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菩萨戒》的现代伦理学意义
一、 现代社会伦理思想的危机
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稳定,通常有法律与伦理两套行为规范与准则。法律目的是有所禁止,告诉公民什么是不可以作的。在现代社会,不可以作的通常有两种,一是不能伤害自身,二是不能伤害他人。而伦理的目的则是有所作为,它倡导善的行为,鼓励公民不仅要道德自律,把遵守法律变成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且要通过行善友爱互助,把人间变成乐土。
在现代社会之前,法律原则的确立及其权威性的竖立,是通过王权得以实现的,而伦理原则的确立及其权威性的竖立,则要通过宗教得以实现。
在王权专制的时代,王权是全社会权力的核心,它不仅是一切权力的出发点,一切权力自它而始才得以确立,它也是一切权力的目标所在,一切权利都是为了维护王权而存在,王权就是所有权力的最高目的。所以在这种时代,法律只能由王权来确立,而法律所要维护的,也只有王权的利益。
但法律只能限制人的行为,却无法制约人的心灵。因为行为是可见的,可见才可以依法而判,但人的心灵却不可见,不可见就不可以用外在的权力加以制约。因此,伦理无法通过王权来确立,这也是一件必然的事。如此说来,又怎样才能确立人心灵上的道德准则呢?这时只能借助于宗教,因为心灵是可以有所信仰的,心灵的道德准则,便也只能通过信仰来制约,舍此别无他途。
通过信仰,让人相信有一种主宰人心灵的力量,一种可以超越王权、乃至超越一切外在权力的力量,它为人类确立一切道德准则,同时又衡量与宣判着人类对这一道德准则的遵守程度,遵守者可升天,不遵守者,则入地狱。
因为这一道德准则只能借助信仰来实现,而信仰又只能通过宗教来实现,所以,在王权专制的时代,宗教往往成为王权的心中爱物。一方面,王权需要利用它来实现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王权还要利用它为自己的统治确立合理依据,所以会有“君权神授”这样一种说法。很显然,在王权专制的时代,“君权神授”又是宗教所确立的一切道德准则中的核心条文。在这样的时代,宗教充当着王权的御用工具,宗教肩负着过多的社会使命。
人类一旦进入现代民主社会,法律与伦理也相应改变了它所确立的依据。现代社会是以理性化与科学主义为其原则的。理性化以最为合理为原则,它相信合理的说法不只一个,而它只选择最为合理、或最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说法,作为它所确立的标准。而科学主义则以科学为其检验结论的依据,如果一种说法不符合科学、或可为科学所否认,人们就可以完全否定这一说法的合理性。
从理性化的原则出发,现代法律以契约论为其立论的出发点。契约论最早被法国思想家卢梭所阐释,并被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所普遍采纳,确立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论认为,人与人不仅生而自由,而且生而平等。因为生而自由,所以他有权去作自己想作的任何事情。但所有自己想作的事,不外只有四种:一是对自己有利,二是对自己不利,三是对他人有利,四是对他人不利。在这四种权力中,对自己不利,是对生命的伤害,而对他人不利,又是造成一切社会冲突并破坏社会稳定的根源。
事实上,所有对他人不利的行为,即是用自己的自由去侵犯他人的自由,若依据人与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他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利,也可以用对等的方式,回过来侵犯你的自由,于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社会便会永无宁日。于是,出于权衡轻重、择利去弊的共同愿望,人们发现,人尽管应该享有自己天赋的自由,却起码应有两种自由是应该放弃的,那就是,放弃伤害自己与伤害他人的自由。于是大家相约,在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权利中,放弃一部份权力,即放弃伤害自己与伤害他人的那种权利。
不难理解,法律所具有的威权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在王权时代,一切权力源自王权,而在民主的时代,一切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契约是人民自己相约而定的,人民相约共同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这权力便成为现代法律威权的真正来源。一旦人民共同以契约的方式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权力也就具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超越一切个人权力之上,并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所有的个人权利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它。
(同理可知,一切没过经过人民合法赋权的权力,它只能被判为非法,是对人民权力的褫夺。)
现代民主社会已经为法律找到了它所确立的原始起点,但于此同时,伦理学却丧失了它所确立的理论依据。契约只能共同约定人们不要去作什么,却不能约定人们应刻去作什么。而应该作什么,这本源自于人的信仰,信仰又源自于宗教,但现代社会,却又是一个宗教被消解的社会。因为宗教始终无法为科学所证实,科学主义又被尊为现代社会共同有的准则。于是,在科学主义原则面前,宗教被消解了,信仰被消解了,同时,伦理学也被消解了。在现代社会,伦理学陷入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持续了几个世纪,人们至今找不到一条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