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有人因假药而濒临失明危险。
我很同情他们,同时也庆幸他们是在上海而非其他较小的城市。同情的因素自不待言。庆幸的是他们是在相对讲法治的环境,国际大都市里的三级甲等医院的主管单位可能会比较重视地来处理补救因药而受损的眼睛,同时,也可能会比较严肃地来处理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事。在大医院里爆发这个令人汗颜的事,不是专业出了问题,就是操守出了问题,偏偏这两种问题都不应该发生在这个需有高度信赖指数的单位里。
古语有云:“人命关天。”,医生自古以来,即被视为救苦救命的大菩萨化身。如果医生的人格特质洽与救苦救难者相应,那么可以想见,其诊疗过的病人,无不如父母尊长般爱戴其人。反之,如个人的人格特质或所行不相应,则很难医得好病。往往,在这个行业里,对于德与术的要求是同等看待的;甚或德要高于术,因为医心是医好病的无上前提。
据我所知,在台湾,最棒的尖子生都以台大医科做为高考的第一志愿,他们需经过七年的大学医科教育,再进各大医院实习多年后才能开始看诊。在台湾,医生是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群体,家里出一位念医科的孩子,父母师长皆备感光荣。 前一阵子我去香港,连大巴驾驶员也很自得香港的社会福利好,持香港身份证只需付很低的诊费,其他都是政府承担;还提出香港的医生也都是精英教育下的知识分子,以人道精神为行医的准则。他说,如果有一个病人,哪怕是穷困辽倒地躺在私人诊所门前,医生都会先救了再说;否则会被厉害的舆论压得抬不起头来。
今年,朋友的心脏病小儿壮壮即将满三岁了;当我回想起为了争取他顺利被生下时的种种艰难,就觉惊险与悲伤。我们为了争取他一出生就能获得相对稳妥的照护,到处奔走接洽可以同意为他母亲施行剖宫产的医院,以便在时间能掌握的前提下,另一方的儿科医院可以做好万全的接应准备。但连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原因,也在产科医院预先主观的评估胎儿出生后的死亡率很高,会影响他们医院的剖宫产安全率(原话我已不记得)而坚决咬住不放。我还记得执着的先生甚至为了这个还没出生的胎儿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而在院长面前下跪,希望用这最素朴但最珍重的大礼来感动这位院长;但是,还是不能通融。这件事,让我看到了在某一代人眼里,要与之谈医论德是很困难的。我在想,这位院长可能是从带头批斗的青年时期成长过来的,我似乎不应该对她有过多的期望。后来,靠着很多外围人的努力,胎儿不仅平安出生,还“健康“地发育到一个月后能手术,至今已是一个上幼儿园托班的孩童了。
虽说如此,我的信心并未被上次那桩例子给打倒,我觉得体制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我的周围还是有好多位医德崇高的医生朋友,他们恪守岗位,视病如亲。 前些时候,一位老同事的儿子在外地因被狗咬伤未曾送医就诊,而于2个月后发病;过程中,我曾打几个电话到上海金山的传染病中心,那是周日的晚上,获得一位年轻值班医生的详细解说。挂下电话后,我非常感动于她细心耐心地说明,虽然病人未有机会去她那里看诊抢救,但是,这种爱心的传递也温暖着孩子父母的心。
我呼吁医生的待遇应该大幅度提高。医学院教育应大力改革。至于其他的专业问题,留给专业人士去讨论。这个问题关系着广大人民日常生命质量与生活品质,期盼大家能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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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慈意 于 2010-9-24 13: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