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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印順長老圓寂

中国佛教协会举办“印顺长老示寂追思法会”

2005年06月08日 佛教在线

2005年6月7下午3:00,中国佛教协会暨首都佛教界在广济禅寺隆重举行“印顺长老示寂追思法会”。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为“印顺长老示寂追思法会”主法,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主持追思法会并发表讲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不顾年迈,亲自主法,并在印顺长老法像像前顶礼叩拜,让大家非常感动。学诚法师发表讲话时缅怀了印顺法师的示寄,不仅汉传佛教痛失一大法匠,也使中国文化界殒落一颗巨星。印顺法师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辉煌巨著,是留给有情世间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精神,更激励了无数佛门弟子为佛法振兴、众生安乐而勇猛精进。

台湾慈济功德九位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全体驻会法师、干部、工作人员及法源寺法师、灵光寺法师、广化寺法师、中国佛学院师生、北京居士林林员及自发前来参加追思法会的信众数百多名参加了此次的追思法会。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主持追思法会并发表讲话如下: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仁,当代佛学泰斗、文化巨匠、“人间佛教”思想的倡导者印顺法师,于6月4日上午10时7分在台湾花莲慈济医院安详示寂,世寿100岁,戒腊75夏。

印顺法师俗名张鹿芹,浙江海宁人,生于1906年。1930年于普陀山福泉庵礼清念老和尚批剃,法名印顺,号盛正。后至宁波天童寺受戒,得戒和尚为圆瑛大师。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追随太虚大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先后任教于鼓山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法王学院,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先后赴香港、台湾弘法,曾担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台北善导寺住持,并创建新竹福严精舍、台北慧日讲堂、嘉义妙云兰若、台中华雨精舍。在长达七十五年的弘法生涯中,印顺法师深入教海,博通三藏,造诣精深,著述宏富,其撰写及编纂的四十余种著作被结集为《妙云集》、《华雨集》及《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空之探究》、《如来藏之研究》、《中国禅宗史》、《杂阿含经论会编》、《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等专著行世,备受海内外佛教界、学术界推崇。印顺法师倡导和阐发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当代汉传佛教界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海内外佛门后学无不受其法乳沾溉。

印顺法师的示寄,不仅汉传佛教痛失一大法匠,也使中国文化界殒落一颗巨星。印顺法师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辉煌巨著,是留给有情世间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精神,更激励了无数佛门弟子为佛法振兴、众生安乐而勇猛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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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大乘三系」論印順對太虛思想的繼承和批判

李秀芳

談到太虛和印順在思想上的差異時,臺灣佛教史學者江燦騰在《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中曾引多位學者的評語(藍吉富:「與太虛相較他(印順)的成就比較偏向佛學的探究方面。在風格上,他沒有太虛法師的「波瀾萬波」,在學養的精緻細密方面,則較太虛為優,頗有「孤舉獨拔」之勢。道安法師亦說:「其思想體系之精密,別具一格,非太虛大師所能及」。吳汝鈞則認為:「武昌佛學院為太虛大師所創,其下有印順、法尊諸人。雖強調八宗平等,但重點仍在般若。印順自身即是一個對龍樹中觀很通透的學僧」。」而作出這樣的結論:「以上三人皆未提及太虛大師與印順大師的巨大差異;亦未指出兩人思想本質不同的真正內在原因」(頁183)及「一般學術界的看法,只是區分兩人成就的領域不同,而很少指出兩人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本文則主張:印順法師的思想,絕非承襲太虛大師,而是對其批評,並展自己的理論體系」(頁175)。針對江燦騰的看法,本文試圖通過「大乘三系」的建構理論和特點來探討印順的思想是否真的如江所言,是對太虛的批評而絕非承襲。



首先,要了解太虛、印順兩位大師思想體系的異同,就必須了解他們的判教思想。有關太虛的「大乘三宗」,其於《論大乘三宗》中,談到三宗的差別時,說到:「此三宗之差別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設故,唯用遞詞遣破,破如可破,畢竟無一名之可得,故唯引發「法空般若」以通達,龍樹系大乘學屬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設諸法名相故,多用表詞成立,破亦為立,顯了無一法之不建,故當善巧「唯識現義」以貫持,無著系大乘學屬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時一致,施設不施設,皆不可思議,故是如來大圓覺海之所印證」(《大乘佛教的問題研究》頁16)。由此可得知「法性空慧宗」,在於法性不可安立,不可施設,唯法空般若所通達。而「法相唯識」,表現在安立,施設諸法名相上,此是識所緣,唯識變現。至於「法界圓覺宗」的特色,在於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是同時一致的。太虛的「大乘三宗」認為:法界圓覺宗才是最高、最完美的教理和最究竟的佛法,其次是性空與唯識。他更認為台、賢、淨等諸宗所共依的《起信》或《楞嚴》等如來藏思想才是大乘真義。對於屬「法界圓覺」大乘的如來藏說,其不僅是接引眾生信仰佛理的依據,同時在修行次第上,其代表的是究竟圓滿的佛果呈現。太虛曾就三宗的次第上說過:「在實證由加行位入通達位,宗在通達法性之空慧;由通達位入修習位,宗在貫持法相之唯識;由修習位入究竟位,宗在印證法界之圓覺。在初心則依法界圓覺以生信,依法相唯識以成解,依法性空慧以修行」。



根據上述太虛的分判方法,這三宗的分判對象究竟是經論或是宗派呢?太虛說:「宗諸大乘經論的古有宗派,皆各有所偏據,故我特明三宗,因為以這三宗來看一切佛法,沒有解不通,亦沒有不圓融」。(《太虛大師全書》頁525)這樣,太虛似乎沒有意識到,判經論和判宗派的分別。三宗可判攝一切佛法,用它們來判經論或宗派均無不可。反觀印順的判別,則明確地以印度經論為分判對象。



關於法界圓覺宗,依照印順的說法是,「理論的特色是至圓;方法的特色是至簡;修證的特色是至頓」(《談入世與佛學》)。在太虛的觀念中,對中國佛學的學理本身是相當推崇的,尤其是以如來藏說為主的天台、賢首、禪等諸家思想,且以禪宗思想為中國佛教復興的契機。他認為:「中華之佛教如能復興也,必不在於真言密咒與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禪,……吾折衷於法相唯識學,以整理大小乘之內教及東西洋之外學。僅為順機宏化之一方,而旨歸之所存,仍在禪淨」。在他看來,佛法的實踐既非隱遁的聲聞行,亦非神秘之天乘行,而是從平常的人生行趨入菩薩乘(《太虛大師全書》頁103)。他在《我怎樣判攝一切法》中指出:「到了這時候,……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唯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礙。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確定在人乘因果」。這樣,通過當機的方便,人乘便可以引向即出世而入世的菩薩乘。這種「方便道」對太虛而言,是相當適合那些信心深切而急求成就的修學者。此外,在太虛的佛教改革觀念中,其認為中國佛教之所以需要復興,是因為唐末以降,台、賢、禪乃至唯識、淨土等諸宗思想皆已喪失原來的精神,徒具形式而已。因此改革佛教實際上即要回溯中國宗派的原典教義,同時打破宗派的藩籬,避免重蹈中國佛教各執門戶之見的弊病。在太虛看來,諸宗思想皆平等一味而相互融攝,而中國佛學也是佛法的平等流佈,與印度佛學殊無二致。雖然太虛尊重各宗義理的方便施設,但在抉擇判教上,其仍以般若為破執契入空觀之進階,而視真常心說為最圓滿究竟的大乘教義。



不過,對於這「方便道」,印順卻提出異議。他認為佛法雖然是不能沒有方便的(「方便是不能沒有的;方便的適應,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布」《印度佛教思想史》)但,「對於方便,或正常之適應,或為畸形之發展,或為毒之羼入,必嚴為料簡,正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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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导师灵骨奉安入福慧塔院    期盼[法身舍利]永传承

信息来源:慈济功德会

上印下顺导师灵骨奉安仪式,6月12日早上九点在新竹福严精舍展开,由诸山长老带领,齐诵佛号,缓缓将导师的灵骨移入福慧塔院,整个仪式庄严隆重,最后众人向导师法像顶礼三拜,向这位人间导师,致上最高的敬意。

早上九点,诸山长老和导师的弟子们,齐聚大厅前,诵念佛号,虔诚跪拜,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下,上印下顺导师灵骨奉安仪式,正式展开。

九点十四分,在真华长老带领下,福严精舍厚观法师手捧导师莲位,导师法脉弟子,随行在后,缓缓由大厅移到上方的福慧塔院,导师的灵骨舍利,将长住在此,供后人敬仰追思。

弟子们恭敬顶礼三拜,随后开放给一般大众前来致意,导师的法像就放置在右上方,紧邻清念上人旁。导师一生将身心奉献给三宝,为弟子们树立人间菩萨行的典范,大家祈愿导师早日乘愿再来,利济众生。

◎荼 大典及舍利

6月11日傍晚的荼 大典,导师在弟子及信众的陪伴下,缓缓进入狮头山火葬场,许多信众不舍,当场纷纷落泪顶礼,经过二个半小时的时间,导师肉身化为象征智慧结晶的舍利以及舍利子。

在真华长老、印海长老、仁俊长老的带领下,众人齐颂佛号,6/11晚上六点六分,上印下顺导师在弟子的陪伴中,缓缓进入狮头山火葬场,当烟雾在火光中,飘向天际时,许多信众不舍,纷纷落泪顶礼。

经过了二个半小时,导师的肉身化为了洁白遗骨,再度与大家再见。其中,如同外界所预料,出现了舍利花和舍利子,颜色不但有碧绿、粉红,也有耀眼的金黄。不过,象征智慧结晶的舍利,导师并不执着,对弟子而言,导师强调人间佛法的修行精神,更是留在人世间最无价的大智慧。

在经过细心整理后,导师法脉下的众弟子,以恭敬的心,将部份的遗骨请回,整个荼 过程,在庄严隆重的诵经声中圆满完成。

◎法身舍利永传承

导师在荼 大典之后,留下珍贵的舍利子,上印下海长老赞叹导师在人世间立功立业立德,为后世留下的舍利子,供大众敬仰,然而有形的舍利子仅是表象,导师生前就曾经告戒弟子,不要执着有形的舍利,应该传承的是无形的法身舍利,什么是法身舍利,就是可以打开智慧的藏经,这才是最值得世间所传承赞颂的。

荼 大典之后,上印下顺导师,如同外界所期待,出现了舍利花和舍利子,弟子们以绕行诵经表达对导师的景仰,而印海长老更以赞叹二字来形容。

过去,导师就曾经提过舍利子,他表示舍利是火化后的骨灰,而骨灰当中的坚固微利,就是舍利子。但是导师提醒弟子,不要注重有形的舍利,而是要着重于先人在世间的贡献。

在《佛法是救世之光》中,第三十一篇舍利子释疑里,他提到:「舍利子原是平常而并不太希奇的。而太虚、印光、章嘉大师等舍利子,值得我们尊敬,建塔供奉,那是由于他生前的功德──慈悲、智慧、自利利人的德业。他们的舍利子,是戒定慧等功德所熏修的,所以是甚难可得,无上福田。」

因此,导师要弟子们不要执着有形,而是重视无形的佛陀智慧,也就是所谓的法身舍利。

导师的舍利子将安奉在福严精舍,供人敬仰,而他七百多万字的著作,正是无形的法身舍利,同样流传在人世间,教导世人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而这也是导师所殷切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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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以來 一人而已

藍吉富(佛光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聽到印老辭世的消息時,內心陡然浮現「大哉死矣,君子息焉」八個字。這是故友張曼濤教授在一九六六年為追悼鈴木大拙逝世所撰文章的標題。我覺得用這八個字來形容印老的辭世,印老也是當之無愧的。

大約十幾年前,在不祇一次的演講內容中,我曾用「玄奘以來,一人而已」的話來稱譽印老的佛學成就。這當然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讚美之詞,主觀的感覺成分較濃,並不是作過嚴密學術分析之後所下的精確判斷。因此,話傳出去之後,固然有人拍手贊成,但也有人不表同意。這樣的反響,自在意料之中。應該怪我沒有把話講清楚,不能怪那些不表同意的學界友人。
  
精確的說,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樣的:「在中國佛教史上,唐代玄奘以來,弘揚印度佛法最卓然有成的大德,印老當是其中第一人。」
  
玄奘的佛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龐大的譯經事業、促使法相宗形成、與佛學人材的培植,而這三項都與弘揚印度佛法有關。譯經事業是印度佛法的移植;法相宗的成立其實就是印度瑜伽行派佛法的輸入。而玄奘所培植出來的佛學人材(如:窺基、普光等人)也大多是印度佛學的專門人才。

印度佛法是中國佛學的根源。玄奘發心前往印度留學的原始動機,以及回國後的事業核心,其實都是為了確立純正的佛法。而他心目中的純正佛法,根源是在印度的。因此,確立佛法的基準,應該是玄奘一生事業的焦點。

「佛法的基準應該深入印度經論中去尋求」,這樣的看法在玄奘以後的中國佛教界,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有些宗派是以祖師體驗或祖師的新看法為基準的。中國佛法逐漸發展的結果,距離印度佛法似乎有愈來愈遠的趨勢。這樣的趨勢尤其在宋代以後,更為明顯。

印老的佛學研究方向與玄奘大體類似而不全同。類似的地方是「回歸印度」的正法追求傾向。不同的是,他所宗尚的是與瑜伽行派對立的中觀學派,以及原始聖典(《雜阿含經》)。

促成印老回歸印度去尋求正法的原因,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清末民初的中國佛教是衰微不堪的。印老發現到當時呈現的佛教與經論所載有明顯的不符。他開始尋求正法,因而逐漸回到印度經論義海之中。

所以,印老所掌握到的佛法基準點是源自印度的。他的「反(漢傳)傳統傾向」的立足點即是印度佛法。他所反對的,就是中國佛法的異化或劣質化,他一生所締造的,堪稱「博大精深」的佛學體系,應係肇基於此。

從玄奘之後的中國佛教發展史脈絡來看,學殖優渥的名家,當然為數不少。但是多屬偏於宗派的祖師或大德。真正直探印度佛法底蘊的人甚少,發揚自宗宗義的比較多些。

民國以來的佛學名家,其佛學成就具有「博大精深」氣勢的人不是沒有。太虛、呂澂二人即讓人有這樣的印象。不過,太虛一生的志業是立功、立徳、立言三者並重的。他不是一個專業的佛教研究者。又加上五十九歲即告去世,因此,儘管他確具有思想家的學術功力與學術智慧,但是在佛學成就上,比起印老,仍然不如。

至於呂澂,在佛學界成名早於印老,精通多種語言,具有成為卓越佛教學者的條件。可惜的是所處的時代環境無法容許他安心地研究與出版,因此,雖然他在九十幾歲時還耳聰目明,但是,他在六十五歲之後,却再也沒有重要的新作品出現。

相較於呂澂,印老是幸運的。他的年紀愈大,在台灣所受到的尊崇愈高,著作環境愈好。更奇特的是,他雖然身體孱弱,但是生命力却堅靱無匹。他享有罕見的百歲高齡。在六十五歲之後(七十歲之前),先後有《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國禪宗史》、《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等書出版。七十歲之後更是佳作頗出。《如來藏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度佛教思想史》、《華雨集》等書,都是七、八十歲高齡時所出版的。

算一算他與呂澂的著述歲月,便會令人覺得驚訝。他與呂澂同享高齡,但是,他在呂澂停筆(六十五歲)之後,居然還多出二十幾年的時間繼續研究與出版。

除了享有高壽及時代環境等外在條件之外,促使他能夠「寫到寫不動才停筆」的原因,當是他的信念與毅力有以致之。關於他的信念,可以用他勉勵証嚴法師的六個字來說明,這六個字就是「為佛法,為眾生。」關於他的毅力,可以用他周遭的弟子們描述他晚年著述狀況的話來理解:

「導師(指印老)總是經常在研讀,在寫作,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就去休息。常常看到他在休息過後,一起身,又再看書、寫作。」

這就是印老的晚年。寫到寫不動才停筆的晚年。要瞭解印老的思想,當然要看他的著作。但是,如果能多聽聽他平素生活的點點滴滴,當更能讓人理解一個「從平凡中孕育偉大」的弘法者,是如何形成的。也更能讓人打從心裏,對印老之光風霽月的人格,與「為佛法、為眾生」的胸懷更加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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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的法身永遠存在我們心中

李志夫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民國五十五年,我有幸開始親近導師,在那個極為保守的年代,佛教法師們是進入不了學校的,在大學任教更是空前。因為當時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峰先生與政界關係良好,他是一位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的教育家,接受了張澄基先生之推荐,聘請導師到校任教,以後才有曉雲、聖嚴、成一、星雲、慈惠等大法師先後受聘。導師是開創法師在大學任教的第一人。

民國五十七年我去印度留學前,到士林「報恩小築」向導師辭行,老人送了我他剛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一書,這是老人著述中「承先啟後」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一次慶祝導師95嵩壽的學術會議中,我也是以這部書闡述我的研究心得。那時,導師的腸胃違和,住在慈濟醫院,我們一行向老人拜壽,我單獨叩拜後起身走近老人,老人似乎已不認識我了,我向他報了姓名,才喚起他的記憶「哦!」了一聲,又叫了我的名字。

93(2004)年4月佛光山、慈濟、弘誓及法鼓山四個單位聯合慶祝導師百歲嵩壽之學術會議後,前往新竹福嚴佛學院向老人拜壽,他對每一拜壽的人均一一端詳讓每一位前往拜壽的人都分享到老人無言、無盡的慈悲與智慧。

今年4月14日中華佛學研究所到慈濟參訪作校外教學,得知老人又住院了,得到了慈濟及明聖法師的破例安排,前往探視,下午兩點明聖法師親自接待拜謁,老人已閉目養神,本不敢驚擾,明聖法師還是輕輕地喚醒了老人,並且說:「李志夫所長來看師父…」老人很費力的睜開了眼睛,嘴角有點微動,帶著微笑,約一分鐘又閉上了眼睛,我則以頭近偎老人的身體,就像遠遊返鄉的赤子;的確,我是遠遊到印度文化思想之領域又回到佛學研究的;也正因為這樣,對於印度主張大乘佛法多少帶有梵化思想,我是比較認同導師的。多謝明聖法師圓了我親近導師50年來最後一次的美夢。

6月11日導師荼毘的那天,主持長老說法完畢,最後那一句「燒!」使我也一時失去了「作為光陰過客的知覺」,直到日本立正大學三友教授,碰觸了我一下,並指著荼毘的火焰熊熊上昇,我們都同時朝向火焰處深深三問訊,我們不捨地送走了導師的色身,但他的法身將永遠存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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