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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吕澂是谁?

[转帖]吕澂是谁?

吕澂居士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蓝吉富

一、小传
  吕澂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鹫子)。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轻时曾肄业于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后又入南京民国大学就读经济系。十九岁时曾到日本专攻美术。翌年(1916)回国,出任刘海粟的上海专科学校教务长。这时,他才不过二十岁。
  从上面的履历,可以看出吕澂早年涉猎的学术层面颇广。他先后曾读过农科与经济,对美学也曾刻意钻研。台湾佛学界的一般人也许多少曾读过他的佛学著作,但是大概很少人知道在美学方面,他也出版过不少书。他曾经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四部书问世。
  在学术领域里,农科、经济、与美学,这三者都与佛学沾不上边,但是到后来,吕澂却完全舍弃这三者而一意研究佛学。
  吕澂在十四岁时开始自修内典。十八岁(1914)时,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渐学佛学。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唯识学大师欧阳渐得到一位「超敏缜密」(欧阳渐语)的传人,而吕澂一生中的后面七十五年,也从此奉献在佛学研究领域里。
  吕澂在二十二岁那年(1918),开始协助欧阳渐筹办支那内学院,四年后该院成立,他也专驻该院,以襄佐其师。到欧阳逝世后,吕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教务长及院长等职。中共政权成立后,他续掌院务,到1952年该院停办为止。此外,在世俗职务方面,他也曾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1961年,吕澂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他在该院所授的课程,后来被整理成书的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此外,在1963年,他还编了一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四部书加上若干篇论文,是他在中共政权成立后的所有著述成果。
  大陆的「文革」,似乎为吕澂的佛学著述活动划下休止符。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他就不曾有过新着问世。「文革」之初,吕澂的年龄大约七十岁。这是人文学者思想趋于圆熟的年龄。加上他的身体还算健康,到九十一岁时还曾向访者自谓「耳聪目明」,且能研讨佛学问题,可见他在七十岁时是肯定有著述能力的。可惜从那时开始即告封笔。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界的第一硕学,有二十余年「不着一字」,实在是学术界的一件憾事。
  从1971年起,吕澂即卜居于清华大学的清华园,住在他那执教于清华大学的儿子家中,直到去世为止。他的著述,在文革过后,先后曾由他的学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较早的有谈壮飞整理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在台湾,此二书被书商改名为《印度佛学思想概论》及《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出版)、张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其后,李安又将上述这三书,并入《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之中,于1991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这部《选集》虽然不能尽收吕澂的毕生著述,但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吕澂著述集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

二、佛学著述
  吕澂研佛时间早,加上通晓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因此其学术工具之多与研究领域之广,在我国佛学界,无人堪与比拟。其著述在《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出版之前即已印行成书者,共有下列几种︰
  (一)译介类︰《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佛典泛论》等三书。
(二)印度佛学类︰《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三)中国佛学类︰《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四)西藏佛学类︰《西藏佛学原论》。
  (五)因明、声明类︰《因明纲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声明略》。
(六)目录学类︰《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至于单篇论文,除有二十几篇收在印度、中国二部《略讲》等书中作为附录之外,其余多刊载在各期刊之中,其后则被收入《选集》之内。在台湾,另外还有二本上列诸文的选辑。其一是《吕澂选集》,另一是《吕澂文集》。前者收在《现代佛学大系》第五十一册,后者则为单行本。
  在上列诸书中,最具份量而且较能看出吕澂的功力的是《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二书。此外,译介类三书常被误为吕氏的著作,其实只是编译及增订而已,其中,《佛学研究法》与《佛典泛论》分别取材自日人深浦正文的《佛教研究法》与《佛教圣典概论》。而《印度佛教史略》则大体取自荻原云来的《印度之佛教》。关于这些书的原始取材,吕氏都曾在序文或卷末书目中加以说明。因此只能把他们视为译介,不能视之为吕氏的重要著作。大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编)将这三书也一并归为吕氏的「主要佛学著作」,是不恰当的。
  从上列吕氏的著作表,可以看出其治学领域广泛地涵盖了印度(包含南传)、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事实上,他不祇深入这三系佛学的义理大海,而且对梵藏佛典的对勘与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也极为精审。在因明学研究方面,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启蒙大师。从他的佛学深度、广度、与语文来看,他是最有资格睥睨于当代国际佛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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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是谁?
——汉语佛学最严重的遗忘
    
先锋佛学

            一

  遗忘吕澂,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

  吕澂毕生的佛学研究,就是为佛法正本清源。在与之相关的纯文献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采纳他的堪同成果的!
  然而他在佛经辨伪方面的成就,却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至于遭到教界的冷淡或拒绝。
  吕澂的专著引起教内强烈反映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慧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愤涌。
  难道是吕澂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
  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澂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澂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之手,而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信仰者对于自身所处教义的全面反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正因为吕澂的居士身份使教内异议者备感尴尬,所以攻击他的人有意回避他的信仰者身份,说他只是一个囿于考据的学者而已,没有什么佛教信仰,但是吕澂曾向他的重要论争对象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的“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

  吕澂是谁?
  吕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吕渭,后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鹙子,江苏省丹阳县人。
  吕澂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而献身佛法之刻苦修学,再加上出于宿慧之绝世天才,使得他精通梵、巴利、藏、日、英、法等各国语言,通过这些得心应手的基础工具,吕澂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进一步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华言译本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的局限。
  一九一一年,“中国近现代佛学之父”、金陵刻经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渐(竟无)继其业,负责刻经处的工作。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澂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吕澂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
  一九一五年,吕澂因为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先生时年仅二十岁。吕澂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世纪初,汉语思想界有范寿康、吕澂、宗白华等 大力提倡“生命美学”,而首先在美术领域提出改革口号的就是吕澂。一九一八年,吕澂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术革命》的文章,指出对中西古今的美术要公允客观地平等对待,特别是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这在中国美术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正彷徨、徘徊、无所适从之际,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五四运动”时思潮纷起,人文宗教领域也全面展开了深刻的启蒙运动,其中陈独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影响亦深焉。其实陈氏之思想,最早是受吕澂的启发而作的,陈独秀亲撰《美术革命·答吕澂来信》一文,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绘画写实的精神:“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王画,“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美术革命”口号的提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空前激烈的争鸣,形成了“革新派”与“国粹派”两大阵营。这两派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革新派”倚靠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在当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倒引起了我的另一个联想:我们的教内信徒对李叔同的出演《茶花女》、画西洋油画、引用人体模特及创作西洋音乐等津津乐道,赞许他是艺术界的绝世天才,以至于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怎么看都披蒙上了传奇色彩。然而若论对美术史、艺术史、思想史的贡献,两人的高下自明。我这里并非拿吕澂来贬低李叔同,只是想说弘一法师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作为一个法师也不该有那么浓重的神话色彩。
  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吕澂应其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澂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欧阳渐为院长,吕澂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澂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华言译名,由此可见欧阳大师对吕澂的倚重。欧阳渐曾说:“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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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吕澂的佛学思想直接导致或影响了二十世纪大乘佛教“正本清源、回归佛陀”的“批判佛教”思潮。
  “相似佛学”的提法,最早见于吕澂一九四三年写的《禅学述原》一文,由欧阳竟无大力倡导、而由吕澂及另一佛学重镇印顺法师全面展开的对相似佛学(印顺法师有“变质佛法”的提法,现在基本上都以“相似佛法”称之)的批判,成为二十世纪佛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事件。
  吕澂坚持认为,所谓“内学”的精神是传承并贯彻佛法与其他宗教思想“不共”的独胜之处——如果佛教失去了这些独胜之处,那么佛教的信仰品质也就不能保证。任何试图模糊佛教与其他“相似佛法”的界限的企图,都必然导致佛教的“矮化”,就像历史上的汉传佛教的民间民俗化和现在“人间佛教”的一些倾向,把佛教变成了世俗文化的点缀和附庸,实际上摧折了佛法拯救世道人心的津梁。
  呂澂先生的批判精神更多地表现在追溯佛法本源上,他的考订佛典,是由华译本而上溯藏译本与巴利本,乃至最接近原典之梵本,皆是欲求接近佛陀之“圣言量”,而后假“圣言量”作为改革佛教的思想泉源,因此复古背后的目的实亦涵摄了创新的成分。所以说先生治学,其实是在“布道”——那是判断教义之真伪正邪的根本,非为争学术之高低,更非关人身攻击,而是关乎人天眼目的真实信仰发生!
  从世界范围内的佛学史来打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两位日本中青辈佛教学者袴谷宪昭与松本史朗引发的“批判佛教”思潮观点最为激烈,引发的争论也最受瞩目。上述二人将学术成果直接引入对佛教的整体批判,提出“本觉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如来藏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法等充满争议性的主张,甚至于将这些属于汉语系佛教特征的佛教思想称之为“伪佛教”。通过对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现状的考察,二人皆指出这样一个“伪佛教”的信徒在社会实践上维护现状、保守反动、无法正视社会不义,更遑论推进社会改革、弘发大乘佛教标榜的慈悲济世精神等等弊端。总之,现实的大乘佛教与他们所认为的“真佛教”背道而驰。
  这一“批判佛教”思潮直接起源于日本曹洞宗內部对于“社会不义问题的宗教根源”的反思。袴谷宪昭、松本史朗等人将日本文化缺乏深刻的反省、批判精神的根源归结于由佛教的“本觉思想”衍生出来的“和”的思想,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佛学的研究领域,而具有社会批判的意味。在佛教教义上,“批判佛教”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大乘佛法“基体”的“如来藏”和“本觉”之心性观与原始佛教的“无我”观、缘起论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本觉思想”使得佛教失去了现世关怀功能。
  其实在中国,类似的批判早已由吕澂展开,只不过大陆佛教界对此视而不见罢了。吕澂通过对佛法源流的研究来探清佛教的基本义理,如果“就佛法论佛法”,则中国佛教的主流几乎完全丧失了释尊圣训的真精神,甚至汉语佛学的某些义理与释尊本意完全相反。比如在《大乘起信论》的考证上,他直接从基本义理入手,指出《起信论》乃据魏译《楞伽》之误译而成,证据确凿,辨析细密,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而汉语佛学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将错就错的产物。
  关于相似佛法的批判,吕先生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本净”(或“本寂”)、“本觉”之分判,为先生义学之根本,依此抉择诸家、辨别伪经,一目了然。先生指出,中土自玄奘唯识学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辨别经论,使流毒千载的一些伪经伪论原形毕露。例如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的造伪,吕澂作了详细的考辨。指出 “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这些学术成果虽然受到传统佛教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但是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信仰角度,教内至今还没有公平公正地正撄其锋,亦没有催生出新的、令人信服的教义。
  与佛经辨伪同步,要想使真理的求索能催生真正的佛教信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我们不能忽视佛法中与其他学术思潮“不共”的东西,否则就象现在的汉语佛教,教内外流行的结缘书籍大都成了类似历史上民间“劝善书”的东西,而一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大师”更是大力廉价贩卖自己的学说,使得佛教教义的内核在这些流行文本中受到了严重伤害。
  信仰还承担着文化精神的传承,故关于信仰文本的真伪正邪之辨乃是必要而重要的。如果佛法的核心过于笼统,或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她在指导行为方面反容易导致混乱。世人急于行善破恶,但是往往沦为他人利用工具——如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和二十世纪末的#¥¥%%……%¥%……#¥之信徒,往往未辨真伪正邪,就妄谈佛与众生、善人恶人,从而陷入无“眼”之盲从。吕澂以佛法之根本价值关怀出发,辨析何为真、伪、正、邪,实为根本之根本,而指导宗教家实践的济世热情,也恰需要这双操心的“眼”加以指引矫正。故其学术之价值,可以历劫而愈新,非一世之功德也!
  我们感到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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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本文(吕澂是谁?)的第一部分,原稿是——

先锋佛学

  遗忘吕澂,是当今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缺憾。
  如今,在大陆的一些佛教网站和几乎所有的佛教书籍流通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严正声明”——
  “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一览:国内学者吕澂、欧阳竟无、台湾印顺的某些著作,其中攻击《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为伪造,实在害人慧命。凡是攻击《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为伪造者,皆不可印。”
在这里,吕澂的著作居然与“涉嫌封建迷信、邪教、伪经伪书、混淆知见的书籍”并列,焉不知吕澂毕生的佛学研究,恰恰就是辨别伪经邪说、为佛法正本清源。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许多佛教徒知道吕澂,却是通过类似上述“严正声明”,这不由得令我们感慨:学术思想界的成果,在信徒(焉知不是盲信和迷信)这里往往一无是处!
  在纯文本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佛经堪同”和“佛经辨伪”,吕先生一人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在佛学史上旷古未有,当今佛学界没有不采纳他的堪同成果的!
  然而先生辨伪的成就却不被接受,是何原因?
  在一些网站上,还有《讨论“学术化之毒”鸿爪集》之类的专栏,下面的对话即来自这个专栏:
  ——请问谁叫吕澂?发表什么作品?他的书有什么毒?
  ——我发现,吕澂、印顺等学者,最受外道学者欢迎了!
  ——为什么现在僧人那么佩服那些学者?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徒没有自信,没有修证!
  ——毫无修证的“佛教学者”如吕澂,对佛法的“研究”只能是“井蛙论飞翔”、“太监论男女”。
  ——可怜啊!在下有一次去某著名佛学院,有位任教的僧人谈起一位学者(指吕澂)很是佩服,让我感到很郁闷!这位学者很肤浅,对佛教没有真正的了解。可是僧人却被学者的世俗学问的功夫给吓住了!这样的佛学院能培养出好的僧人的话,那也是僧人天生的善根!
  对上述指责者而言,不需要详细了解吕澂佛学的思想内容,只要自己所看的书中哪怕借鉴了半点他的学术成果或正面论述,这种书籍就已经是反动的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吕澂的名字就是“异端”和“反叛者”的另一指称,沾之则致恶果,难免避之如同瘟疫了。
我们的教徒究竟是出于什么情肠来纷纷攻击他是“白痴学者”、“坠地狱的知解之徒”?
  还有的忧心忡忡——
  “吕澂凭借他的考究,轻率地判断某佛经是伪造,并引起佛教界某些人的追捧,这会对中国佛教帶来毁灭性的冲击。”
  “当代佛教界一股强大的疑古尚识(依识不依智)的学法潮流,可以讲这种学风足以把中国佛教推入毁灭的深渊。”
  “这种学术化佛教一旦占主流成佛教界权威,佛法就危在旦夕了!”
  这些攻击吕澂的佛教信徒,他们的出发点无疑也是真诚的,也是基于良好愿望的,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误区,那就是:攻击者是为了攻击而攻击,几乎没有真正地了解吕澂和他的佛学,甚至绝大部分人压根没有认真读过吕澂的作品,即便是专业研究者,也很难对吕澂的佛学思想有整体而通透的把握,所以,以上对吕澂的攻击多半是人云亦云、意气用事。
  攻击者并断言——
  “吕澂等人,不修不证,死守学术,当然无觉悟的一天,且他们研究佛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弘法;而弘法大师,都是有修行的。”
  如果学术思想界的求真精神和启蒙精神,对佛教的弘法是“逆下缘”的话,那么,目前汉语佛教界这股汹涌的“反学术”或“反求真”的潮流,倒真的有可能断送以深刻理性思辩为殊胜特质的佛教。
  更绝的还有——
  “不知欧阳竟无、吕澂等死的时候表现如何?”
  “请问吕澂那么大学问,烧出舍利子了吗?”(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没有,那么连他的学术一样可以弃之如草芥。)
  上述诘难简直就是以针对人身的攻击来逃避真伪之辨——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对错来对双方进行评判的话,仅就学佛应具的博大气度而言,当代佛教徒之信仰品质及学术精神之沦丧,可见一斑矣!从另一方面来说,教徒的心胸狭隘和对学术的不尊重,也是佛教宗教品质堕落的表征!
  这也可以引发我们的另一重忧心:目前对佛教对修证境界的认知,越来越倾向于个体崇拜,一些经论和祖师言说,被不加深思地奉为圭皋,不允许半点质疑——哪怕其中有明显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成分。在个体崇拜中最严重的倾向是看重“舍利”等神迹,而这种“神迹决定一切(包括理论真伪)”的判断标准也逐渐上升为一种“终极判决”——这同时导致了佛教的思想被迫让位给神迹,难免造成佛教学术品质的下降。
吕澂的专著引起教内如此强烈攻击的主要原因,看来并非缘于学术观点不同。在学术思想界一直有对佛教不利的观点和专著(尤其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话语下),比如范文澜的《唐代佛教》、胡适的禅宗研究(他完全否认六祖慧能的历史地位,而将神会抬得无以复加)和他对《虚云和尚年谱》的置疑等,也并没有没有使得教内那么群情愤涌。
难道是吕澂的居士身份才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
  至今学界和教界都对吕澂的居士身份表示认同,所以,吕澂的佛学成就并不是出自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纯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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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百伪》、破《楞严百伪》和破破《楞严百伪》纷纷应世的时候,被誉为研修和弘讲《楞严经》“海内独步”的圆瑛大师还健在,还长期身任教界领袖。不知圆瑛大师有否为了《楞严》真伪一事,出来对吕澂居士的佛法修证程度来一番贬斥,或对吕死了以后该受什么因果报应,来作一番论定?

到了今天,至少先锋老兄的这段话是不幸而言中:“以针对人身的攻击来逃避真伪之辨——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对错来对双方进行评判的话,仅就学佛应具的博大气度而言,当代佛教徒之信仰品质及学术精神之沦丧,可见一斑矣!从另一方面来说,教徒的心胸狭隘和对学术的不尊重,也是佛教宗教品质堕落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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