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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契约 道德谴责 道德绑架(2.0版)

楼主澄清误会,化解冲突的用意非常好。

关于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关系,在下以为可以说差距比较大。法律并不是根据道德底线来制定的,法律是根据在行为底线来制定的。违背了这个行为底线,就意味着在证据合法足够的情况会被法律制裁。这个行为底线和道德底线有什么区别,先用一个常见的例子。在男女感情上,玩弄异性,欺骗感情,这是违背道德底线的,但法律不制裁这样的行为,法律只保护合法婚姻,对奸污、强奸制裁。

道德怎么来的?一种是圣贤根据事物的正确道理而揭示的,比如,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佛法中的十善;基督教中的不做假见证等。一种是社会大众形成的一种大众善良认识观念。前一种对后一种有影响。大众的善良认识观念,不等于每一个个体的认识观念,而是一种主流的认识观念。这种社会主流的善良认识观念,也是随时代在演变。

在这个大众道德中存在的底线,这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底线,职业道德又由这个大众道德底线和职业特性结合派生出来。对于不符合大众道德底线的言行,自然社会大众就会批评谴责,这很正常。但如果批评谴责变成了强迫、制裁、漫骂攻击等,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就不符合大众道德底线,甚至可能违法。而批评谴责的目的也不要为了打倒别人,而是应该为了帮助别人认识问题。

法律要做的防止行为上的犯罪,道德要做的则是引导心灵的向善。内心即便很丑恶,在还没有机会犯罪的情况下,法律不做制裁,而道德则可以来引导教育丑恶的内心。

另外,大众中还存在一个互相监督的问题,就是说监督者并一定要做得比被监督者好,但一样可以用大众道德互相监督,这样对大众中的个体也是一种外力的警醒。

顺便在这里谈一下文殊福慧君在其他帖中提到的程序正义问题,因为和这里所谈的法律认识相关就一并谈谈,没有回复在原帖处,请文殊福慧君见谅。
法律上对程序不正义而来的真实证据为什么不能采信?法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毒树结毒果。因为程序不正义,就不能保证证据真实,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制造伪证。而且,这种程序不正义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能允许。法律不是解决单一个案,面对众多的案情要保证能采信的证据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必须要程序正义。即便受条件限制,不能得到,也不允许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这是多少有些无奈之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法律所能解决的往往有限,就是因为证据所限。证据所限不单是取证上的所限,还有证据发现和留存的种种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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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8 阿枫 的帖子

不知君可晓得,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德两字初时不是合在一起使用,而是分开使用,后来再联系使用,而这一变化来源正是出自《道德经》。

大众道德严格来说不是公众的契约、合同。关于契约和契约精神的情况可以另说。

君所谓的道德底线只是君自己认可的底线,并非大众认可的,而且假如没有佛的制定,君会有足够理由坚持认定为底线吗?

不错,圣贤也参与了大众道德。在前面已经说了,道德有两种来源,后一种就是大众互动中形成的,这一种才是大众道德,而圣人间的道德是相通而非博弈的结果。

虽然,在下不同意君的观点,但赞赏君的澄清误会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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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圣人的道德是为了说明大众的道德还受了圣人道德的影响,这前面说得很清楚。

顶楼提的误会,在下以为对于以道德的名义攻击漫骂制裁,将道德法律化来强制他人,可能这里同意的朋友没有。有些朋友也许没看清君的道德绑架的界定,也许看清了只是反感绑架一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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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圣人间的道德

有一句名言,西方有圣人,东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来自圣人的道德和来自大众道德是两种不是一种,但也并非完全彻底不同。圣人的道德对于大众道德有很大影响。就包括王舍城君所用的道德两字来描述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来也是自受老子一文的间接影响。不理解这个圣人的道德来源,而以西方世俗社会中的来源混淆,才会觉得“空洞无物的“圣人间的道德”,不免有些如同象头生角的虚拟物吧。”

因为圣人的道德对大众的道德影响很大,自然要谈到,怎么会是胡扯呢?正如,某人对君的思想影响很大,再分析君的思想形成情况的时候,就可以提到某人的影响。如果这样就当成是胡扯,那在下就不扯了,由君去扯好了。

关于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如果君有兴趣,可以参阅道德经一文。关于佛的智慧功德自然含摄了老子所谓的道与德。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呢?在老子中有明确的说法,用白话简单来说德就是大道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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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的言谈中就知君根本不了解道德经中所谓的道德,才自我主观错解。

呵呵,讥讽他人为脑子一团浆糊,正好可以显示自己的智力理解问题。

偏执的主观实在可畏,这样的固执能不与在下讨论甚好。

不过,在下还是希望其他朋友理解楼主的用意和对道德绑架的界定说明,这样减少误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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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  真气红了君   在下向君道歉

在下晓得楼主是帮助澄清君所提道德绑架的界定概念。

不管君如何看在下,讥讽在下,在下都坚持认同澄清误会减少因此而起的冲突为好。

还有,君要再写些什么道德绑架,可不要说是在下逼的。在下没有反对或者认同君的有关主张。
当然,实在要说为在下所逼,那也是君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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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道德的本质是不是契约,契约本质又是什么,这就需要了解一些契约定义的内容。

先摘录一些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一文的内容。

所谓契约,它在英文中相对应的词是contract,由拉丁语contractus发展而来,其意就是共同交易,它强调的是交易双方或多方的合意。社会契约思想首先由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提出,而后经霍布斯、洛克发展,最后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推向顶峰。社会契约思想最初只不过是先哲们对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后来则被政治家们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中。如1620年英国102名清教徒通过《五月花号》公约,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1639年的康涅狄克《根本法规》,也是康涅狄克殖民地所有居民依照契约理念自由缔结的。它作为根本法,从其诞生起直至1818年,一直是康涅狄克管理政务的法律基础,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社会契约思想与西方宪法、宪政紧密关联,人类历史早期的这些立宪经验,为后来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典立宪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源泉和基础,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就不可能有灿烂的西方宪政文明。

一、社会契约思想之分析

1.个人主义是社会契约思想的人文基础

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平等主体的合意。契约在某种意义上与自由语意相通,无自由即无契约。西方哲学家曾对此作了深入地理论分析。如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证明人的意志的独立性和人存在的价值。康德则进一步解释:“自由是独立于别人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一文中论及自由意志理论对契约法的影响时指出:“意志理论存在是个重要的真理。”没有自由平等的意志,就不存在契约,更谈不上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思想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自由平等的个体的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说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社会契约思想发展的前奏曲。纵观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社会契约思想打下了基础,而最后一阶段与社会契约思想直接相关。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初始阶段。针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等,文艺复兴家高举“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发展人的自由人格”的大旗,向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到了最初的传播。布克哈特曾满怀豪情地谈到这一点:“经过文艺复兴,人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尊严……并愿为自由、平等作出努力,甚至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第二阶段是宗教改革,在这个时期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加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基督教义首先肯定:人人是上帝的子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人人平等。但是基督《旧约》中的人人平等要服从于封建教会的等级制度。在宗教改革中,有两个人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更广、更深刻的传播。一个是马丁·路德,他赋予古老的基督教“因信称义”这一命题以新的含义:平信徒皆教士,即每个基督教徒都是教士,皆有资格出现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体资格。另一个是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他更革命、更激进,他提倡:“应按基督教的教义改造社会,使基督教的精神在尘世中得以实现,把天国的法律变成国家的法律,在尘世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通过这两个阶段,自由平等思想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社会契约思想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到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经天赋人权理论的充实,直接为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点燃了生命之火花。因为人只有有了权利,才能把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采用自然状态、天赋人权、自然法等话语框架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斯宾诺沙认为,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长期生存在自然状态下。他说:“天然状态,在性质和时间两方面,都先于宗教……(在天然状态)没人为神圣的法律与权利所束缚……我们认为自然的状态是先于缺乏神圣启示的律法与权利,并不只是因为无知,也是因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洛克也认为自由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与自然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洛克还在分析自然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即生命、健康、财产、自由,这就是最古典的四种天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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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的、正义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民主,要看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是多数人的意志,还是少数人的意志,或者是某个人的意志在起决定作用。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而专制政治则是君主统揽国家大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人员只是少数皇亲贵族,而广大百姓无任何参与政治的可能。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正义,取决于国家是否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参与政治、平等参与经济竞争的权利与机会,还取决于国家是否为公民提供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必要保障。历史上存在过的政体形式,如宗法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君主制都没有满足这种政治的民主与正义性,而唯有共和制这种政体达到了政治的民主与正义性的目的,究其原因国家权力的最后归属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属于神或君主,排除了人民参与政治的可能;而共和政体的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与前提。社会契约思想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正义与民主的国家观,首先在于它一开始就表明了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管理;其次是因为它表明了国家建立及国家权力运作要合乎正义性。如古西腊智者吕科弗隆认为:为了保证“个人权利”(自然权利),人们才缔结了契约,建立源于自然正义的关于利益的契约,其目的在于避免人们彼此伤害和受害,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人们相互间的安全,克服相互间的恐惧,避免相互间的损害”。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以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民众的权利,并为其谋求更大的幸福,公共福利是社会契约的最高原则。对社会契约思想所蕴涵的正义与民主性论述最为明确的是卢梭和罗尔斯。卢梭说:“这种契约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权力作为保障."罗尔斯的论述十分富有现代意义,在《正义论》一书中,他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契约的目标是“选择确定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正义原则)”,该原则分为有关公民政治权力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有关经济利益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两部分。他对社会契约所蕴涵的民主与正义虽然推崇备至,但他强调“要理解它(社会契约)就必须把它暗示着的某种水平的抽象这一点牢记在心。特别是我的正义论中的契约并不是由此导入一个特定的社会,或采取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而只是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

3.社会契约思想实质上包含了通过协商机制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政治规则

伊壁鸠鲁在论证社会契约思想时,曾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违反正义。这样一来,人们之间必然形成彼此妨害以致达到危险的局面,这是同人们追求享乐目的背道而驰的。而唯一摆脱困境的方式则是互相妥协。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成立政府,制定法律,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在伊壁鸠鲁看来,建立国家的方式就是和平协商,相互妥协,因为只有通过运用这种政治规则,才能达到社会各种权利的平衡。洛克也坚持认为建立政治社会必须通过契约,而这种契约的核心和实质是人们同意。他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订立契约的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保存、发展以及限制、平衡的过程,这是契约社会最起码的政治规则。基于此点理由,洛克认为,征服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起源,以武力胁迫别人同意,离开契约这种政治规则,就会导致权利失衡,其结果是被胁迫方的权利无法得以保存。事实上社会上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同个人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冲突,要在冲突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各集团就各自的利益定义和定位进行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和连续不停的“谈判”,即不同的政治力量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在政治层面上进行一种“give-and-take”的协商,避免任何一方的全赢或全输。这种“谈判”实质上就是达成契约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是建立国家惟一符合正义的途径,而且在今天的政治家们看来,也是保证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唯一有效的政治规则。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来看,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实质上是日益强大的贵族阶层与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第一次和平地正面交锋的结果,也是运用契约这种政治规则既限制王权,又同时维护国家稳定的一个光辉典范。美国宪法的产生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也正是通过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联邦成员国之间的充分协商,互相妥协,才能最终创立出最具权威的宪法及有效的让人信服的联邦政府。因此,王希先生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一文中指出:谈判、妥协是美国宪法本身的机制,它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存在、发展的基础。很难想像,如果离开契约这一政治规则的指导,国家将会出现怎样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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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契约思想与西方宪政

1.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西方宪政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限权史。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其侵犯公民的权利,并使之服务于民,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是限权思想的目的,也正是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社会契约思想是从国家权力最后归属于人民的角度来论述限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古代法学家乌尔曼就认为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是限权的首要问题。他把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点称为上升观,把权力属于神或君主这一观点称为下降观,通过这两种观点的比较,得出了上升观与下降观的分野是宪政思想能否出现的关键。他说:“如果统治阶级——不管他是教皇,国君,皇帝--自成一个等级,在每一个方面均居于最高地位,不受法律约束;而另一方面,如果共同体中的成员只是他的居民,不得参与政治或立法,只能象接受神赐一样从国君口里接受法律,那么制定宪政框架,好让子民对统治者的君王绝对意志之发挥有所箝制,的确非人殚智竭虑所能得解的。"经过这一番论述后,乌尔曼得出结论,在神权——下降式的政府观下,不可能发展出宪政意义下限制权力之想法的。他说: "这是概念上不能的事."。我国宪法学者钱永祥先生在研究宪政思想起源时也指出:共同体意志的存在是宪政思想的源头,是因为共同体意志为治权提供了某种正当性依据。他考查了中世纪教会国的历史,认为整个教会国是一个共同体,它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它不是共同体中个别成员的累积总和,也不等于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治权来源于共同体内部的超自然契合。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并不当然视为共同体的行为,其行为何时被视为共同体的行为,在当时唯一的鉴别方法是,统治者的行为是否有共同体授权。用教会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非由教会本身作为组织共同体所为之事,不可以说是教会的行为"。其实国家也是一个共同体,政府的行为要受这个共同体意志制约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共同体的意志就体现在社会契约思想中。社会契约思想的前提是平等,自由的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组成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于人民大众,而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只不过是人民授予的,其性质是一种服务权,它服务于公共利益,受制于公共利益,这是公共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现代意义的宪政,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因为那时公权力为君主所有;即便在古希腊、古罗马那些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里,由于国家权力只属于贵族与少数自由民,宪政仍不可能出现。当国家权力最终归属于整个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成为社会契约订立的主体,而不是约束的对象时,真正意义的宪政也就产生了,因此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宪政的思想渊源,而宪政正是社会契约思想付诸于实践的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就不可能有西方的宪政文明;而没有宪政这种具体的政治体制,社会契约思想也只不过是一种假想。

2.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社会树立起宪政信仰的最重要的人文因素

在西方社会,人们是非常崇尚宪政的。因为他们认为宪政是人类政治形态中最完美的一种体制,只有通过宪政人类才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和平等。西方人对宪政的这种信仰之情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宪法情结中略窥一班。西方人了解宪法,熟知宪法,甚至幼儿园的孩童也能诵读宪法。宪法被作为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成为了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笔者认为正是对宪法的这种敬仰之情,使宪法成为维系西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情感与纽带,也正是对宪法的这种信仰之情,才使宪法最终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共同权威而被人们顶礼膜拜,从而让一切政治权力驯服于它,受其支配;使一切人权受其保护。总之,宪法被作为“高级法”位于其它一切社会规则之上与对宪法的敬仰之情紧密相关。纵观西方宪政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西方对宪法的这种信仰与服从推动着宪政向前发展。然而是何种原因导致这种情结呢?我们是可以从社会契约思想中找到根源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他说在人们服从权威的深层动机中,有一个最为基本的精神因素,即相信支配者具有某种合法性。他认为基于对支配合法性的信念之上的服从才是最稳定的服从。宪政信仰正是人们基于对宪法及其精神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同,才最终自愿接受其权威与约束。然而这种情结是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正当、合法性紧密联系的。正是由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熏陶,导致人们认为国家当然是契约的产物,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符合并推进公共利益。同时由于社会契约的这种公正性及合法性已经完全体现在宪法的条文和精神之中,宪法才被作为最高级法在社会上树起了最高权威。其次,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契约书,是大多数人合意的产物,服从它,即等于服从自己。正是社会契约的这种自我约束性,使宪法能够得到人们的遵守。正如卢梭所说:“…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象以往一样的自由…”。“人是自由的,尽管是屈服于法律之下。这并不是服从某个个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所服从的就是另一个人的意志了,而是指服从法律,因为这时候我所服从的就只不过是既属于我自己所有,也属于任何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这样宪法的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外来的强制力,而是来源于公民内心,来源公众的共鸣,这种权威是最深厚的、也是稳定的。另外,契约的有利与功利性也促使着人们遵守宪法。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服从宪法,就是在保障自己的权利。宪法所具有的这种功利性,既是宪法得以树立最高权威的最重要原因,也是能培育宪政信仰的最根本的因素。如卢梭所言“真正的宪法并非铭刻在铜鼎或大理石碑上,而是写在人民的心中。”因为在人民心中,宪法不再是外界的强制力,而是体现了对社会契约所勾画出的美好社会制度的强烈向往与追求。

3.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提供合理的运行机制

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时,国家权力所有者与国家权力行使者之间发生也会分离,如何建立一种制度来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体现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而不至于发生权力的运行背离甚至走向权力所有者的对立面,这是实现宪政目的的关键。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但不可能人人都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为解决这一矛盾,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运行机制:人们以契约形式来确定人民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个契约就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首先,宪法以人民总契约形式的最高法出现,它主要从三方面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限制。第一,宪法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如日本1946年宪法规定:“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国政仰赖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菲律宾现行宪法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第二,宪法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规定了道德基础,即权力的运行是为了促进公民的权利与公共利益。在美国宪法序言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美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树立正义,保证国内治安,筹建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并谋吾人及子子孙孙永享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三,宪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权力运动只有在它遇到界限的时候才停止下来,这个界限就是公民的权利。各国宪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政府权力运行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如日本宪法第11条规定:“不得妨碍公民的一切基本人权。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永不可侵犯的永久之权利”。其次,社会契约思想也为宪政具体制度提供了合理的运行机制。代议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去行使国家权力。选举的过程是“多数表决”的过程,也是一种集体合意或者说达成契约的过程。而人民与其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理论所言的委托代理关系,还是信托关系,实质上都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代表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执行契约的过程;而一旦代表不按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就有权对其予以罢免、弹劾。在司法独立制度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社会契约的存在。政府与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制约关系由宪法确定,如果这些关系在运行中突破了宪法的规定,司法机关作为独立于这两种关系之外的力量,可以独立地作出判断,并使这两种关系达到平衡。正是通过这种契约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正如洛克所言:如果统治者违反约定,那么人民有充分的合法的理由起来把他推翻。社会契约思想为宪政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最后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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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他关于契约精神的看法有:

有学者从英国法学家梅因关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出发,认为从身份到契约实质上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从不自由到自由。契约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这也是整个私法的精神。虽然民法通则确定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确立了私法精神,但这还远远不够。自由与自愿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自由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与国家主体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人们不受国家干预与控制的自由度有多大,从形式上看就是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界限;而自愿体现的是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民事主体在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自由与自愿的相关性在于,国家赋予民事主体的自由是民事主体自愿的前提。

也有学者提出了契约精神的另一种解读,即契约精神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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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关于社会大众道德的本质为契约是不妥当的观点。

关于契约和契约精神,在下前面已经引用了比较专业的文章来说明相关历史和概念。

在西方所谓的契约和契约精神不简单是指大众利益互动博弈,而是主要在指人权特别是社会每个人天赋人权的自由权利的保障实现,契约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而非根本实质。

只就方式来说契约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包括权利、经济、道德、义务、政治、军事等等。契约也可以用在社会犯罪、邪恶方面,契约方式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大众社会道德也是通过利益互动博弈这种方式建立起来,但不能说大众道德的本质就是契约,这是混淆了方式和本质的观点。

另外,中国帝制时候的社会以前没有西方社会建立起的契约精神,但并不是没有大众道德。即便现在中国的实际宪政也离西方实际保证契约精神的宪政有差距,但中国人民一样有大众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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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社会大众道德的形成和底线。这个社会大众道德即是楼主所提的道德。因为社会大众的道德受圣人教育的道德影响很大,所以还是要先再说说这种影响。

什么是圣人的道德,为什么说圣人间的道德是相通的。引道德经上的话也许有的朋友不了解,那就换个方式说。比如佛的慈悲、孔子的仁爱、基督的博爱,这是圣人的道德。这虽然境界大小不完全相同,但内在道理是相通的。又比如佛法讲诚实、儒学讲诚信、基督教讲不做假见证。这内在的道理也是相通的。这些圣人的道德不是和社会大众博弈而来,更不是为了私利而来,而是根据正确深远的事理而来。圣人们言传身教、舍己为人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些道德的深广内涵和伟大境界以教育引导大众。

不论东西方,都受圣人的道德教育影响很大。比如,儒学对中国社会道德的影响非常巨大,在评价某人时,常会说某人道德文章如何如何。在西方一些国家,法庭上做证言前,都要手按圣经发誓。对于允许信教自由的国家,这种宗教上的道德教育影响大众更是明显,特别是那些国家里多数人都信教的情况下。

了解了这种影响后,再来谈谈社会大众道德也就是楼主所提的道德的形成。
大众是出于自我和他人对善良正义以及私利的需要,进行了互动甚至博弈而形成了大众社会道德。人们自然而有的正直心、羞耻心、恻隐心、同情心、友爱心、孝敬心等等朴实的善良参与了这种大众互动并受到影响。这样形成的一种大众主流的道德认识观念成为大众社会道德。这种大众道德观念是偏重于对善良的认识和向善的要求,随着社会以及时代变化大众道德里具体的善恶内容和标准会有变化,但都保持向善的方向。大众的道德总体上又受到圣人道德的影响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扩展。

大众道德观念是大众形成的主流的偏重于对善良的认识和向善的要求,这里面的道德底线是什么?怎么界定?既然大众道德是大众形成的主流认识,自然还是根据大众主流看法而来,而不是个体或者少数的看法。比如,在下前面提到过的在男女感情上,欺骗感情,玩弄异性是违反道德底线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少部分人这样看,那么就不能成为大众道德底线,如果多数人形成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就是违背了大众道德底线。

对于社会普通大众一般情况而言,个人的道德底线和大众的道德底线可以不一样,完全可以提高,能提高很好,但那是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强迫大众的;人们可以批评违背大众道德底线的人,但自己同样不能以违背大众道德底线的行为来进行批评;人们也可以用大众道德监督别人,同样也会受到他人用大众道德监督自己;人们应当通过教育引导感化来帮助他人提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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