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潮汕地区宗族问题初探
对宗族问题的定位和定性是中国探求民族和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宗族问题的研究放诸于中国现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和历史的范畴,更与政治和现实密切相关。潮汕地区的宗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死灰复燃”中由于潮汕地区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有着其独特的发生发展的方式,它既固执保持了某些传统,又在发展中被赋予了具有现代性的功能和权利。在现代化的扩张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下,宗族以及其背后所赖以依附的传统逐渐处于一种准分裂的状态。因此,客观的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形态,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有助于我们更好对宗族进行历史的定位和现实的定性。
一、宗族问题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它既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也是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文化现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基本上作为“封建”与“宗法”的代名词以及作为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一个落后社会被认为是消极、落后的东西。这在以文化的革命为使命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热衷于掀起打倒宗法社会的运动。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东洋民族虽从游牧社会进入宗法,但情形至今仍未改变。虽从酋长政治步入封建政治,至今亦无变化。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个人无权。……尊家长、重阶级,故提倡孝。在宗法社会的政治里,……尊元首、重阶级,故提倡忠。忠孝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是半开化东洋民族的一贯之精神。”1
对宗族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倾向同时也影响了后来革命者的实践活动。1927年毛*泽*东对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后,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又说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其中族权是“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2毛*泽*东提出了“族权”的概念,并将族权以及控制者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以解决社会危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对乡村政权的不断渗透,国家政权组织终于深入乡村社区,基层党政组织成为了乡村社区的核心力量。原有的乡村传统权威被打倒、摧毁,新的政治与行政权力在乡村确立起了绝对的权威。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宗族权力被作为封建势力的象征而成为重点的打击对象,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它控制着农村基层几乎是全部的资源,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公有化,甚至劳动者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公有”的了。这样原有宗族势力存在的经济基础完全被摧毁。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宗族的代表人物被打倒,族谱被烧,祠堂、宗庙被拆或被改作他用。同时,传统仪式等也被作为封建的、“四旧”的内容而加以打击、取缔。宗族作为乡村权力中心逐渐解体、消失。从此广大农民在超强的政治与行政手段的全面控制下,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全方位管理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切都依靠集体,一切都服从集体,集体的活动空间几乎就是个人的全部活动空间。
当然,从当时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发展战略来看,希望依靠农业积累来支撑工业化的赶超型战略对乡村社会的动员与控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也只有在这种以基层党政组织为核心力量,共青团、妇联、贫雇农协会、民兵连作为辅助力量的体系中,广大农民才能史无前例地被组织、动员起来;同时党和国家的决策、指示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到乡村社会的每个角落,传到每个农民的头上。
然而,正是这种对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必然导致了以国家代表出现的政府对资源的暴力性配置方式,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在政治上的人身依附。这也决定了即使农民是在所谓“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下的广泛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仅仅是一种运动式的参与而非制度性的参与。在整个过程中,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受到了严重压抑,盲从性十分明显。政治参与变成了只专门为了“决定国家大事”,而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要求农民能够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进入政治领域寻求实现利益诉求的途径,只能是在对口号的虚幻中盲目跟从——人民公社体制把所有的民间社团(主要是乡村的宗族势力)一扫而光。整个政治运行的封闭性,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于政治运行过程之外,对政治不仅没有制度性的参与权,连知情权都没有。国家政治系统成了唯一进入政治决策过程的主体。而刘少奇、李立三的“在整个的或基本利益相同前提下,又有个别的或部分利益矛盾。”后来却被批判为“工团主义”、“向党闹独立”、“经济主义”。
历史已经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人民反思历史和重找出路并选择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渐落实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及高压意识形态约束一定程度上的解除,农村宗族经过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获得了活动的空间,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甚至控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