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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展与人的价值——昂山素姬著

自由、发展与人的价值——昂山素姬著

程洁译        2011-11-13 12:42:36
谋求和平是任何国家或政府,包括最反动的国家或政府都不会反对的理想。和平文化和发展文化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我们仍然不确定,各国政府准备在何种程序上承认民主、人权与和平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维持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文化和发展有可能成为阻碍民主和人权的借口。众所周知,某些政府宣称民主是西方的概念,有异于本土价值观;还有人宣称经济发展通常会与政治(例如民主)权利发生冲突,而后者应当为前者让路。为了澄清上述观点,有必要对文化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和定义,以免他们被用于,或更有甚者,被滥用于扼杀人们追求民主制度和人权的愿望。

早在十年前,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就开始关心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尽人意的发展记录,并希望在定义发展时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1983年发表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写道:“发展尚未实现:发展意味着不断增进的相互理解、承诺,实际上是生存问题。”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说,“按照自己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按照自己从实践经验中得出的价值观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潜能的自由,是不同发展形式的主要源泉。”[2] 上述发展观牢固确立了人文价值在一切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它。从1980年代开始,联合国开发署(UNDP)也开始注意区分增长和发展两词。1990年代初,UNDP发表了第一篇“人的发展报告”,肯定了人在发展中的优越性。其1993年的报告再次强调,人的参与是“当代的中心议题”。[3]

超越经济学

正当人的发展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人员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时,市场经济已不仅仅出现在大字标题上,而且引起了不可思议的狂热,越来越多的政府视之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捷径。经济手段被认为可以解决一切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经济学被称之为扭转乾坤的关键,打通未来新亚洲之门的钥匙;而“健康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有效地迎接和平与安全挑战、人的权利与义务挑战、民主与法治挑战、社会正义与改革挑战以及文化复兴和多元主义挑战的必要条件。”[4]

表面看来,认为经济发展是和平、人权、民主、文化多元的关键和认为和平、民主和人权文化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关键似乎只有方法上的区别,但是通过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方法上的不同往往意味着更为根本的发展顺序的不同。当经济学被视为万能钥匙的时候,人的价值自然就会在很大程序上,或者全部地取决于其作为经济工具的效能。这种观点与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人作为服务者的世界观大相径庭;在后一社会中,文化与发展联手,共同创造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环境。观点的差异最终反映的是对国家与社会中各种成分的评价;对贫穷、发展、文化、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以及最关键的,谁有权决定这些定义和评价。

通向权力的价值体系和远离权力的价值体系绝对不一样。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的观念不同。对于权力与特权,有者与无者的差别并不在量上,因为这种差别具有更深远的心理与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许多“经济上的”考虑也并非仅仅是经济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总是与权力和特权问题相关。贫困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以纯粹的经济手段解决人的境况是不够的。就连对人的基本需要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也同意,“医生、营养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怎样讨论剥削的客观条件固然重要,贫困者自己怎样看待剥削问题同样重要。”[5] 因此,扶贫还包括改造所有相关者思想的过程。权力与特权走到前台说,“贫困者无权也没有发言权。权力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对所有的反抗行为所表达并施加其意志的可能性。贫困者没有能力实施或强行实施其影响,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影响可言。”[6] 仅仅给予贫困者物质帮助是不够的,必须充分授权于贫困者,使他们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不再认为自己是冰凉世界中既无助也无足轻重的人。

授权问题是文化和发展的中心问题。它决定谁能够把自己关于文化和发展的构成要素的观点强加于国家或社会,它还决定在文化和发展的名义下,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是可行的。一种制度越是全能主义的,权力就会越多地集中于统治精英手中,而文化与发展就会越多地服务于狭隘的目的。文化曾经被定义为“维持生活稳定和统一的最直接、发展最完备的手段。”[7] 这种定义是动态的和广泛的;重点在于文化的变通性、非强制性特征。当需要服务于狭隘的利益时,文化静止、僵化的一面、排他的一面就被摆到前台,具有了某种强制性意味。“民族文化”因此成为精心挑选的历史事件和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相嫁拉的奇怪产物,目的在于为掌权者的政策和行为开脱。与此同时,发展被不合时宜地理解为经济增长。而统计,通常是不真实的统计则成为表彰政府政策的依据。

尽管并不希望有真正的转变,许多威权主义政府作出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最前沿的姿态。这些政府往往声称他们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民族化、本土化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与时代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社会主义是最流行的选择。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民主制度迅速收复了失地。以民族的或本土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企图将导致片面强调文化延续的过程与目标;进而导致在制度或程序特定化的层面上限定民主或社会主义;最后,这就会把现有的政治精英推到一个责无旁贷的地位,由他们充当最终裁决者和解释者,决定什么是构成文化整合的因素。[8]

常常是在文化整合、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以人权为基础的民主改革会遭到政府当局的抵制。还有人含沙射影地说西方的社会病根源于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被视为没有节制的自由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根源。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有人宣称民主制的价值观和人权是与民族文化相抵触的,而要使其适用于本国,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造——可能一直改造到面目全非。他们说人民还不适应民主;并由此暗示民主改革尚需时日。

反对民主制的第一种形式通常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美国是民主文化中最极端的例证。这一前提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很少有人对此质疑甚至于遗忘它的存在。而人们所忽视的恰恰在于,美国诚然是民主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它同时也代表着其他许多种微妙地混合在一起的文化,其中包括“什么都要”的消费文化、大都市文化、超级大国文化、边疆文化、移民文化。还有强大的媒体文化,不断暴露着美国社会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到街区暴力和吸毒,小到名人们的婚姻困境。

许多最恶劣的美国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病根不在于民主传统,而在于对现代物质主义的追求。当一方面政治与文化自由受到钳制,另一方面物质上的成就作为衡量声望和进步的标准,残酷的经济竞争受到鼓励时,粗俗的个人主义与残忍的道德观就产生了。其结果是造就出人文价值被忽视而金钱至上的社会。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或社会制度。像美国这样一个强大而权力分化的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支撑,如果保障民主制度的宪法不是基于下列前提,怎么能避免分裂呢?这一前提就是:“人因其理性与正义……使自由政府成为可能”,“因其贪欲与非正义……而使之成为必要”。[9]

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多种文化,才有必要在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对某些基本的人文价值达成共识。这些基本的人文价值统一不可分离。所谓与非西方文化相冲突的民主和人权文化往往是狭义的、僵化的。实际上,民主和人权所提倡的价值在许多文化中都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自由与安全,以充分实现其潜能。对某种既能够保障安全又不破坏自由的政制形式的渴望可以追溯到很久。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维护强大的政府及其专制的愿望在所有文化中也都能够发现:统治欲和为了安全而趋炎附势也是人类的通性。有两种制度可供一国选择。一种是凭少数掌权者的好恶决定对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另一种则充分授予个人及组织以保护其自由与安全的权力。这一选择将决定某一国家将在和平与人类发展的道路上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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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姬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者。本文是她为1994年11月21日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大会撰写的讲演稿。根据作者的请求,讲演稿由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代为宣读。)

1994 年2月22至26日,在哥达斯黎加的圣荷塞市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确立了三项目标,其中第三项目标是“推动新的文化观:和平文化与发展文化”。大会决定要“努力促成可能推进全国范围内、或世界范围内和平文化的具体措施”,并且声明“和平文化、民主文化和人权文化密不可分。有效地推行这些文化必将导致民治政府,……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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