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话老南,一二三
《三国演义》有云:
“正饮宴间,忽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为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贼哭,何也?’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众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若使续成汉史,诚为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杀之,恐失人望。’允曰:‘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日磾无言而退,私谓众官曰:‘王允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岂能久乎?’当下王允不听马日磾之言,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有诗叹曰:‘董卓专权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当时诸葛隆中卧,安肯轻身事乱臣。’”
一、 蔡邕该不该死?
当然是不应该!而且,我们能看出来,蔡邕是个厚道人,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不可“背国而向卓”,然而念着情分,还是去哭了董卓!
好比今天,有些人是看着南氏的书长大的,对南氏是有感情的,由此,他们对南氏有着相当的尊崇,虽然,南氏之谬,他们未必不晓得。可是在个人信仰的范畴之内,也许很难做到黑白分明,毕竟心灵上的事,也无需黑白分明。对此,我们倒也不宜妄加干涉,更不能学王允,专制到不给人一点的心灵空间。
二、 王允的担心会实现吗?
王允必杀蔡邕的理由是什么?“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也。”
他的担心是蔡邕以感情代理智,写出一些不好的文字,而当时的国家“衰微”,积非成是,会使大错铸成而黑白易位!
当然,我们今天看来,王允还是太过蛮横,在事实还没出现之前,就作了定性的推断;但,王允的担心全无道理吗?
即以对南氏的的争论来看,这种现象不是没有,而是普遍的存在。为南氏辩护的人,往往不是出于理据,而是出于情绪―――质疑纠错者的动机、硬拗、绕开南氏的错误而强调其人的“功德”云云。反正“就事论事”的一个没有,“依人不依法”的比比皆是!
如果蔡邕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在史书中浓墨重彩的褒扬董卓,这样的作为,就不能作为个人的心灵问题而听之任之了!
三、 对南氏辩护者几个理据的一点辩正!
1.南是大德,是实修者甚至成就者
对南氏的拥趸者而言,这几乎是先验的、常识性的。但如果辩驳起来,也是最经不起推敲的。南氏的主修据说是禅和密,禅在他的老师袁先生就没有师承印证,密呢,虽然他近些年说了一些师承,但却没交代他主弘的“准提法”得自谁人,而且对传密法得资格中重要得闭关经历也只字未见。
2.为了通俗啦,为了口语啦,为了听众的根基啦,所以看上去不严谨
首先,我不知道说这个话的有没有“他心通”?不然,他们倒完全是“自心造作”,与南氏的六识理论大有同共之妙。
通俗普及就是好?不见得,唐朝时俗讲法师的号召力和受欢迎程度大概远超过玄奘法师传下来的唯识宗,甚至皇帝都亲自驾临去听。宣传效果也很好,“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但是,佛经讲着讲着就变成《西游记》了。今世的变化速度大概是古时的十倍还不止,古时上千年的变化,今世大概数十载就行。对于南氏拥趸者的国学派,好像对于这种史实都是不大考究地。
而且,佛法中的不通俗是谁造成的?难道不是诸佛诸祖?难道他们把可通俗、可易懂的故意绕弯变化,让我们必须去吃力费劲才能弄懂?说实话,诸佛诸祖不为之举,今人为之,我总是抱有怀疑,而事实最终也往往是证实我的怀疑。
3.对于国学,总是把一切不好归之于其衰,把一切美好都归之于其昌
讲这种话,恐怕非但于历史沿革所知寥寥,与他们推崇的“国学”也所知不多。这让我想起文革中高举并挥舞语录本的红卫兵,总是喊着“毛泽东思想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热情固然不乏,智慧呢?天晓得他们是不是真对“毛泽东思想”下过功夫。
至于什么三教合一之类的就不提了。
通俗有时象美女的暴露,大凡是人总会被吸引,但这种吸引往往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就像林黛玉同志教育我们的:
且说香菱见过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
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了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作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