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印老“不及与太过,都有碍于佛法的正常开展,甚至背反于佛法。”的教诫,我们或许可以来分析和理解一下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佛学思想间的区别。
太虚大师,长于圆融贯通;印顺法师,长于精审辨异。假如圆融贯通太过,就会失于宽泛混滥,将非佛法、反佛法的东西都拉进来搞圆融、搞贯通,结果不免会把佛法给“贯通”到“背反于佛法”的路向上去,变质而消亡。对此,就需要用精审辨异来加以对治,把“背反于佛法”的毒素异质辩识出来、祛除出去,维护佛法的纯正与神圣。可见,圆融贯通的太过,实则就是精审辨异的不及,需要加强精审辨异来对治。
反之,精审辨异太过,就会失于狭隘偏执,精辨出佛法内部不同学理体系间的差异,就进而以为此差异间不容圆融会通,唯以某系学理为纯正、究竟、了义之说,可学之依之;其他凡与此有差异者,均属不纯正、不究竟、不了义,不可学不可依。引起教内各系学理间分河饮水、自是非他,显然会“有碍于佛法的正常开展。”对此,就需要用圆融贯通来加以对治,将不同学理体系之法义,在新的层次上综涵融通起来。可见,精审辨异的太过,实则就是圆融贯通的不及,需要加强圆融贯通来对治。
从“不及与太过”两端,来考察圆融贯通和精审辨异这两种取向,似乎是各有两端而成四种情况,实则只有两种情况:圆融贯通的太过,就是精审辨异的不及,应以精审辨异来矫治;而精审辨异的太过,就是圆融贯通的不及,应以圆融贯通来矫治。
如果说,太虚大师立足于圆融贯通,“看到的佛教史是一味的佛法对于不同根基的众生在不同因缘下的展现,”那么,这种“不同因缘下的展现”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它们必须还是佛法!如果在“对于不同根基的众生在不同因缘下的展现”的过程和流变中,非佛法的、反佛法的东西都混了进来,也还继续给予“圆融贯通”的话,那就失于宽泛混滥了。而太虚大师的圆融贯通,搞到什么“八宗并宏”、什么“显密圆融”的地步,是不免有“太过”之嫌的。
对此,印顺法师就明确指出,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是不免“为圆融所累”的。所以,印老进一步提出了“人间佛教”,指出佛教不仅不是死的、鬼的佛教,而且也不是“天化的”、“神化的”佛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是纯正佛教的真正意义。是只反鬼教化,还是既反鬼教化,也反天教化、神教化,是“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区别之所在,而这层区别,正是印老基于其精审辨异之所长,通过对印度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的精审研究,特提出反天化、反神化的取向,来对虚大师只反死鬼化,却对天神化还保有不当“圆融”的一种矫治。其反天化、神化的提出,正是鉴于印度佛教史上佛教因天化、神化,而走入所谓的“秘密大乘”,终致于变质、消亡的史实,所以,以“人间佛教”来较治“人生佛教”的核心理念,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反对佛教的密教化!惟有反对佛教的密教化,佛教的真义才能弘传于人间,人间的佛教,才能保持其纯正而神圣的本质。
今天,当“人间佛教”思想已成为海峡两岸汉传佛教界的共同理念,当印顺法师的诸多著作也已成为两岸佛学教育的通用教科书,其“人间佛教”理念中,此一反对佛教密教化的不同特质,还尤需得到重视和加强。这可以说,是以精审辨异对治圆融贯通太过之弊的方面。
再看以圆融贯通,对治精审辨异太过之弊的方面。印老是公认的大乘中观学者,当然不会把大乘佛法看成是“原始佛法被后世佛教徒打着佛陀旗号改编、创造的过程。”,正相反,是印老佛学研究的努力和成就,打破了原始佛法和大乘佛法被传统观念中割裂为“小乘”和“大乘”而重此轻彼的流弊,从根本佛教圣典和部派佛教思想中,发掘出了大乘佛教思想的渊源,指出大乘佛教,是对根本佛教深义的阐扬。
但是,在大乘三系思想中,印老却又唯以龙树一系的中观学,判为是对根本佛教深密义理的如实阐扬,却把另两系学理,视为只源于根本佛教、部派佛教中的某些提法,或大乘经典中佛为接引钝根、外道作的方便说,经由某些重于修定、修心的学者基于自身体验而拟想的产物,确有“以意识心悬想计度”之嫌。然后,更将印度佛教最终走入密教化,都归咎于真常唯心一系流于“真常、唯心、圆融、顿证、神秘、欲乐”的结果,这样一种从精审辨异中衍生出扬此抑彼、厚此责彼的倾向,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精审辨异太过,而失于狭隘偏执了。
对此,太虚大师即本于圆融贯通的立场,指出马鸣、龙树、无著是“一味的佛法”的不同的展现,是不应作纯正与非纯正、了义与不了义之争的,至于印度佛教后期的密教化,恰是末流空宗学者“执空以诤”导致的恶果,晚期空宗学者多堕于密教,也同样是回避不了的史实。
今天重新研读印老的著作,我们也不难想见,既然大乘三系思想,在根本佛教、部派佛教中都能找到渊源、在大乘经典中都能找到依据,则三系同是对于佛法深密义理在不同方面的深广化、精密化,同样有着佛法学理发展、演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唯取中观一系为纯正、了义,而贬抑唯识、真常两系,是有失偏颇的。这时,圆融贯通之长处,正可矫治精审辨异太过之弊。
至于堕落而为“圆融、顿证、神秘、欲乐”的密教化之过,执有的一边,固然会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