镇长讲悟。故使山门告集,日积高名。’不久,陈宣帝闻其弘法功德,敕命入京,迎住于栖玄寺。其时,‘举朝瞩目,道俗倾仰’,他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称誉。及至他重返南岳之后,‘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慧思传》)。慧思在南岳弘法前后十年,始终受到陈朝帝王的特殊礼遇。他以此为条件,‘说法倍常’,止观双修,定慧并进,展开了对传统禅法的改造,丰富了传统禅法的内容。

  道宣《慧思传》又指出:‘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这就是说,随着慧思弘法活动在地域上的不断南移,他的禅法思想日趋完善,并受到僧俗两界的充分重视。慧思禅学的核心是‘教禅并重’、‘定慧双开’。这里所谓的‘昼谈义理’,谈的是佛教理论;‘夜便思择’,指具体的禅定、止观实践。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慧思禅学的完整内容。这一事实说明,他在地域转移的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北方佛教重视禅定实践的风格,而且注意吸收南方佛学的传统,提倡对佛教义理的思索。显而易见,慧思以一个北方禅僧的身份来到南方,有效地进行了南北佛教的融合统一活动,这是他对佛教事业的一项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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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慧思统一南北佛教传统的活动,只有在实施地域转移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北方佛教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为摆脱王权政治以及‘末法’时代来自僧团内部的迫害,慧思坚定地把南朝作为自己佛教事业的寄托。他在《立誓愿文》中自述道:‘从年二十至三十八,恒在河南习学大乘,亲觐供养诸大禅师,游行诸州,非一处住。是时国敕,唤国内一切禅师入台供养。慧思自量愚无道德,不肯随敕,方便舍避,渡淮南入山。’与此‘不肯随敕,方便舍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他入南岳之后,却‘敕承灵应,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其时‘举朝瞩目,道俗倾仰’(《慧思传》)。

  慧思之决意‘托身陈国’(慧祥《弘赞法华传》卷四),厌离北齐,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有佛学方面的背景。政治上,慧思视南朝为正统,不仅自己立意南下,而且命智顗效力于陈朝;佛学上,他与北方传统禅法隔阂很深,倾向于南方自由学风。强烈的末法观念以及社会现实,则促使他以南朝为政治依托,开展融合南北佛学的弘法活动。又因末法的刺激,使他在止观实践中始终伴有强烈的苦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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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思禅法思想主要经典依据是大品《般若经》和《法华经》。他很重视在日课中受持诵读大品《般若经》,并多次讲说该经,此事在《立誓愿文》中一再提及。他还曾发大誓愿,造金字大品《般若经》一部,竭诚供养。而诵读《法华经》也是他的常课,不仅通过读诵《法华经》而自悟‘法华三昧’,而且视《法华经》为圆顿教义,高于大品《般若经》,给于优先地位。

  慧思重视大品《般若经》与慧文以《大智度论》为依两者理路一致,都是以般若为指归,以空观为原则。其结果,使他们在禅法上致力于引发智慧、穷究实相。大品《般若经》贯彻大乘中观一切皆空的思想,提出要以‘十八种观,令诸法空’。这‘十八空’的归宿是所谓‘自性空’,认为一切现象本质是空,没有自性,即没有独立存在的自体(实体)、主宰,毋须外在的根据,也不必求诸内心的帮助。般若智慧的应用,便是对现象世界达到空一切、一切空的认识。

  《般若经》的这种性空思想与稍后出现的《法华经》的实相学说,是前后一致的,或者说《法华经》的实相论就是建立在般若基础上的。僧肇《肇论.宗本义》说:‘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一义耳。’实相与性空是一个意思。但是,般若性空之说比较强调万物本质的空性,虽也说‘性空幻有’,给人的感觉未免偏于空。《法华经》的实相说虽源于般若,却并不停留在般若的‘性空’上,而且也注意到‘世间相’即现象的方面,最后归结于实相。慧思视大品《般若经》为次第义,而视《法华经》为非次第的圆顿义,专为利根菩萨所说,从而对这两部经作高下品第的安排,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华经》的‘开权显实’,以种种方便达到对‘诸法实相’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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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慧思早期修习的禅法,因受北方禅系的影响,其内容比较复杂,甚至大小乘兼备。如他所持的‘十六特胜’,即属小乘禅法。所以他曾自谓‘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通过慧文而接受《大智度论》的般若空观,又根据自己对《法华经》的反复研习,慧思终于获得对诸法实相的领悟,这种领悟则有助于他在南朝的止观实践。

  学术流派产生并发展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东晋南朝玄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为老庄哲学中常见的;般若与玄学的结合,使江南佛学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格。早在天台宗形成之前,三论学派已在金陵一带传播,三论学者素以善辩好争著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用‘二谛’、‘中道’统摄全部佛教,即以彻底空观的认识与实用原则的实践紧密结合。‘三论’或‘四论’(加《大智度论》)的思想基本相同,都是大乘中观学派的主要著作。‘三论’之学在南朝的流行,乃是魏晋以后般若学在这一地区的变相延续,是对这一地区传统文化和传统佛学的适应。慧思南下的决策和智顗金陵弘法的成功,说明他们对南北的文化传统和佛学传统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能够有所选择,主动予以适应。

  慧文——慧思禅系的地域转移与达摩后裔的南下传法有着微妙的相似性。前者的转移,最终建立天台宗;后者的南下,最终建立禅宗。可以认为,这种地域上的转移,确实是天台宗和禅宗形成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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