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
倪梁康
[摘要]现象学与佛教唯识学(the Yogachara Buddhism)都以心识的结构为观察对象,因此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哲学。佛教唯识学比西方哲学更早在心识结构中把握到了“自证分”(svasamvittibhaga)的存在与活动,尽管前者并未像后者那样赋予自证分在心识中之意义与作用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现象学的背景下,可以从横向的(静态的)和纵向的(发生的)两个方面探讨佛教唯识学四分说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横向考察是指对心识的“三分”结构中的自证分的分析,纵向考察是指对贯穿在“八识”(the eight kinds of consciousness)中的自证分的分析。这些考察最后导向对自证分在佛教中的主要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的认识。
[关键词]自证分 自身意识 唯识学 四分 八识
一、引 论
“自证分”(svasamvittibhaga)的概念在大乘佛教的两个重要论域中出现,其一是在因明学中,其二是在唯识学中。它们都是由印度的陈那论师提出来的。①
当然,按照吕瀓的看法,“自证”理论在陈那之前便已经出现。吕瀓认为,小乘佛教的经部学说对大乘学说的两个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经部的“自证”理论。他在总体上区分“自证”的两种含义:“一、心自己了解自变之相,谓之‘自证’。二、心在了解对象的同时,还对本身有反省的作用。”后一种含义是经部所说的“自证”。吕瀓对经部的观点做如下的阐释:“譬如点灯,灯光四射,既照明了余物,同时也照明了灯的本身。心也一样,如眼见草青青,天苍苍,既见到天、草的颜色,同时也了解了自己这是‘见’了。这种理解是无意义的,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怎样证明是‘见’了呢?是后来通过回忆知道的。”也就是说,对这个意义上的“自证”的把握,“是后来通过回忆知道的”,例如“我们从前见过一本书,现在回忆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见’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此前我们有过‘见’的领受,不然的话,就不会说见过”,如此等等。[1] (P2151)
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意义上的“自证”,与以后大乘唯识学中所论证的“自证分”虽然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主张“自证”之成立的基础在于回忆,那么这与大乘唯识学中的“自证分”仍有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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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2006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奖励计划研究成果,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会议”( 2004年2月13- 14日)上宣读。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
① 关于陈那自证理论的最新讨论可以参阅姚治华在上述会议上的发言稿《自证是一种感知吗?论陈那的自证说》。相关的研究还可以参见赵东明《陈那“自证”理论探析———兼论〈成唯识论〉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观点》,
http://www.yinshun.org.tw/93thesis/93- 01.doc 242K 2004- 12- 26;何宗兴《陈那自证理论的分析与阐释》,
http://www.xxc.idv.tw/mt/archives/ evam_maya_srutam/doc/20040829_chung- hsien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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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前者更多是指一种反思性的意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心在了解对象的同时,还对本身有反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反省的作用”与“此后的回忆”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我们更早还可以在《阿含经》中读到释迦本人的说法:“我于此法自知自觉。成等正觉。” [2]“等正觉”的含义通常被理解为:“正遍知”。“知”的意思在这里与“觉”相同,觉即知也。“正”,则是指觉知契于理,也就是合乎法理地、明见相即地把握到。“遍”,是指觉知遍于一切。“等正觉”就是意味着:遍于一切地、合乎法理地觉知。也就是说,对自身的证知和觉悟是一种普遍合理的觉知。但这个意义上的“自证”或“自知自觉”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证分”也还不尽相同,因为“自证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或识;“等正觉”倒是更接近于西方哲学中的“自身认识”、“自身反思”的概念,即胡塞尔所说的“明见、相即的内在感知”的概念。
无论如何,首次在瑜伽系统内论述“自证分”的理论,使其成为大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是陈那。通过他,“自证分”概念一方面被引入佛教因明学,用来说明自己认知之作用;① 另一方面,它被引入唯识学,成为唯识学的用语。这便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自证分”。
与陈那不同,当时属于十大论师之一的安慧曾主张一切“心识”(即唯识学所主张的八识)都只有一个要素:自证分。这是安慧的一分说。而同属十大论师的难陀则认为一切“心识”都有二分:见分、相分。这里的“见分”是指心识的活动,也叫“能取分”;“相分”是指心识的对象,也叫“所取分”。
陈那不在十大论师之内。他主张三分:见分、相分、自证分。自证分是对心识活动及其对象的证知,也叫“自体分”。这可能是对有部的说法的一种反驳。有部主张:“刀不自割,见不自见”。但“刀”和“见”显然是存在着的和发生着的。而一切存在的和发生的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去讨论它们。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唯识学与西方现代的现象学学说的共同之处:所谓“万法唯识”或“唯识无境”,实际上是唯识学和现象学的一致主张。例如,舍勒就曾明确地说,“我们同样也排斥绝对的本体主义,即那种认为有可能存在按其本质不可被任何意识把握的对象的学说。任何一个对某个对象种类之实存的主张都根据这个本质联系也都要求给出一个这个对象种类在其中被给予的经验种类。”[3] (P270)
由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虽然他主张思维与言说是同一的,不可言说的也不可思维,因此也不可知。这多半是指形而上的东西。但他也承认不可言说的神秘东西存在,甚至它们还可以显示自身。[4] (6. 522)这里的“显示”(sich zeigen),与现象学的显现(erscheinen)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对思想与言说关系的讨论。②
这意味着,无论以何种方式显现,唯有对显现的东西才能有谈论的可能。即使是文学创作中营造的氛围、风格、气势、品味、格调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也是显现出来的,也是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到的。它们不一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或课题,但却必定为我们所觉晓和意会。它们不是形而上的东西。
以最简单的“看”的活动为例:我们在看时当然无法看到自己的眼睛,但眼睛的看的活动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被我们意识到,这是不言自明的,否则我们不能说:我们在看。当然,这里必须区分:看到的是对象,如桌子;而意识到的是看的活动,即视觉器官的活动,当然同时也或多或少包括着这个活动的相关项。
这种类型的“自身意识到”,就是唯识学中所说的“自证分”。在西方哲学中,它通常被称作“自身意识”。③ 笔者在拙著《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中讨论的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自身意识”。它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近代的知识学哲学中占有一个核心的位置。文德尔班甚至说,“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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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此可以参见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玄奘译,《大正藏》,第1628页。
②对此问题较为详尽的展开论述可以参阅拙文《译者的尴尬》,《读书》2004年第11期。
③德文: Selbstbewu$tsein,英文: Self- consciousness,法文: conscience de 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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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原则就是自身意识。”[5] (P301)这里的问题是,佛教唯识学比西方哲学更早地在心识结构中把握到了自证分的存在与活动,那么它是如何来看待自证分在心识中的意义与作用的呢?
在这里,笔者想着重分析两点:第一,分析佛教唯识学四分说中“自证分”的基本意义;第二,讨论它对我们理解人的本性有什么贡献。
或许这里的第二点并不会获得佛教人士的赞同,因为对心识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并不以认识人的本性为最终目的,而是应当为超出人道的层面和向度提供可能。这可能是唯识学和现象学之间的一个分歧点。
当然,说到底,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也不能仅仅用人的意识来解释,就像现象学的
另一位奠基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不能仅仅归结为人的此在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心识是唯识学和现象学的共同出发点,而它们的目的地,也都在各自的意义上与“转识成智”的意图相关联。
笔者将在后面的论述尽可能地关注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可比性。
二、横向的考察:心识的“三分”结构中的自证分
前面所说陈那的“三分说”,尚未穷尽唯识学的四分说教义。所谓“四分”,是指在陈那之后,护法论师又提出的划分:再立“证自证分”。吕瀓认为,“唯识说发展到四分说算是最完备的了。”[1] (P2232)
但这个四分的主张本身还含有一切需要澄清的疑点。笔者在《唯识学与现象学中的自身意识与自我意识》一文中曾提出一个总体的论点,即:这个四分的理论只是为了避免无穷回退的逻辑结果而提出来的,它没有顾及到“自证分”的基本特性。对“自证分”本身结构的分析可以表明,这种四分的意图是多余之举。因为自证分不是对象性的意识,不是“客体化的反思”,因此不存在无穷回退的危险。笔者在这里可以将这个主张加以细化。
护法或玄奘① 的“四分说”遵循了这样一条逻辑思路:
( 1)对相分的证知依赖于见分,因为没有认识活动,也就没有认识对象的产生。② 在这里,见分也可以被称作“心”,相分也可以被称作“心所”。———这里的两分,依据的是心、心所的二分。
( 2)对见分本身及其相分的证知又依赖于自体,即自证分,因为如果没有自证分,认识活动(能缘)连同被认识的对象(所缘)也就不能被回忆和记起。③ 在这里,相分是被认知的对象(所量) ,见分是能够认知的心识活动(能量) ,自证分是见分的量果。———这里的三分,依据的是所量、能量、量果的三分。
这两个命题属于描述性的命题,它们是对通过反思而把握到的心识状态的描述。但接下来的第三个命题则是解释性的,它更多是通过推论而完成的一种设定。
( 3)对自证分的证知又复依赖于证自证分,因为“此若无者,谁证第三?”即是说,如果没有证自证分,那么拿什么来证知自证分本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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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分说”在护法的其他著作中并未出现,因此很有可能是玄奘自己的见解。参见《佛光大词典》“成唯识论”条目:“本论非仅为译书,亦可视为玄奘之述作。”
②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意识的构造活动在逻辑上要先于被构造的对象。但唯识学的另一对概念“能缘”和“所缘”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将这个顺序倒置过来。因为“缘”在这里是指攀缘。被攀缘的东西在逻辑上又先于攀缘的活动。据此,“见分”和“相分”与“能缘”和“所缘”这两对概念可以是对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奠基关系的不同看法的表达。但它们也可能只是用语的差异而已,就像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构造”和“被构造”与“给予”和“被给予”这两对概念所描述的虽然是同一个事态,但却指示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样。
③如前所述,最初提出“自证”理论的小乘经部学说便是依此来进行论证。吕瀓将这个意义上的“自证”解释为某种“反省的作用”。但这个解释会导致无穷的回退。“自证”应当是在“见”的同时直接意识到“见”的活动,否则我们在“见”的过程中根本无法区分含糊的梦中意识的“见”和清醒意识的“见”。这里之所以说“含糊的梦中意识”,是因为在一些较为清晰的梦中意识里,自身意识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在醒来时还可以回忆。而在所有无梦的睡眠中,虽然意识仍在活动,却没有自身意识,因而我们醒来时全然不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身意识与反思或回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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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逻辑思路中包含着两个前设:其一,“心分即同,应皆证故”。也就是说,已经划分出来的心的三个成分(见分、相分、自证分)在性质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也都应当是可以得到证知或需要得到证知的。其二,“诸能量者,必有果故”。也就是说,见分是相分的能量(或者说,量知功能) ,即心识活动能够认知心识对象,自证分是见分的量果,即自证分能够证知心识活动。但自证分既然可以证知,它也就是能量。而所有能量都必定有量果(量知结果)。自证分既然也是能量,也就必然有量果。这个量果不能由见分来提供,因为见分会有错误,不能证知自证分。那么自证分自己的量果在哪里呢?
由此得出,必须有第, 四分、即证自证分,由它来弥补这个逻辑上的不足。有了第四分,便可以证知第三分。当然,这里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谁来证知第四分?如果推出第五分,同样的问题仍然对第五分成立。这样,就有一个在古希腊哲学自普罗提诺以来就面临的问题:自身认识的无限递推问题:我对思维的认识是通过反思,但要想认识我的反思就必须通过对我的反思的反思,而要想认识对我的反思的反思就必须通过对我反思的反思的反思⋯⋯,这样,我们实际上落入到了一个无限递推、无限后退的窘境之中。[6] (P30- 36)
护法或玄奘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提出第四分的同时,也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两者可以互相证知、互为量果。这样,“心、心所,四分合成,具所、能缘,无无穷过。”这里的最后一句就意味着:如此就可以避免无穷地递推的问题。因此熊十力也曾总结说,“第四、第三,互为量果,不须增立,无无穷过。”[7] (P132)
但是,要避免这个无限递推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采取这种过于人为的方式。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自证分的根本性质的把握。把自证分看作是与见分和相分相同的一个心识之成分,这是一个错误的前设。这个前设同时还导致了上面所说的第二个前设:自证分是对见分的证知,就像见分是对相分的证知一样。
这之所以是一个错误的前设,乃是因为见分对相分的“证知”与自证分对见分的“证知”并不是同一类型的证知。前者是对象性的(或者说,意向性的) ,后者是非对象性的(或者说,非意向性的)。倘若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在一个行为中就出现两个对象:作为见分对象的相分和作为自证分对象的见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这里同时有两个行为在进行:对相分的直观证知和对见分的反思证知。这也是现象学所说的“外感知”和“内感知”。一方面,它们不可能同时,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进行两个行为:在直观外物的同时又反思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倘若这是两个独立的行为,那么它们本身又都具有各自的见分、相分和自证分。如此一来,心识可以无限地被分隔下去,我们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这个问题在古希腊的塞克斯都(Empiricus Sextus)那里也已经被提出过。[6] (P30- 31)他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自身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自身认识活动或者是简单的,或者是复合的。简单的证知可以证知他物,但无法证知自己。而如果我们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把心识的证知看作是一个复合的东西:见分证知相分,自证分证知见分,那么对自证分这个证知活动本身的证知是无法证知自己的,它本身是一个行为,又可以划分为见分、相分和自证分。于是我们可以无限地分隔下去。这是导致塞克斯都提出自身认识之不可能性的原因。
玄奘虽然想通过证自证分的第四分来避免这种不可能性,因此在解决问题方面比塞克斯都要多迈进一步;但他与塞克斯都的共同错误在于这样一个前设,即:认识活动(或证知)始终都意味着,一个认识者把握住一个认识的对象,并且他把自证分等同于这个意义上的证知活动,因此,他也就把自证分看作是与见分和相分相同的一种证知活动。从这点来看,玄奘仅仅具有作为“反思”的自证分概念,但他并不具有作为“自身意识”的自证分概念。①
很可能玄奘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具有立足于自证分本身来解决问题的意图。他在《成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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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自身意识”的概念可以参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第389页及以后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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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中曾说,“如是四分,或摄为三,第四摄入自证分故”。[8] (卷二)也就是说:第三分和第四分实际上是一回事。证自证分也可以看作是自证分的内向作用。对它们的区分,可能只是出于实际论述和理论传授的需要。慧庄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陈那说三分,是因为第四第三皆是量果,故把第四摄于第三。” [9] (P330)
基于此,笔者认为陈那的三分说更能体现心识的最基本要素与结构。在这里,笔者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个三分意义上的“自证分”。
当然,后面要提到的冯达庵把“证自证分”理解为“第九识”,也是另当别论的一种理解,这里暂且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