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桑嘉措:喇嘛·ZT
过去有难以数计的佛陀出现于世,我们皆无幸躬逢其盛。其中之一即为来到这五浊恶世度化有情的释迦牟尼佛。两千五百多年前,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许多众生开显解脱痛苦轮回的正道。然而我们没能有幸亲值佛陀,受到他的引导,因而仍然停留在未调伏的凡庸心念上。在印度和西藏曾有许多大师已经证达圆满的菩提境界。当其他人才要开始向菩提正道迈进时,已有许多大师达到高深的证悟了。
教法已经流传了许多个世纪,但佛法常住世上,重要的并不在于她的历时久远,而在于佛法是否深存我们心中,佛法是否活在我们的行为中。如果我们认为佛陀的教法还存在世上,而就此感到满足,那么由于没有人能够从实际修行的经验上提供解说,将有使教法变质的危险。进人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大多数西藏人仍无视世界其他地区正发生的巨大变革,继续隔绝封闭自己,加之其他因素的侵扰,五十年代以来,藏传佛教面临着衰微的命运。此时此刻努力修行佛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是喇嘛即精神导师(Spritual Inaster)给予我们保护和救助,是上师以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为我们介绍广大精深的、由佛陀亲自讲说的教法。
诸佛虽然都积极地为利益其他有情而努力,但我们是否能从中获得利乐,则依赖于我们和善知识(上师)即精神导师间的关系而定。上师是通往证悟唯一的一扇门,因为他(或她)是我们可以直接接近、在我们眼前的师长。要是我们不去遵从关于修行和如何引导生活的建议,仅只遇见上师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有幸亲逢这些教导,便表示我们能够免去修行佛法的主要障碍,因此能够实际去修行以使我们下半辈子活得有意义就很重要。要是现在采取行动,大有可能会在菩提正道上有所进展。
修行的任何途径,都应基于包罗广泛、真实可靠的教导之上。必须谨慎地考虑哪一种修行方式是我们想要实践的,以及要让我们的修行建立于哪一种教法上。西藏的大学者萨迦班积达(1182—1251年)曾说过:人们往往会对于像买一匹马这样的世俗事情小心在意;而当你正在选择佛法的修行时,重要的则是修行的方法和师长,则更应精挑细选,因为你的目标是为了成就佛果,而不是为了运输的目的。一位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不是依于其引述佛经的能力。你必须对他(或她)的言行举止加以分析考察。透过不断的仔细分析,你便会对这位师长心悦诚服。
西藏有位导师博多瓦(1031——1106年)曾说过:整个菩提道的顶点,即在于学习信守上师的忠告,而最轻微的证悟经验,以及一点点烦恼的扫除,都是伴随着上师教导的成果而来,要是没有一位好的律师指引,我们就无法处理事务;同样,如果要沿一条我们尚未熟知的道路去成就佛果,那么上师的重要性就毫无疑问了。
有些人存在这样的情况:具相当的聪明才智,看起来非常聪慧,但要他们专心朝向佛法的时候,他们的心却变得麻木,这表明他们尚未积集足够的善根。又有些人的情况是:虽然很有聪明才智,而且对佛法有相当多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内心,他们没有把所知道的融入修行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想要获得高深的证悟,只能透过具有实修经验的上师循序渐进的引导。师长的职责,是成为一位值得仿效的典范,以及激励我们修行的源头活水。借着阅读有关修行大悲心的经文,虽然可能令人生起坚定的信心,但当我们遇到一位活着的、已经修持过大悲心的人,能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导我们有关大悲心的修行的话,则对我们的激励将会更为强有力。
宗喀巴大师说:除非师长的内心已经调伏,否则不可能调伏他人。师长的言行举止应该合宜有节;他们必须借定力防护内心以免放逸;他们应该以慧力为武器,穿透现象的表面。如果一个人在戒律上受过较严格的训练,他的心便能够调伏。在《别解脱戒经》这一讲述有关出家修行誓愿的经典中,心被比喻成一匹野马,遵循戒律被比喻成用来调伏野马的缰绳。因此当未调伏的心偏离菩提道而沉溺于恶业中时,这匹野马就应该用戒律的缰绳来调伏,从而制伏身心以防止恶业。一位有资格的师长,必须善巧于较高层次的定力修习,不断运用正念观照和正知内省。一位师长还必须内心全然清净安住,借由更高层的慧力的训练,以理解现象如幻的本性。
宗喀巴大师曾说:仅能调伏自己的内心是不够的,必须同样对教法有所通达。种敦巴喇嘛(1005—一lo64年)曾说:当一位伟大的师长谈论到某一特定论题时,他(或她)应该要将这个论题融会到所有成佛之道的教理中。师长应该要将他们对一个全面性论题的理解,转化成易于方便运用的教导。如同经典中所说:诸佛不以水洗净他人的罪业,他们也不能替他人移开痛苦,他们的证悟也无法转给我们,诸佛仅有通过开示正道,让众生去遵行,才能解脱众生。
教导他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通达佛法。因此重要的是以具有吸引力的方式说法,切中要点。教导的动机应该纯正——不要为了希求名闻利养。如果以金钱为动机,教导就成为一种世俗的活动而已。五十年代以前,有些人在拉萨以诵经或唱诵诗歌赚钱。现在西藏仍有这种情况,观光客群集围绕并且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