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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导师与守培法师的论辩
在有关唯识学的诤辩中,大多以玄奘所传新译唯识为核心,旧译唯识几乎完全上不了台面,唯一的例外是守培法师与印顺导师的论辩。民国二十年,梅光羲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引起重《楞严》、《起信》的守培法师反驳,谓“旧译无一非处,新译无一是处”。[13]初入闽院求学的导师,在同学不满守老的气氛下,站出来为新译唯识辩护,“当然是新的都对,旧的都不对”。[14]守老虽“笃于所信,忠于所学”,然于印度佛教的源流与系谱不详,虽为旧译唯识辩驳,今日看来,却不免愈帮愈忙。后来,导师阅藏,逐渐了解到佛教思想的分系,回想起这段有关新旧译唯识的争论,“觉得活像两位近视眼,仰读‘文庙’而互争‘文朝’与‘又庙’,纠缠不清一样”。[15]
导师的第一部作品《唯识学探源》,即肇因于这些令人目不暇给的争辩,想为唯识学的根源作一番厘清整理的工作。他在〈自序〉中,明白地宣示旧译唯识的真心派与新译唯识的妄心派皆源自于印度,各有其根据:
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开展中,唯心论有真心派与妄心派二大流。传到中国来,即有地论师、摄论师、唯识师三派。此两大流,真心派从印度东方(南)的大众分别说系发展而来;妄心派从印度西方(北)的说一切有系中出来。在长期的离合发展中,彼此关涉得很深;然两大体系的不同,到底存在。大体的说:妄心派重于论典,如无著、世亲等的著作:重思辨,重分析,重事相,重认识论;以虚妄心为染净的所依,清净法是附属的。真心派重于经典,都编集为经典的体裁:重直觉,重综合,重理性,重本体论;以真常心为染净的所依,杂染是外铄的。[16]
导师在这段序文中,为新旧译唯识做了大体的定位,往后的著作,可说是细部的推演与修正。此时,导师尚未深入分析唯识论典,所以只是对唯识与如来藏两系的特色,作一大致的分判而已,揆诸其后来的研究,当然有些不同。兹将其有关阐释新旧译唯识的相关著作,依年代罗列如下:[17]
(一)、〈评破守培师之读唯识新旧二译不同论后的一点意见〉(二十年,
《海潮音》十三卷第四期)
(二)、〈答守培师驳评破读唯识新旧二译不同论后的意见〉(二十年,《海
潮音》,以上二文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二十八
册《唯识问题研究》)
(三)、《唯识学探源》(二十九年)
(四)、《摄大乘论讲记》(三十年讲)
(五)、《大乘起信论讲记》(三十九年讲)
(六)、〈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关系〉(四十五年,收于《以佛法研究佛》
法》)
(七)、〈悼念守培上人〉(四十五年,收于《华雨香云》)
(八)、〈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五十一年,收于《以佛法研究佛
法》)
(九)、〈如来藏之研究〉(收于《以佛法研究佛法》,四十五年辑成付印)
(十)、〈英译成唯识论序〉(五十八年,收于《华雨香云》)
(十一)、《如来藏之研究》(七十年。第七章〈瑜伽学派之如来藏说〉中,
特立“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一节)
(十二)、〈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七十年,原刊于《鹅湖月刊》76期,
现收于《华雨集》五)
(十三)、《印度佛教思想史》(七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