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寂静
作者:胡曙光
我是去年七月份来西园寺的。在来之前我这样表达此行的初衷:
入寺听释迦牟尼的声音
自然,我是要听此世已经稀有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原声”,是由释迦牟尼本人宣演的,我的姿态是倾听,即倾心而听;我期望得其真切:不仅要听到其语义,而且要进入释迦牟尼佛讲法时的现场,进入其氛围,并置身诸弟子之间——证明时空为虚妄,而世尊每次讲法都是同一次讲法,正法宣流必然是唯一的音场,所谓的世尊寂灭,所谓的后世,皆为假相。而数千里的行程同样是假相,我在与平常没有两样的举手投足“之间”,入得佛陀的梵刹。乍看起来是我这躯体,这一堆行李,实际上能入寺的,只有心。
声音(或者寂静)是唯一的。心是尖利的。要么听得到,要么听不到。不存在一部分。如果说只听到一部分,或仿佛听到,那不过是在欺骗自己。正因为如此,法音虽常在,世间罕有闻。
而世间是什么?是事情。一切事情谓之世间。我来到西园戒幢律寺,我进入戒幢佛学研究所,这也不过是事情。寺是什么?或者说,寺里怎样?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现在是什么?或者说,现在怎样?我坐在讲堂里。窗外回廊幽暗,地藏殿里镀金的塑像踞于高座,守护院落的宁静;两棵梨树把细碎的白花洒了一地。
一次,在这里,在“阿含经典导读”课的间歇,济群法师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可要拜佛哟,门侧可是有佛的,要拜拜呀。正如方丈普仁大和尚所言,西园的“佛”特别多。在研究所院门口的角落,有一块石雕的佛像立在地上。虽然位置不是十分惹眼,可是外边的信众却惦记着,经常过来拜这尊佛。我要说的是那个瞬间,即法师微笑着说话的那一瞬,它竟然脱离了“事情”——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我尝试着,当然也是愚蠢地去思议那一瞬间:我突破了时空的隔膜,“忽然回到”两千年前的古印度,回到释迦牟尼身边——不是两千多年前,是“无始以来”就“一直在那里”的释迦牟尼身边;我“忽然”进入了“无始以来”就“一直在那里”的唯一一个现场:一处山林,一所学苑,一种仿佛是秘密的湛然寂静。
后来(也许过了两天,或两千年),莫明其妙地,有一个人怪模怪样地闯进那个瞬间,他是“有死者”海德格尔。他和法师、我们几个都站在院落里。我观望这个海德格尔,内心里对他怪怪的形象生出一种无力感。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否定那是一种欠疚。
海德格尔何以会出现在这场合?
他的出现改变了场景的光调,那个瞬间黯淡了下来,或者说,那个由法师微笑着带来的脱离了事情的“场”消失了,海德格尔的闯进——带着对我的复杂情结——似乎是为了挤掉那个“场”。所以他显得怪。要入寺听释迦牟尼声音的这个“我”,和海德格尔之间,有何关系?海德格尔和我之来到这里有何关系?他从开封夷山大街边一座位于楼房六层的住宅——“居所”中出来,他来到苏州,来到西园的这个院落:地藏殿前的梨树刚刚从寂静中开出花。他带着一路风尘,皱着眉头,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我们。不消他开口,我就想到他那北方的、近于古艮的语气,我几乎要替他发言了:如果我没有搞错,我一路要来的正是这地方……
我发现在海德格尔和佛教的关系中,有两个颇有意味的“这正是”。其一,他在看铃木大拙的书时说:“如果我对此人之言没有领会错的话,这正是我的全部著作中一直想说的。”其二,在一位曼谷的比丘Mahamani向他讲完空和圆满义之后,他说:“这正是我一生一直在说的。”众所周知,海氏在其哲学生涯中接触过佛教,尤其是禅宗。而单单是接近、甚或是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佛教或东方思想并不奇怪,在西方,比海德格尔更早地接近并有所得于东方智慧者大有人在,其中著名者如早先的叔本华。海德格尔令我难忘的不仅是他明确表达了其思想对佛教智慧的整体性投合,还有他言辞间透露的“语气”——前面引话中的着重号是我加上而提请注意的。这种无掩饰的表白,这种语气出自被称为西方思想中的“大师”的海德格尔,就让人颇为惊异了。海德格尔既要超越西方形而上学,又免不了内在于“存在”的传统。他的名言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当我们把这句话与前边对佛教的“表态”放在一起比照时,难免会感到海氏内心的隐情和苦衷。他是不是洞察到语言之外的“什么”了呢?他一直想说的是不是难以说出、无法道明?他一直在说的是否由于已说而不足以言说?
Mahamani比丘是这样解说圆满的:
没有谁来界定它,但它既是空又是一切。
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这句话当是出于他的“后期”,有人称之为语言学转向期。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存在的樊笼。如果他真的领悟Mahamani比丘所说,他就知道,谁费力去“界定”圆满,谁就得不到圆满,顶多到“存在”为止。海氏既知语言是存在的家,自然就知道语言也是“烦”的家。但是毕竟,这位“大师”还是以北方或“乡下的”古艮道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有谁愿意再多想他言外的苦衷,替他承担言语的无力——那“不能承受之轻”呢?我不相信他的两个“这正是”纯粹是在不懂装懂,因此其苦衷也苦在我心头——长久以来,而且我得感激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由于追随着他们,死心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