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派(集中批判了新自由主义)
林毅夫:我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派,并致力于让理论随中国的实践而发展(上)
作者:商灏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8-27 02:09:01
摘要: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对中国经济决策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林毅夫:我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派,并致力于让理论随中国的实践而发展(上)
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对中国经济决策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的经验,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但同时,林毅夫也是引起学术争议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理论和观点,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在中国经济学界遭到不少反对的声音。尽管林毅夫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仍不能消除很多人对于他学术背后思想初衷的追问或质疑。而无论怎样,面对学界和舆论场,林毅夫所呈现的,始终是一位严肃又谦和的学者形象。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路径走向,学术界观点纷呈,究竟谁是合乎实际的理论解析、冷静睿智的方法指引、清晰明确的意见主张?国内著名报人和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水皮最近就这些问题与林毅夫先生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长谈。从认识论角度看,林毅夫的学术思想独树一帜,有异于国内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盛行于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和实践过程似乎更贴近一些,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显得温和、可接受。林毅夫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孤独得很有道理,但林毅夫也因此不是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他的观点、意见和主张独树一帜而一以贯之,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以中国经济的大量实证反思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思潮已经产生了可观的影响,并在西方主流学界引起了关注和争论,“新结构经济学”被西方学界认为是继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流派。
本篇对话录共有10个部分:1.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再辨析;2.对保护与补贴政策的再评价;3.对符合实际解决方案的再论证;4.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批判;5.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再认识;6.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再思考;7.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8.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再判断;9.对投资拉动理论的再强调;10.对学术研究新方向的再引领。本报将分两期连载。
1.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再辨析
水皮:相比人们熟悉的标准西方理论,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自1988年以后我的观点前后还比较一致,20多年来,谈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人们大概很少看到我一篇文章里有观点相冲突的地方,也很少看到我上一次讲话与下一次讲话,或前几年写的文章与现在写的文章有内部逻辑矛盾之处。但我也并非要刻意追求各种表述的一致性,然后去忽略一些问题。当然我运气比较好,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按照这本经,就可以指点江山。当时大家最想听到的就是所谓前沿思想,我也经常接受邀请去做这方面的介绍。
但对我而言,1988年是个很大的转变。那一年中国出现改革开放以后首次两位数的高通胀,在此之前,1985年,中国的通胀率是8%。除了这两次,中国此前基本没有通胀问题。解决通胀问题的办法,任何教科书或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但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很多在建工程变成半拉子工程。这在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看,是很不理性的错误的政策选择,西方和国内许多学者也据此来批评中国政府。但如果因此说中国政府不理性,政策错误,那就没办法解释一个现象,即从1979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每年增长将近10%。如果说这是由于瞎猫碰到了死耗子,那么一年两年有可能碰对了,但持续10年都碰对了,这可能吗?可见中国政府一定是理性的。只有审时度势的理性政府,采取的政策才能够让经济连续10年高增长。
水皮:无论是否自觉,那样的治理整顿一定切合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吧?
林毅夫:对。这让我看到,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必须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面对高通胀的时候,会采取砍投资砍项目的办法,而不是教科书上经典的提高利率的办法。其实在那以后,大概一通百通,我关注了很多问题,了解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不按标准教科书的做法,却能保持经济奇迹式增长的原因,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水皮:你的这一学说主要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所抓住的是我们国家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现实,在这样的国家中体制扭曲的特征和造成扭曲的原因。经济的转型,在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一定都是从以政府指导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对市场的很多干预、扭曲为出发点,向着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经济一定是内向型经济,计划经济的目的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一些先进的、原本在国内不存在而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业,但是,资源有限,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应该进口的先进产业,则可以出口的产业得到的资源就少了,发展就会受到限制。那样必然进口少出口也少了,所以,转型前的经济必然是内向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另一方面是要利用好国际国内的市场,所以进出口都会增加。但我们必须要弄清的问题是,为何改革开放前会有那么多的扭曲,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何不像当时主流观点所认为的最优改革路径那样一次性取消全部扭曲。
所有读经济学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到一个认识,那就是有政府的干预扭曲一定有代价。一个代价是造成资源错配,从而效率低下;另一个代价是创造制度租金,有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倒爷出现和贪污腐败。但是否要像“华盛顿共识”所说的那样,将这些扭曲都一次性全部取消掉?一般学者很容易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现实当中确实有资源错配,有倒爷出现,也因此就会认为要全部取消扭曲,这样才会有好的资源配置,才不会有寻租腐败。所以,“华盛顿共识”很有说服力。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之所以能盛行,也就是因为它解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时,似乎可以解释得很通。
水皮:有很多学者接受这种解释,并以此理论比照国内现状,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似乎也能开出些药方来,但这药方却是不对的。
林毅夫:当时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要转型,这样做天经地义。当时的看法是,如果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如果不一次性将所有扭曲都消除掉,就只会创造出更多的资源错配和更多的寻租行为。包括我十多年前与杨小凯争论的,也是这一点;他认为必须把扭曲一次性全部消除掉,建立一个在宪政基础上的完善的市场体系,然后再去发展经济,否则会因为无法避免国家机会主义的问题而导致经济崩溃。这个看法,理论上好像很清晰。西方经济学界历来有一个笑话,一个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而且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按当过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上的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国家如何转型有一个出奇的共识,就是采取“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但这一主张的实际推行结果怎样?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确实按照这个方法进行转型以后,他们的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像现在出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现象,他们也存在并且更严重。
中国开始转型时为什么并未一次全部取消扭曲?1988年治理通胀问题时为何不提高利率,需要将其背后逻辑想清楚。为何当时要保持低利率不动?压低名义利率的目的是什么?我了解到是为了补贴大批的资本很密集的国有企业。1983年国企改革之前,国企的所有投资是由财政拨款,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也都由财政拨款,而且全国从国企到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就只有一本账。1983年开始推行财税金融改革,国企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贷款就要付利息,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发展水平比非洲国家还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极端短缺,照理说贷款利率水平应该比较高,因为资本或资金相对短缺。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基本都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违反了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完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与资本相对丰富、资金成本相对低的发达国家的相同企业比,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对较高。所以我后来提出的概念是,这样的企业在那时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一定要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1988年中国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如果按照标准经济学理论将利率提高,这些国企必然会由于成本太高而亏损,难于生存。但这些国企,能否让其垮台?基于两个原因,不能让其垮台。第一,它雇用了大量城市工人,他们若大量失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任何国家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第二,这些国企所在的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毛主席说过,如果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军事工业中国就要挨打。所以,为了国防安全,也不能让这些国企垮台,而必须给予补贴。
2.对保护与补贴政策的再评价
水皮:这样从实际情况倒推,其背后原因就清晰显现。
林毅夫:所以,不管是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还是为了国防安全的原因,即使提高利率,仍必须继续补贴这些国企。如果不用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来暗补的话,那就必须财政明补。但如果财政明补,当时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在经济下行之时税收更不可能突然增加,财政给予补贴就会增加赤字,需要发票子来填补,货币增加了又会导致通胀加重。了解到这些逻辑就会发现,提高利率的结果仍是通胀而非抑制通胀。同时也会发现,保证国企生存是政府第一要务,因此,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压低,那就很自然地要砍新投资、新项目。所以,这种从标准理论来看不理性的选择,其实是中国政府在当时的限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上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不好是由于存在压低利率的金融抑制所致。发展中国家确实普遍存在对金融的干预,用行政力量把利率压低,从而导致资金求大于供,需要用行政力量来配置金融资源。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个理论把利率放开以后,反而经济波动更大、发展得更不好。
水皮:你的意思是,不光是中国政府,但凡发展中国家,都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林毅夫: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采取压低利率的办法。这在印度叫重工业优先发展,在拉美叫进口替代。拉美原来出口的是自然资源产品,进口工业制品。当时的拉美政府认为,如果不断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就可能会产生依赖,所以就开始自己生产工业制品,以替代过去的进口。无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或是进口替代,其基本内涵都一样,都是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补贴那些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都会进行金融抑制。而且,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属国有。
对这些没有自生能力,必须给予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是私有的时候好还是国有的时候好?很多人会认为是私有好,因为,如果做一个回归分析,就会发现国企效率比民企低,因此国企应改成民企。包括现在所谓国企的产权改革、私有化,或现在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都未深入到这个问题的实质,那些研究并没有看清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不同,私有企业通常是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国有企业通常是在资本密集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即使私有化之后,其效率能否提高?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企,政府一定要保护和补贴。那就必须要问,究竟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民营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
上世纪90年代,我与张维迎以及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有过争论,当时他们提出的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占据主流,认为国企问题的实质是产权问题。但我认为,讨论国企的问题,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了解到当时中国是个资本极端短缺的低收入国家,直到2001年才跨进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当时绝大多数大型国企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也就意味着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一定要给予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不是明补就是暗补。
当时我引起争论的观点是: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少于民营的时候。我的道理很简单:国企的厂长经理是国家雇员,当然会认为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而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了保护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私自多吃一点是可能的,而多拿一点,只能偷偷的干,无论何时都是违法,因为那是贪污。但如果国企变成民企,民企不仅不会补贴国家,而且会以同样的理由说,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在这种情形下,民企向国家要的保护补贴越多,放入私自口袋里的越多,是天经地义。我在那时的这一推论,到现在已被大量的实证经验所证明。例如,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俄罗斯今天给予其八大重工业集团的补贴要比这些企业在国有的时候多。东欧国家还有中亚国家也有大量的经验证明,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很高,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更多。所以,从标准理论来看,好像保护补贴国企不对,应该要市场化经营,那就应该产权明晰,应该私有化,但那些认为私有产权非常重要的人,其实他们的推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企业有自生能力并且所有者与经营者都是同一个人的基础上,但这种企业只能是小微企业,并且所在的行业必须是符合比较优势。
水皮:你言下之意是,产权性质并不能决定效率是否必然优先?
林毅夫:效率在任何时候都要优先,但问题是,私营企业就一定能提高效率吗?如果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并且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则私营企业效率会比较高。但是,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且,是大型的,国家没有能力保护补贴许多这样的企业,它顶多是寡头垄断,但不会是完全自由竞争。在缺乏完全竞争的行业,企业的效率必然不高,缺乏自生能力需要补贴的企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反而会比在国有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