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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之一:南北朝时期的判教

判教问题,可能是古往今来佛门义学中被争论最多的问题,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个义学问题,实际上直接而深入地影响着历代广大学佛之人,对于修学法门和途径的取舍抉择。被判释为究竟了义、属于上上根人学修的教法,一时间就能风光无限,蔚为显学,令无数学子,趋之若骛;一旦被判成方便不了、摄受下下根人的教说,就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可能千百年间都会被尘封角落、乏人问津。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倡导人生、人间佛教,也同样都避不开“怎样判摄一切佛法”的问题,怎样判摄,实则就决定着其所倡导的佛教,是以何为中心、以何为特质的佛教。
判教学说,于学、修两大领域,都有如此直接的利害关系,实在是不能不加以重视而又予以谨慎的问题,今人要通过整理、继承、研究、发展从古以来的判教学说,修正旧说的偏差、补救往昔的流弊、发掘沉隐的真义、倡导契机的学修,极需突破旧说藩篱的勇气和超越前人的手眼。喜见今有耀德版主手眼一出,便直指论题的重点:时间先后和教理深浅,是为判教学说的两大主线,古今皆然。时间先后,重于历史考据;教理深浅,重于法义辨析。

时间先后这条线,如今的佛教思想史界以佛陀在世时为根本佛教、佛灭后至部派分裂前为原始佛教,然后就是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大致已无异议。只在具体年代的确定方面,不同的考据说法还有些出入。对于大乘佛教三大系,中观前、唯识后,也无异议,至于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争议过真常圆觉一系的前后问题,即便虚大师认为马鸣早于龙树,圆觉系为大乘之始,但如来藏系思想的充分传播、发展、发达和成熟,从历史时间上看,毕竟是在中观、唯识之后,从时间先后问题上承认这点,并无损于圆觉一系作为大乘佛法一大流的地位和重要性,相信此点争议也就无碍大局了。综观时间先后这条线索,还算比较单纯,基本上可谓大体已定而细节可议吧。

教理深浅这条线,涉及法义辨析,问题就复杂得多。实则从教理深浅这点上,可以引出两重含义:一是悟入次第义,即学人对于教理的学修悟入,普遍意义上讲,是遵循由浅显向深隐的次第规律;二是高下优劣义,即深为高而优、浅为下而劣。论析教理深浅,这两重含义总是交织在一起,而对于学修真正有切实意义的,理当是悟入次第义。
典型的如天台判藏、通、别、圆四教,解释一个具体的名相、讲述一项微妙的法义、传授一种禅观的法门,都是依此次第,先说藏教义如何,再说通教义、别教义为何,最后点出圆教义为何,大不了在全部交代清楚之后,褒扬一下自宗的独家圆义为最高。只有这样的讲述,听者才会如实了知何为四教义、何为圆教义。没有说劈头就这么告诉学人的:那藏、通、别三教都是不了义,它们怎么讲都无关紧要、不提也罢,咱们直下就讲自家圆义!如此的话,恐怕无论再把圆教义讲得如何圆融玄妙,听者也都只会是如坠雾中、不明所以的。化法四教的判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安立了一套说法、学修和悟入的深浅次第。
遗憾的是,在判教学说从产生、弘传到继承延续的漫长年代里,存在于教理深浅这条主线里的悟入次第义,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被片面执取和一味夸大的,就只有高下优劣义,似乎判教就只是为了判己高、判人低而施设的,从未意识到如藏通别圆这样的依次罗列,是一种不可躐等的必要次第,似乎总把它看成是一种教法证据的比照罗列,只是为了能从这样的比较中,证明各宗教义是如此这般地后后胜于前前,直至最后终于能突显出自宗教法是如何独一无二地高而优,它宗教法都是如此程度不等地低而劣。判教学说,由此便整个地沦为宗派激争中崇己抑人、自赞贬他的工具。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判教学理,就很有必要充分地重视和发掘教理深浅中的悟入次第义,或者说,是把教理深浅这条主线的含义转换为悟入次第义,从而取代、破除,乃至彻底摈弃因袭千年、狭隘偏私、纷纭诤讼无有了期的高下优劣义,举凡判教意义上源自印地的大乘、小乘之争;空宗、有宗之争;产于本土的圆教、别教之争;顿教、渐教之争;执一非余的了义、不了义之争,概属应予摈弃之列。

须知教理的浅、深之别,并非如今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受教育的程度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那样的由低往高。浅,是切实浅显之浅;深,是精微深密之深。切实浅显,比之精微深密,并非下而劣;精微深密,比之切实浅显,也未必高而优。
佛说四圣谛,以苦谛为首,老、病、死诸苦,是每一个生存于世的人都能够切实感受、切身体验得到的,佛教导弟子们观察五蕴身心的无常、苦、无我,对于皆由五蕴合和而成、无一例外的众生,也都是浅显易明的。学人能依此切实浅显的教法,去信、解、行、证,就能够解脱生死,证得涅磐。佛度众生的本怀,是于“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磐而灭度之”,佛并不曾强求每一位众生都能不住涅磐、不证寂灭。依佛所开示的、切实浅显地揭示生命缘起流转之真相,及解脱还灭之正道的教法,去觉悟和实践,证灭度而入涅磐,也一样是称佛本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贬抑这样一套切实浅显的教法,是下而劣的。
当然,如果学人遵循教理深浅的悟入次第,有意更深入地观察和探究缘起流转和解脱还灭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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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版主提醒的是!“判教者对教理的理解与认识”存在差异,“由于根机的不同,悟入的次第也会不同”,这都是自然而正常的。
但有差异和不同,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导致“出现纷争的局面与状况”。会不会“出现纷争的局面与状况”,关键正在于判教者们,有没有把高下优劣义,强行赋予这些差异和不同之中。不争高下优劣义,有争论也可以是良性的互动,争竞高下优劣义,有争论就难免演成恶性的纷争。

理解和认识有差异,可以展开平等的交流和探讨,根机和悟入次第有别,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争论或许不可避免,只要双方并没有非得争个我高你低、我优你劣的坚固执著,在争论和切磋中不断修正和提高各自的认识、增善各自的根机和悟入,都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争论和切磋,即便有时会很激烈而热闹,也还是合理的、正常的、良性的范围,从性质上说,不可谓之“纷争的局面与状况”。
对于判教学理的继承和发展,良性的论争也是必要的,任何一种学理的建立、发展、继承、完善,都是在参与者们各呈智识、各抒己见、各展所能的论争互动中,切磋琢磨、求同存异,在新的理解和认识高度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更以此为新的基础,展开新的论争和切磋。学理,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发展下去的。不能说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就是“纷争的局面与状况”。

反之,如果是把高下优劣的含义,强加于“对教理的理解与认识”的差异,以及根机、悟入次第的不同之中,那么只要有争论,就是为争个谁高谁低、孰优孰劣;只要说判教,就是为判个谁高谁低、孰优孰劣。于是涉入判教学理,无非就是凭着各自对教理的理解与认识的差异、凭着各自自我估价的根机和悟入程度,唯以崇己抑人、自赞贬他为目的,恶性“纷争的局面与状况”,也就是我们唯一能看得到的结果了。

或许,就是由于判教学说这个领域,被高下优劣义困扰的恶性纷争的局面与状况,千百年来上演得太多太久了,以至于我们早已习惯成自然地认为,只要“判教者对教理的理解与认识”的差异还存在,只要“由于根机的不同,悟入的次第也会不同”的情况还存在,这些差异和不同,在判教学说这个领域中,就只能是继续上演千古如一的“纷争的局面与状况”,而不敢另思解困之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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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误会了耀版主使用“纷争”一词的语义,原来版主说的“纷争”,是没有褒贬之分的,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一并扔进“纷争的局面与状况”这口大锅里,还能煮出“使得中国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这么道大餐出来,着实令小的我大开眼界啊。

既然承认“争论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那么“在中国的判教史上”的“这些争论”,有没有良性的、恶性的之分呢?如果有,哪些是良性的,哪些是恶性的呢?在“出现纷争的局面与状况”中,是良性的多,还是恶性的多呢?是“导致不良的后果”的作用多,还是“使得中国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的作用多呢?是不是所有这些争论,都是“不仅没有导致不良的后果,反而使得中国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了呢?今人如果还想严肃、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的判教史,这些问题恐怕是不容回避、不能再笼而统之、含混略过了吧?

纷争之“纷”,既是争执、纠纷之纷,也是混乱、纷杂之纷,纷争之局,是一众争执者为争而争、混杂纷乱的乱争之局,演化成激烈的、严重的激争,当然就是恶性的,即便没有那么严重,乱争之局,至少也不是什么积极的、有益的局面与状况。一种局面与状况,称之为“出现纷争”了,基本上总是贬义的。而一种学理、学说的传续,如果已经陷于这样的一种局面,或长期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就不能不谓之困局,而有必要另谋解困之道了。

中国佛教,在“走向繁荣与兴盛”的阶段,也就是上升阶段中,判教思想也呈现出异见纷呈的局面,可谓之“纷呈”,但尚不能谓之“纷争”,因为此时各家的思想重心,还在于如何“判”上,还不在于如何“争”上,各家都以自己研究、讲习的经典为依据,提出自己的判教思想,即使有不同主张间的碰撞、切磋,也还尚属有限的、良性的争论范围,还没有到唯我独尊、非要和其他异说争个高下优劣的地步。
到了“繁荣与兴盛”的颠峰,经过淘汰、融合后剩下的诸家,包括判教学说在内的宗派学说的建立和发展,也达到了成熟的顶峰,如何“判”的问题,在各家宗说内已不成问题,其判教学说的重点,也就转移到了如何与他宗别派之“争”上,为争高下、定优劣而争,为令自宗独居究竟了义、独家圆教义、上根顿悟义而争,为依据能令自宗独居最高而定的判摄标准、来为他家各义排定低而劣的座次而争,原本异见纷呈的“纷呈”,就此转变成了为争而争的“纷争”,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演变为可谓之恶性的“纷争”的局面,实不为过。

在“繁荣与兴盛”之后出现纷争,因纷争而导致由繁荣走向萧条、由兴盛走向衰败,佛教义学起伏盛衰的轨迹,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就是在印度,也是如此。印度晚期佛教的大小乘之间、大乘空有之间,空有二宗内部的各派系之间,虽没有如中国这样发达的判教学理,各方强争自家独为高而优、力贬他家低而劣的恶性纷争局面与状况,比之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说印度佛教由兴盛而转为衰败、终致于绝灭的内因,此纷争乱局,应属首当其冲。
要说良性的争论,能使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还得看争论各方因何争、如何争、能否从有限度、有节制的争论中反思自身、增益正见;但是纷争,无论是消极的乱局、还是激烈的恶局,要说“这样的争论”,也还能“不仅没有导致不良的后果,反而使得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无论从史实、因果中看,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讲,都不能不说是颠倒之见吧!

在上帖中谈到太虚、印顺二师倡导人生、人间佛教,也不能不解决“怎样判摄一切佛法”的问题,他们如何判摄,包括大乘三系之内的判摄,当然都属于判教范畴,没有人会不明白那“就是一种新的判教”吧?
太虚大师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或说大乘特法,其中的“共法”之“共”,明显的已经是在有意识地淡化传统判教浓厚的高下优劣义之纷争,而导之以向五乘、三乘共通的悟入次第义,但所谓的大乘“不共”、“特”法之义,还是明显地带有传统判教中褒大贬小的意味。
印顺法师的重要贡献,在于打通了阿含经教与大乘思想间千百年来的高下隔阂观念,但在其所判摄的大乘三系中,又明显地倾向以性空一系是纯正的大乘佛法,与唯识、真常二系间,还在作着高下优劣之分。历来诸多不满和攻击印老思想的各方,未必是对其立足人间、利益人间的人间佛教理念,有深入的了解或确实的抵触,实在还是针对其判教中高下的优劣意味而来。
二师的新判教,虽影响广泛,却仍不能说没有局限,另思解困之道,也并非一定就是全盘推翻传统,另创新说,解读观念的根本转换,才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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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耀版主是无意于区分争论与纷争之别,或者本就是执意要把二者混为一谈的,呵呵~~在我看来,明辨二者不仅是很有必要的、有意义的,而且对于佛法在世间的兴衰存亡,意义重大。
上贴中已经分析过,在佛教走向繁荣与兴盛的上升期,各家学说异见纷呈,是可谓之“纷呈”,而不可谓之“纷争”,因为其重心是在于各申己论,以“呈”为主,还不在于“争”。在印度佛教史上,异见最多的部派佛教时期,是属此类性质,这和大乘佛教晚期,“大小乘之间、大乘空有之间,空有二宗内部的各派系之间,各方强争自家独为高而优、力贬他家低而劣的恶性纷争局面与状况”,有着根本的性质的不同。将繁荣之“纷呈”,视同乱局之“纷争”,而谓“纷争乱局”也能带来繁荣、不会成为衰灭之因,仍是颠倒混淆之谈吧?
由“纷呈”而转变为“纷争”,或可视为一种由盛而衰的转折性标志,上贴中特意点出“因纷争而导致由繁荣走向萧条、由兴盛走向衰败,佛教义学起伏盛衰的轨迹,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就是在印度,也是如此。”是想由中国佛教判教说的如此轨迹,正可例知中、印佛教义学的盛衰轨迹,“无须赘述”了,不曾想耀版主还偏就要以上升期之“纷呈”局面,来作为否证“纷争乱局”是衰亡之由的理据,是否是因为耀版主,不太善于举一反三呀?

关于印度佛教衰灭之因,史家通行的说法,是进入密教时期以后,来自境内有印度教强盛的压力、来自境外有强大异族、外教的入侵,内外夹攻,终致绝灭。教内学人,多也乐得接受此说,顺势将衰灭之因,往史学们都说得如此充分的“外部不可抗力”上一推,也就心安理得,大可不必再痛心疾首地,去从教内深挖原由了。
然依我个人之见(纯属个人观点),密教,本质上已不是佛教,是晚期佛教在印度教兴盛的压力面前,大量吸收印度教教法,混杂由来已久的民间信仰,假借佛教名相为其“包装”、搬运佛理教法为其“基础”和“前行”,终而导向背离佛教本质、彻底走向佛教之反面的相似法和外道法!既然密教不是佛教,那么密教的灭亡,不管它是被印度教所同化、所吞噬,还是为异族、外教所攻灭,这些原因,都只能作为密教灭亡的原因,而不能作为佛教灭亡的原因和解释。
从判教说的时间先后这条主线上,说印度佛教的最后时期是密教时期,并不能由此认为佛教彻底密教化以后还能算是佛教,也不能由此认为密教被攻灭、密教时期的终结,才是佛教的终结。而是说,密教时期本身,就是佛教经历蜕化、变质直至衰灭这一过程的时期,印度佛教之灭,是以彻底密教化为终结,而非以密教之灭为终结。
印顺法师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清晰揭示了“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的直接关系和因果关联。佛教之灭,正是灭于密教之兴,而密教之兴,又出于佛教自身之变质,那么佛教何以会变质而密教化的原因,也就是佛教之灭的原因,这个原因当然必须从佛教内部找,而不能再推委于“外部不可抗力”了。那么,这个内因又是什么呢?太虚法师就曾有精要的解析:

“空有激烈爭辯,小大宗見各持,遂漸傾密行,趨入印度佛教衰運。大乘本由綜含而見優,至是時執皆空者力破唯識,持唯識者亦反斥空執,大乘分裂,重陷初五百年末部派苦諍餘習。於是空識分宗,空與識又各分派;大乘已失其綜含功能,小乘部派亦紛起分庭抗爭其間。若藏傳有部、經部、唯識、中論四宗者,即小大宗見各存之後後碩果,均依附密教保殘喘也。而創開此等衰勢者,殆為清辨,執空斥識始掀起空識之爭,說空又異佛護起空宗派別,持咒叩藥叉求延身命俟決彌勒;啟部派諍習,苦諍莫決,退求密咒神助。令印度佛教衰滅,除外來政治社會原因外,咎莫大於此執空諍者。”
“如來為本之不同佛陀為本者,則如來兼有「外道神我」之含義,故易轉佛梵一體,其表現者為持行密咒。考今西藏所傳,大抵為空論師之轉變。龍智亦為中論師,傳玄奘曾從學中論,龍智欲授玄奘密法,玄奘辭不受,亦為密教開端空論師之證。蓋依中觀內修觀行,高者可證入空性,從容中道,如龍樹,或成中國禪宗;而執空論者,善壞他論,自無可持,不流惡取空撥無因果,則惟有如清辨轉入神祕密咒延續身命之一途。而他論被壞者,亦厭倦苦諍,同趨密咒為息心之地。”

“空有激烈爭辯,小大宗見各持,遂漸傾密行,趨入印度佛教衰運。”纷争乱局,是驱使印度佛教晚期倾向密行、“依附密教保殘喘”的主要动因,在此已经分析得够清楚直白的了。佛教因密教化而灭,趋入密教化的主因,正是由“此纷争乱局”,那么指“此纷争乱局”,而为印度佛教灭亡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谓顺理成章了吧!
虚大师文中,将部派佛教异见“纷呈”之争,视同晚期佛教恶性“纷争”之争,我以为不妥。而谓中国禅宗,就是“證入空性,從容中道”之“高者”,似有“瘌痢头儿子自家好”之嫌,观诸狂禅者流,“善壞他論,自無可持”者大有人在、“流惡取空,撥無因果”者大有人在,被吹捧为“大密宗”还自以为荣、沾沾自夸者大有人在,不见得就比印度当年“轉入神祕密咒延續身命之”“执空论者”高明得了多少!

如果说“印老的贡献,有目共睹,无须赘述”,那么印老思想的局限性方面,就不能不述。“与印老思想不同者”,比如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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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以下是引用善抉择在2005-6-19 13:50:00的发言:
立仁:
“虚大师文中,将部派佛教异见“纷呈”之争,视同晚期佛教恶性“纷争”之争,我以为不妥。”

请问:
您认为前后“纷、纷”如何不同?是否前“纷”曾导致某种良性的结果?
是啊!“纷呈”之“纷”,虽也呈杂多之貌,但毕竟以“呈”为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利于思想界的自由和活跃,部派佛教时期的异见纷呈,已经为其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学说,发展和准备了丰富的思想素材,这方面的思想史研究,印老多有成就,细读其著作,应该不难有较深的体会和认识。
由于虚大师早年的学修背景,是属中国传统的禅宗,对于部派佛教思想,当然就会以传统大乘轻视小乘的目光来看待,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也不奇怪,这可以说是虚大师的局限处。但部派佛教思想与大乘佛教思想间关系的研究,却是印老的长处。


关于佛教之密教化的原因,还牵涉到一项至关重要却又长期为我们所忽视的内容,就是佛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关涉。通常在我们的印象中,从佛陀在世时对婆罗门教义的批判,到大乘佛教兴起后对婆罗门正统诸派如数论师、胜论师、正理师的破斥。似乎婆罗门教在佛教面前,早都被扁得老虎成病猫、不死也没用了。
的确,从佛教创立至大乘佛教兴盛的千百年间,婆罗门教一直面临着佛教的压力,在教义论战中更占不得什么便宜,但也正因如此,婆罗门教也一直在向佛教学习,大量吸收佛教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广博精深的学理来丰富、发达自身,甚至在教团组织上也学习佛教僧团的优长改革自身,到了公元七、八世纪间,重又以经过全面改革的新面目兴起,史称新婆罗门教,又称印度教。
此时重兴的印度教,在教理深度和思想实力方面,自然是今非昔比,早不是过往被佛教大乘论师们驳得体无完肤的古旧教义可比,即便要为其“梵我合一”张本,他们也可以把“空有不二”的玄理,说得头头是道,恐怕那些中观末流之“执空论者”,都早已是望尘莫及了。是老虎还是病猫,看看今日多少学佛者中的糊涂人,纷纷为其折服、错认他们宣扬的也是“佛法智慧”,就可见一斑了。
由于我们所研读的佛教经论中,并没有印度教如何学习和吸收佛教思想的详细记载,在密教典籍中,也不可能注明哪些是学习和吸收印度教而来,使我们对于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关涉知之甚少。现代一些有着深厚印度教信仰熏陶或思想文化背景的哲学家、思想大师、灵性大师们,如果他们仅仅在印度或南亚范围内活跃,可能也不为我们所重视。
但是随着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崇慕日增,他们的思想、著作或其本人被介绍到西方国家,作了适合西方人、现代人口味的调适和宣扬,引起思想、文化界的轰动而风靡一时。以崇洋拜外、洋为中用为前卫的学者,很快就会把这些大师的学说、著作译介过来,学佛者中的糊涂人,也很快就会为其貌似高明、相似佛法的教说所倾倒,引以粉饰门面、装点谈吐,声称自己所学所论,是最适合现代世界现代人的“佛法”智慧和法门,更有凭一己私见对佛法和三法印的肤浅理解,到处去向人印证,说这些才是最合时宜的“现代佛法”。殊不知,那只是这些大师们的祖师爷们,千百年前从佛法中搬了点东西过去,现在被翻新花样、重新包装了一番而已。
学佛人会闹此笑话,说到底,还是对于印度佛教史上,佛教和印度教的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历史交涉,缺乏基本的了解所至。不过,知道宋明理学的应该不难理解,当年那些道学先生们,可以把华严、禅学中的理事、体用、性相、心性等等佛法学理搬运过去,发挥得头头是道,有人说他们阳儒阴释,实则不是,不管他们怎么搬弄,骨子里总还是儒,不会成为释。同样的,不管印度教的思想大师们,能把从佛法中吸收过去的学理,发挥得如何动听,本质上,总还是“梵我一如”的路数。
另外,了解一点道教的应该也不难理解,在道教中,玄理和修持是异源异质的,也就是说,在教理方面,可以吸收和依附道家学说,把“道”之玄理,说得玄之又玄,而在修持方面,却杂集了诸多来自民间古老、原始的信仰和文化,诸如拜鬼神、炼金丹、画符篆、气通经脉、内丹修炼、羽化成仙等等,凡此种种,可以说和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完全是不同源、不同质的东西,但都被汇集到同一宗教中来。类似地,在印度教中,哲理玄谈这一边,除了婆罗门教原有的奥义书等,可以大量吸收佛教、耆那教的思想,发展得玄奥精深;而修持方面,却杂集了从中亚到南亚诸多民间信仰和古老、神秘、原始的灵修体系,祭祀鬼神、持念咒术、瑜伽修炼、气脉明点、宝瓶拙火、性力双修等等,凡此种种,也是和其教理思想,完全异源异质、毫无关系的东西,也都会被组织到印度教的庞大宗教体系中来。
对此没有充分认识、头脑不清之人,也会把这种教理和修法异源异质、截然无关的宗教模式,混入佛教中来,以为佛典经论,是说理的,学来学去,也成个玄理空谈,要实修证法,还得另求“密法传承”去。不知佛法学理,本自真修实证中得来;佛法修证,唯是佛理正见之实证,绝不存在异源异质、截然无关的东西,弃经论而另求证法,都只能是相似法、外道法!

从学理和修证两个方面掺入外道杂质、直至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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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了解,不等于别人不了解,更不等于我们都不了解。如果你真的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大可以免开尊口,因为你不了解真相,就无从判断别人所说的是否与真相相符,故而也无从判断别人是否对真相有所了解。自己先说不了解,接着又对别人是否了解乱下评断,那只能视作无知狂人的信口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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