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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 上/柯小刚(转贴)

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 上/柯小刚(转贴)

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



时间:2004盛夏
地点:广州,一个植物繁生的热带花园城市
听众:朋友们
演讲人:柯小刚(文本准备:柯小刚 张轩辞)


Thus is best
[如如最好]
——普罗提诺

Unter fernem griechischen Himmel zur Mündigkeit reifen
[在希腊的高天之下熟而成之]
——弗里德里希?席勒


i


Oh Lebens Mittag! Feierliche Zeit!
Oh Sommergarten!
Unruhig Glück im Stehn und Sp?hn und Warten: —
Der Freunde harr’ ich, Tag und Nacht bereit,
Wo bleibt ihr Freunde? Kommt! ’s ist Zeit! ’s ist Zeit!

[啊生命的正午!节庆般的时日!
啊夏日的花园!
不息的快乐在伫立、企盼和等待之中:——
我日夜准备期盼的朋友们,
你们在哪,朋友们?来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犹如剧末的合唱,在《善恶彼岸》的尾声,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如此歌咏开始他的
Nachgesang。这首颂歌体的诗篇所歌咏的是一个等待,等待朋友一起来玩耍嬉戏、共赴盛
宴。因为,他说“Es ist Zeit”:“是时候了,”“时间到了”。这不仅让人想到亚里
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到的Kairos,即the right moment,也让人想到耶稣基
督经常向人启告的“是时候了”。然而对于尼采来说,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个时机或
时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时间、时机或时刻?这还有待我们以虔敬的心情来玩一
个严肃的游戏,一个猜谜的游戏,以便猜出谜底的一星半点消息。“猜度一个问题:何谓
成熟”——这个胆敢谈论成熟的极不成熟的文本之所以被冠以“猜度”之名,其原因之一
是因为相对于这场谈论的主题之重大和准备者之无知来说,时间太过仓促,时机尚不成熟
。

颂歌的第一句似乎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这个谜底:那是在“生命的正午”,是在
Sommergarten:夏园。但是从这两个诗句,我们知道了什么呢?也许我们会以为,“生命
的正午”、“盛夏的花园”,这些不过是任何酸腐文人都会绉几句的陈词滥调、“诗歌用
语”。——这种自以为是的理解正好印证了一个关于好谜语的标准定义。好谜语是指这样
一种谜语:它的谜底和谜面越相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异就越相悬隔;或者说其谜面越直白
地透露了谜底的消息,谜底就会益发因此而不为人知。

是的,正如作为谜面的颂歌诗句所示:这个时间是在盛夏的日午,这个地点是在一个花园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谜。如果我们不懂得认真严肃地与尼采一起来玩这个猜谜
游戏的话,我们也许会永远错失这些最高贵的诗句,错失吟咏这些诗句的那位最高贵的朋
友。

盛夏,日午,花园,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尼采等待他的朋友们。他要等待的朋友是
一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说是“等待”?这些将来未来的人,作为尼采的可能朋友,他们
与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我们如此猜度。我们猜度:如果
一个人不正是处在其“生命的正午”,不正是在那个盛夏踏进尼采的花园,那么他大概不
可能成为尼采所等待的朋友,不可能有幸加入那场狄奥尼索斯的狂欢会饮。

这也许意味着:任何一个有幸成为尼采所等待的朋友的未来之人,他/她首先必须是到了
一个合适的时间、在一个合适的地点,才有可能与尼采会面,从而有可能接受酒神的邀请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已经通过阅读尼采的诗句而猜度到:那也许是在盛夏日午的
花园。

然而盛夏,日午,这究竟是什么时间?我们至此尚未知晓谜底。也许我们可以继续猜度说
:这也许是一个与植物在阳光下的生长有关的时间,因为花园这个特别的地点也许在提示
我们这一点。这个花园也许是一个种植了葡萄的花园,尼采的盛宴也许就摆在浓荫蔽覆的
葡萄架下。当盛宴铺就的时候,头顶的累累葡萄正在从容地走向成熟。——虽然这空空的
宴席所期待的人的儿子们,也许正在日益走向腐坏,而不是走向成熟。也许因此之故,尼
采只能一直说“等待,等待……”虽然,也许,已经,Es ist Zeit,“是时候了”。


ii


成熟,在尼采的德语词汇谱系中叫做Reife。我们在上面尝试的猜谜游戏表明:那个或者
那些在合适的时间与合适的地点能够成为尼采所等待的合适客人和朋友的人,也许是一个
达到了Reife des Mannes(人之成熟)的人。他(她)们应该是悬在宴席上方的夏日正午
的葡萄,正在从容地走向成熟的葡萄。这些走向成熟的葡萄乃是悬在空空如也的座席头上
之人(über-mensch),它们是尼采的朋友和客人。

“Reife des Mannes: das heisst den Ernst wiedergefunden haben, den man als
Kind hatte, beim Spiel.”(Nietzsche: Jenseit von Gut und Boese, § 94.)

“人的成熟:找回儿时游戏的严肃。”(尼采《善恶彼岸》断章第94)令人疑惑不解的是
,人的成熟不是在成年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更进一步,不是进步进步再进步,成熟成熟更成
熟,而是对曾经有过的“儿时”的“找回”。这说的是对起源(arche)的回返?因回返
而成熟?这说的是一种在每个瞬间永恒回返的时间(ewige Wiederkehre im Augenblick
大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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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留言:同一内容请采用跟贴形式发表。

iii
在《精神现象学》的著名“序言”(Vorrede)中,黑格尔曾经如此诉诸严肃,以表明神
的游戏生活以及神性知识的不可缺乏的内在性质:

“Das Leben Gottes und das goettliche Erkennen mag also wohl als ein Spielen
der Liebe mit sich selbst ausgesprochen werden; diese Idee sinkt zur
Erbaulichkeit und selbst zur Fadheit herab, wenn der Ernst, der Schmerz, die
Geduld und Arbeit des Negativen darin fehlt. An sich ist jenes Leben wohl
die ungetruebte Gleichheit und Einheit mit sich selbst, der es kein Ernst
mit dem Anderssein und der Entfremdung ist.”[有改动的贺麟译文:神的生活与神性
的知识很可以说是一种自己爱自己的游戏;但是这个理念如果内中缺乏否定物的严肃、痛
苦、容忍和劳作,它就沦为一种虔诚,甚至沦为一种无谓的举动。这种神性的生活就其自
在而言确实是纯粹的自身同一性和统一性,它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物和异化,以及这种异
化的克服问题。]

“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这几乎可以被视为全部黑格尔伟大哲学体系的座右铭。在
这个“八字方针”中,“严肃”首当其冲,而且当它在紧随其后的句子中重又出现的时候
,它是单独出现的。可见“严肃”对于黑格尔的神性游戏、生活和知识来说,不但是首要
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在黑格尔的严肃中,必然就包含着另外的三个词:“痛苦、容忍
和劳作”。总是与“痛苦、容忍和劳作”这三个难兄难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其内在的
生活内容也就是这三者,这是黑格尔之“严肃”概念的本质。“严肃”是“痛苦、容忍和
劳作”的三一体,是神之为神本身,是游戏之为游戏本身,是生活之为生活本身,是知识
之为知识本身。痛苦、容忍与劳作是严肃的自我否定-表现,犹如游戏、生活与知识本质
上是神的自我否定-展开。


iv


由如此规定的神之游戏的严肃性而来,黑格尔得出了他对于人及其游戏规则——也就是
nomos(“法”)——的理解。

“Das Hoechste des Menschen ist, Person zu sein.”(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35, Zusatz.)

“[自然]人(Mensch)最高贵的事情是成为人[格](Person)。”在《法哲学》开篇不久
的一个地方,黑格尔如此教导。因为汉语作为一种“异邦”和“异教”的语言,未曾经受
人子的福音教诲,所以这个句子殊为难译。我们不得不为两个不同的人字——Mensch和
Person——加上诸多括号以进行补充说明。我们希望这种异教的语言因为其置身于旁观者
的位置而特有其清醒,从而能够特别地括出那些被括在无括号的原文中的东西。

对于黑格尔来说,法哲学的第一个具体的规定是“所有权”,而这又被他理解为“占有”
(《法哲学第40节》)。“所有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配,“占有”则涉及人与物
的关系。“占有,也就是所有权。”因为“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
质上就是物权。”这意味着,人之为人,其定义乃在于对物的占有。如果不占有物,或者
更准确地说如果不赋有对物的占有权利——即使这还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那么他就还
不是人。看来,这与我们汉语谚语里通常念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
牵挂”的人是完全不同种类的人。

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说得明白:中国人是那种仍然沉浸在自然中的精神形态。中国
人是Mensch,还没有进化成为Person。中国人诚然已经脱离野蛮,但是还没有“位格”,
还没有在基督教精神世界获得一个“自由民”或“世界公民”的资格,因为黑格尔说“自
由意志”的获得必须是“神变成人”的结果。(参见黑格尔1819/20年的法哲学讲座记录
中论及抽象法的相应部分:Philosophie des Rechts: Die Vorlesung von 1819/20 in
einer Nachschrift, hrsg. Von Dieter Henrich,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3. S. 68.)按照黑格尔在此处的规定,“神变成人”是基督教的本质。而“中国”的
方位是在罗马的东方,“中国”的时间是在圣诞之前,所以中国人是完全沉浸在自然中的
精神的最初级阶段,甚至比狮身人面的埃及人还要低级——作为“近东”的埃及因为靠近
西方,所以他们的脑袋毕竟钻出了自然也就是钻出了狮身,而中国人则整个是一头狮子了
,哈哈!(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及《美学》。)

因此,所谓“[自然]人(Mensch)最高贵的事情是成为人[格](Person)”说的实际上是
:对于人来说,最高贵的事情是通过接受和转化基督教而获得真理而自由。这正是黑格尔
这位伟大的哲人毕生为之劳作不息的事业。他认为这条铺满荆棘王冠的交叉路口(Kreuz
)是每个民族和个人的唯一必经之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他才能经过发展(
Entwicklung)和扬弃(Aufhebung)而臻于成熟(密涅瓦的黄昏)和高贵。百多年来,在
基督教和西方中心论的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已然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而且他们还要带
领更多同胞继续走下去。然而,面临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Kreuz),我们必得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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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ensch是游戏在天地之间与麋鹿为友的人,Person则是被旧约的上帝赋予了“管辖”地上
万物之特权的亚当的后代(《创世纪》1:28)以及接受了福音的人的儿子们。所谓从
Mensch转变成Person,也就是从一个游戏在“之间”和“中庸”的人,转变成一个劳作在
两个极端——黑格尔在《法哲学》35节“补充”中所谓有限和无限这两个极端——的人。
因为人被赋予的占有和管理万物的权利是一种特权,而且是被赋予的特权。这两个看似不
起眼的要点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后果,这后果便是导致这些被赋予了“位”的人一方面非常
高贵——这高贵决不是从容的高贵,另一方面非常卑微——这卑微也决不是容与的卑微。
这高贵是极其高贵,这卑微是极其卑微。因而这高贵并不是高贵之德性,这卑微也不是卑
微之德性。因为德性首先意味着在有限世界中的中庸。“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
德性(αρετη?,卓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1106b, 30.
)

这个转变的实质是中庸或尺度的丧失,或者说是一种无度或无限之物的引进。这个无度之
物深入Mensch的内心把他/她变成Person。Person之为Person,其不同于Mensch的地方在
于:Mensch在一个偶然的世界中把握着一个难以把握的中庸的尺度,并以此游戏于人生的
赌场;而Person的心中则一劳永逸地装着一个最后的依靠,一张底牌,一个保证,一个绝
对的赌注——然而赌注一旦变成绝对不输的赌注就不再是赌注,因此这个Person成为永不
认输的最无赖的赌徒,或者说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认输了的对赌博毫无兴趣的非赌徒。但是
有趣的是,这个自认非赌徒的赌徒毕竟是在赌场中坐着,而且实际上乃是在进行着一场买
空卖空的大赌博。人们已经看到,这场巨大无度的非赌博的赌博对整个赌场造成了多么巨
大的震荡!它败坏了所有严肃赌徒的游戏兴趣和严肃劲儿。

在这场大而无当的非赌博的赌博中,那个绝对无限的不是赌注的赌注一方面给予Person绝
对无限的依靠,但是另一方面正因其绝对性和无限性而令人不安。这个非赌注之赌注的巨
大价值与它所由获得的轻而易举(信耶稣为基督即可)之间的巨大反差,尤其加强了这种
不安。毕竟Person是从Mensch转变过来的。Mensch的俗话说“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但是Person却拾到了一张,而且非同小可,从此改变他/她的一生。这是决非馅饼之类可
以比拟的。但是,毕竟,所以,越发,让人不安。

这就是说,过分巨大无度的恩宠本身就是一种不安,一种颤栗和恐惧。这种带着深深不安
的颤栗和恐惧的来源,决非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来自人的有限性处境本身。这种不安
的恐惧不是有限性的表现,而恰恰是无限性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个自身规定为
有限性的无限性的表现。有限的Mensch并不因其身处有限的、偶然的、没有绝对保障的世
界之中而惶恐不安,倒是那相信自己属于无限之物的Person因其有了无限的依靠而惶惶不
可终日。

但是这种惶惶之感也只是当Person在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个崇高深渊、那个绝对者和无限者
的时候才感到的。一当他走出内心的教堂,他就把这个无限者甩到背上。背靠着这个无限
者,面对世界以及世界中的有限事物,Person便无限地放任和任性。无论如何,他/她毕
竟是一个在世界中生活的有限的Mensch,但是他/她在内心坚信自己在终末论的意义上是
一个属于无限生命的Person。Person为自己预订了在永恒国度中的不朽座位,因此他/她
才是一个Person,即一个位格、一个有位的格格。这个空虚的格格随时盛满了眼泪和忏悔
,使她/他可以自我姑息,以便行使对这个有限世界的任何一种歇斯底里。而眼泪和忏悔
本身又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自取其辱,而自取其辱的积累则又导致在世界中的进一步的怨恨
,因为人,无论Mensch还是Person,毕竟都还是有荣誉感的,所以那种自我疚责的忏悔必
然会在荣誉感的驱使下对荣誉进行负面的追求:而这就是报复。

然而荣誉感的正面行使本来是德望和正义的担当。荣誉感这个健康政治和健康人的基础要
素,却被基督教道德贬为一种罪恶,这是基督教道德和政治不健康的基础原因之一。对于
那些Person格格们来说,因为她/他们被赋予了占有和得救等等诸多特权——而这些宝贵
的特权却又被许诺为可以多么廉价地获取!——因为她/他们的心中秘藏着一庄可以无限
透支的、永不亏欠的、不再是赌注的赌注,所以对于她/他们来说,诸如荣誉之类的俗物
就不但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了。对追求荣誉之欲望的掩盖本身即是追求荣誉的表现之一
,只是这种表现不再是公开的和正面的表现,而是隐秘的和否定的表现,这在大地政治上
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可以想见,亚当和人子的后代对于地上万物的“管理”决无可能成为
一种健康政治意义上管理,而是一种带着悔恨心理的掠夺和抢占、以疯狂建设的方式表现
出来的毁坏——这正是所谓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当黑格尔在其法哲学的开端规定“法”的第一个规定是“占有、所
有权”的时候,当他论证说“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
”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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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福柯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康德所用的Ausgang这个词。“Aufklaeri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启蒙就是人类出
离那种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从这句话中的Ausgang一词,福柯看出了康德提出何谓启蒙问
题的独特方式:

“然而,康德提出启蒙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无人们所归属的世界时代,也无从
中得到先兆的某种事件,也无大事告成的曙光。康德以几乎完全被动的方式给启蒙下定义
,他称之为Ausgang,即‘出路’、‘出口’。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康德提出了一些渊源
的问题,或是为历史进程的内部合目的性下定义。但在关于‘启蒙’的那篇文章里,问题
则涉及纯粹的现时性。他并不设法从总体上或从未来的终极角度来理解现在。他寻找差异
:今天相对于昨天,带来了怎样的差异?”(福柯:《何谓启蒙》)

在那个温和的“哥尼斯堡的中国人”看来,启蒙之人走向成熟的方式是被动的,而它为这
个世界带来的差异也将是微小的——这必然出乎那些启蒙运动的狂热鼓吹者之意外:我们
看到,在他的那篇公开发表于《柏林月刊》的文章中,康德一再声明,启蒙除了倡导“公
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之外,一切“理性的私人运用”都将照常进行:军官照常操练,
公民照常纳税,神甫照常宣道,学者照常授课……“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
,但是要听话!”普鲁士的腓德烈大王以此言辞而被康德列入启蒙保护人的行列。

在那种显而易见的“自我保护性修辞和策略”之下,还隐藏着事情本身的更深刻的“存在
论”,隐藏着一位哲人对于世事之如如本然的洞察。在这种老眼昏花的好奇洞察中,我们
隐约可以认出那个成熟儿童的眼光。然而不幸的是,一直以来,这一点微妙的闪光总是被
那些慷慨激昂、感觉粗糙的启蒙主义青少年造反派们所忽视。

如果说在《传道书》中,在“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虚无主
义”,犹如作为绝对肯定性的被动性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消极否定性——的启示中,这个
成熟儿童的微妙的活泼和常新还不太容易为人认出的话,那么让我们复述一遍曾由一位犹
太拉比讲述过的寓言,也许有助于我们在日常不易的太阳底下认出事物的常新eidos-面孔
,或者说在大化流行的变易不息中认出他的不变面孔-eidos。这个故事曾经由Walter
Benjamin从Gershon Scholem那里听说而后复述,然后Ernst Bloch又曾听自Benjamin而且
复述,最后——岂有最后?——则由Giorgio Agamben在他的《到来中的共通体》一书中
再次予以复述。太阳底下没有新故事,然而重复产生差异,或者更准确地说,重复让差异
自行产生。

就像我所听说的那样,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说道:当新世界到来的时候,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然而,但是,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这一点点不同是如此地微小,以至于它的尺度超过了人类能够测知、衡量、把握和驾驭的
范围,虽然你仍然能够隐约地甚至有时是强烈地“感觉到它”。因此,那位年老的拉比说
,创造新世界这件巨大的小事异常困难,超乎人的能力之外,因为人总是惯于幻想通过翻
天覆地的大改造而带来新天新地。岂不知翻天覆地恰恰是旧事物的温床,而那难以把握其
尺度的“小小不同”才是带来新世界的希望……

可以想见,在康德试图回答——这一回答是如何地接近一种猜度!这中间也许只有“小小
的不同”——何谓启蒙这一问题的时候,在他的思想中,对于这个只能用判断力来感通而
不能用知性来把握的“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小小不同”,必定有着超乎常人的
明晰洞察。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线微妙闪光的“启蒙”,才使得他在这一篇文章中的问-答
游戏方式明显有别于他本人在其他一些关于历史目的论的作品中的论证方式,更使得他明
显有别于其他一些作为“自我招致的青少年”状态的“启蒙主义者们”。

带着对这种“小小差异”的敏锐判断力,康德选用了Ausgang这个比较弱的词来回答何谓
启蒙:“Aufklaeri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启蒙就是人类出离那种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他说的
不是“大踏步跨出”或者“从……之中解放出来”之类的“富有启蒙精神的字眼”,他说
的只是“从……之中找到出口而出来”。因此,福柯认为康德的表述方式是被动性的。现
在,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猜度说:在康德的Ausgang一词里所道说着的被动性也许表现在
:启蒙不是“出离……”,而是“让……出离”(Ausgehen-lassen)。因此,对康德那
句话的更合乎事情本身的翻译也许是:“启蒙就是人类的让-出离那种自我招致的不成熟
。”在这一“让……”的被动-行动中,我们认出了那个成熟儿童的模糊面孔,而且,如
果这一让……出离的被动-行动果真能够达致成功的话——这也许将意味着出离/让-出离
单纯的启蒙而达到启-蒙或启/蒙,即开启-蒙蔽或开启/蒙蔽——那么我们将有幸见到的就
不仅仅是一位成熟的(reif)儿童,而且将会是一位作为成年(mündig)公民的成熟(
r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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