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大圆圈’中的重要一环,被许多学者称为继秦汉之后的‘新儒学’【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圆圈’,张立文先生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是从孔子到荀子、韩非,第二个圆圈是董仲舒到柳宗元、刘禹锡,第三个圆圈就是宋明理学。见《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70~680页。】。牟宗三先生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新儒学’,不仅是因为确定一个系统而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直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而且是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的仁体、心体、性体乃至道体的理解推出新义【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1~16页。】。所以,‘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表现了中国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进到了宇宙本体论的探讨,‘道体’的探讨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
理学与先前儒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思辨及注重对本体论的探讨。所以,理学家一方面从形式上否定了‘天命论’,另一方面对佛、道采取既否定而又吸收的方法。黄绾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精,择焉而不详者多矣’【《明道编》卷一。】。宋明理学进一步吸取了玄学、佛教的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把先秦的先天人性论和汉代儒家的宇宙气化人性论提到人性本体的高度,使道德理性和自然规律合而为一成为宇宙本体,同时采取心体用论的方式说明道德与欲情知的体用关系【韩强:《儒家心性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