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代儒家文明架构的可能
澄清了上面几种倾向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正面思考儒家文明如何可能作为一种现代文明架构。当然,这样一个大问题,尚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和梳理才有可能真正清晰起来,远非我们这里可以明确的。在此,我只想从上述的古今之争的角度,谈几个应该注意的点。
甲、 普世性的儒家文明
我们在前面谈西方的文明体系时已经看到,需要区别具体的各派基督教文化和总体的基督教文明。真正在影响西方总体文明架构的,是更大意义上的基督教文明,而不是某个教派。同样,儒家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个特殊的儒教,在总体的基督教文明框架之下,成为某一部分人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标签。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儒家文明架构,而不是作为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的儒教文化。
历史上的儒家,从来不会将一族一国的兴衰当作自己最终的关怀,而是把“天下”作为终极的指向。没有“平天下”这一维度,儒学体系是不完整的。现代的儒家,也不应该从天下关怀退回到民族宗教的层面,放弃其普世性的文化使命。
因此,我们需要从儒家文明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类文明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理解整个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在儒家文明的总体架构下,重建现代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关怀。这样一种新的文明架构,不仅会使得中国充分实现其现代转化,而且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对现代文明的理解。
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儒家文明若是仅仅满足于在世界基督教文明中分一杯羹,那不仅会永远一蹶不振,而且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成熟的现代中华文明。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也将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大遗憾。
乙、 儒家自身的文明体系
立足于这种普世性的天下眼光,就必须全方位地重新理解儒家文明体系。这要求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地简单重复古人的词句,也不能削足适履地用西方思想来切割儒家文化。一方面,需要最地道地理解儒家思想的自身脉络,而不是套用西方的思想模式来解释儒家;另一方面,又要把儒家的这套逻辑变成能够应对新问题的活的思想体系。
说要从儒家自身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并不是要放弃对现代西方的了解;恰恰相反,要真正能理解儒家自身的思想逻辑,必须对西方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在现代中国,西方思想早已渗入到生活和学问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思考中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入西化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与其不自觉地受西方观念的控制,不如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把西方思想了解透,才能知道如何摆脱西方思想的摆布,彻底回到儒家的逻辑自身。只是,在这个了解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到中国。
儒家思想是自成体系的,无论对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历史,都有一套自足的看法。说要回到儒家自身的体系,就是要全方位地摸清儒家在这些方面的逻辑。比如,我们不能在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之下来看儒家的政治历史观念,也不能带着西方的人性观来看儒家的人生境界。在全面把握了这套逻辑之后,就可以按照古人的道理,来思考古人未曾遇到的问题,也就能够对现代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和应对方式了。
在儒学的历史上,宋明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先例。理学与佛学之间,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融合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毋宁说,儒家经过佛学的刺激,通过整理儒家自身的思想逻辑,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佛学提出的新的思想问题,从而最终战胜了佛学。未来儒学与西学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
丙、 儒家文明与现代观念
我们前面谈到,儒家作为中国古代传统中的主体,不能简单地向自由、理性等现代观念投降,而应该形成对很多现代问题的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要拒绝现代观念,有意形成与现代思想对抗的保守主义阵营。现代儒家思想,当然要把这些现代观念吸收进来,但不能把这当成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古今之争中,古代文化并不是必然与现代观念相悖的,我们只是需要强调,即使在西方,自由和理性这样的现代观念也不是最高的价值观念,而只是通向更高的文化价值的制度保障。同样,在面对现代处境的时候,儒家也不应该将适应自由理性当作最高目标,而是要在承认自由理性的前提之下,讲出更高的文化追求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必刻意对抗现代观念,儒家文明就足以产生对抗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力量。
要把儒家文明中更高的文化价值讲出来,就要求它不能刻意依附种种现代观念,围绕这些现代观念展开自己的思考。如果是那样,就必然无法讲出自身的逻辑,更无法彰显自身最高明的地方。对儒家本身的研究,仍然需要深入到古典文献之中,从它自身的逻辑中寻求最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
对于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我们来说,产生自西方的现代传统和我们自身的儒家传统都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急于把这两个传统融合成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我们还要平行地理解这两个传统各自的意义,在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出各自的精髓来之后,才能把它们都变成改变我们生活的源头活水。
丁、 儒家文明与世界历史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下儒家文明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天下关怀本来就是儒家思想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在当前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除了基督教文明之外,能有这样的普世关怀的文明体系并不多。这一点恰恰是它的一个极大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掉。
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天下关怀,而并不把自己仅仅限定为某个民族文化,正是因为我们上面所说的,它是一个自足的文化体系,对于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历史等都有一套普遍性的讲法。它这套讲法里所强调的天下责任,并不必然由某个民族来承担,其所指向的也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局部利益。
今天的世界,需要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和平共处,但同时也仍然需要更高的文化诉求,而不能完全陷入文化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国内政教问题的国际化。我们前面谈到,当今西方政治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教分离原则,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这个原则并没有承认每个文化体系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而只是承认每个文化体系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于是,各个宗教的信仰者在并不认可其它宗教的文化价值的同时,暂时在政治地位上尊重彼此的权利。这样的模式存在着两方面的危险,要么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论,要么还是会酿成宗教冲突。而在国际生活中,这一原则更是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问题。
但若是从儒家文明的天下关怀出发,却有可能在维护各种文化和平共处的同时,保持更高的文化价值,就像中国传统中儒释道并存的局面那样。儒家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并不是无法共存的三个religion,而是朝向共同的文明目标的三种教化方式。虽然这样的文化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它的意义,却还是有可能用来解决未来的世界问题。
而要使儒学在现代中国和世界焕发它的生命力,就不能只把它当作修身养性的工具,也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门古典学问,更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宗教,而必须用它来诠释和重建整个世界历史,从而成为改造世界文化图景的理论原则。只有这样,儒家文明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体系,才能够成为现代世界中一套活的文明体系,并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使命。
五 结语
如何重新理解儒学的现代价值,取决于对中国的现代处境的理解。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地成为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它的文明架构早已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华文明必须担负起它对世界的使命,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彻底的现代转化;要实现其现代转化,中国必须建构一个丰富的现代文明,即不能仅仅以实现自由和理性为最终目的,而要实现一种伟大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它必须从以儒学为主的古代资源中汲取营养。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更严肃地对待整体的儒家文明体系,而不是片面地拿来其中的一个方面,更不是把它与现代观念强行扭在一起。使中国充分现代化和全面重建儒学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因为我们需要两方面都最充分地展开。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8页。
[2] 对此,参考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思想中的英国法问题”,载于《思想与社会》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吴飞,《麦芒上的圣言》,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第38页。
[3] 参考William T. Cavanaugh, “The City: Beyond Secular Parodies,” in Radical Orthodoxy, edited by John Milbank, Catherine Pickstock and Graham Ward, Landon: Routledge, 1999, p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