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请教诸贤者:四双八辈与菩萨十地的关系

该如何理解以下的文段?

偈曰:
生在如来家  得记并受职
及以得菩提  四果说希有 
释曰:此偈显示果希有。菩萨有四种果,一者入初地时生如来家,是须陀洹果;二者于第八地中而得授记,是斯陀含果;三者于第十地中而得受职,是阿那含果;四者佛地,是阿罗汉果。前三是学果,第四是无学果。(《大乘庄严经论》卷十二功德品第二十二)

TOP

佛陀是否在涅槃前說了相反的話,是否說了“不但有‘樂’,而且有‘常’,有‘我’,有‘淨’。”可以參閱南傳大般涅槃經,在看完南傳大般涅槃經後就沒有這類矛盾問題。

據我所知,絕大多數稱贊密宗的人,並沒有機會“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只是人雲亦雲。由此來評論他人的言論正確與否,說服力甚微。另外,用比喻去論證一事物的正確與否,說得明白一點是詭辯,類似的,我也可以作一個詭辯:我知道吸毒的危害,卻不需要親口去吸。印順法師觀點如何,有待歷史的檢驗,而詭辯本身根本無需檢驗。

關於佛教“世俗化”問題,我倒覺得昭慧法師在《當代台灣佛教現象的兩個悖論》有一段話說得很有興味:

“在台灣,「人間佛教」顯係主流,無論它們的系統理論(緣起性空或真常唯心)是否有異,行事作風多麼不同,但無論如何,彼此一致的目標就是「走入廣大人間,貼近苦難眾生」。
隱遁派將「人間性」與「庸俗性」劃上等號,抨擊「人間佛教」導致台灣佛教的俗化與淺化,標榜他們自己的修證路線才具足所謂的「神聖性」。筆者不想在此呶呶論述「神聖」與「世俗」在東方與西方有著多麼重大的歧義,但只敘述一個現象中的悖論:
有的教派特別標榜「神聖性」,但其事實上的表現,卻未必比強調「人間性」的教團更趨近神聖,有時反而更犯了他們指責別人的毛病─淺俗。例如:某個宣稱以「修證」取勝的大道場,因其財大氣粗、濫剃徒眾,而引起了台灣社會的極度厭憎,讓佛教的社會聲望一度重挫。何以故?愚意以為:修證原是好事,但一旦以修證來自我標榜,就可能會出現重大問題。原因是:「神聖性」一旦成為「賣點」,再益以某些神秘經驗,最能吸納大量的人與錢;而弔詭的是,由於不屑走入「人間」,於是這豐富的人力與財力資源,失去了更具意義的出口,往往就揮霍在富麗龐大的殿堂,窮奢極欲的享受中。長此以往,個人心性與道場風氣,就這樣掉入了淺俗乃至腐化的泥淖之中,欲振乏力。
相形之下,走入人間,貼近苦難的人間佛教教團,即使在攝受群眾的過程中,因為人力與財力的龐大需求,難免有些「先以欲勾牽」的手法,但總的來說,它們畢竟還是呈現了長江大河的澎湃氣象,縱使難免夾雜大量泥沙而下,但終究不是涓涓細流所可比況的。
只要是重大災變出現的時刻與地區,台灣人民就可看到這些人間菩薩的身影。他們以其高遠美好的願景,篤實感人的踐行,而如滾雪球般地感動並攝受了眾多美質的心靈,轉化了眾多頑強駑劣的根性。正是這些人間菩薩,以其清新的整體形象,讓台灣人民對佛教的惡劣印象大幅改觀,從而願意接近或接受佛教。他們沒有神聖性嗎?不然,他們的神聖性,是在他們「無我」以利他的人間性中展現出來。
要論「神聖」,莫如冠以「佛說」之經文懺儀之神聖,因為它們的來源是「聖教量」。但其「神聖」一旦成為賣點,經文懺儀就形成了計場次以訂價位的工具,其「神聖」也正好弔詭地形成了讓佛教滑向「淺俗」的要害。在這方面,人間佛教(與淨土宗)移風易俗的重大貢獻值得一提。它們所組成的志工團隊,大幅度地改變了經懺佛教的生態,讓佛教的臨終關懷與告別儀軌,多了莊嚴感人的氣氛,少了強烈的銅臭味。”

個人的學佛歷程正是由於覺得傳統那種“泛神傾向”的信仰俗不可耐,才轉向阿含的學習及對學術研究的關注。









TOP

科学有其局限,但如果佛法是真理,佛教不应违背科学精神。
为何南传佛教不怎么怕“考证”、“学术”,反表示欢迎,而北传佛教就那么怕“考证”、“学术”?

TOP

对被转移了的焦点,只好补充两点:

1、佛法比科学“真”,但前提是这里的佛法不是伪佛法。
2、科学考证的优点在于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并不是空口说白话。

TOP

科学鉴识或许尚有不足, 但无疑是目前较客观较可信的.除非以后真能发明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不然要验证历史目前只能依靠科学验证.

上面对考证的评述未免过于简单,而且主观性极强,我补充一些内容.


考证,亦称考据,是研究过去时代的事物的一种方法,就是凭藉一定的文献材料,经过辨析,梳理,判断,揭示出现在人们所不知,不详知的历史上的事物的真实情况. 考证的对象是史料,包括书证、物证和人证.考证的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其效果是解决各种矛盾."校勘"解决版本是非;"辨伪"解决证据真伪;"考异"解决记载异同.仅就方法而言,作史书,研究过去时代事物,都必然要用到的.古人早就用以辨别古史书中记述之失实,古籍之真伪,而广泛自觉地用之于研究历史,古籍及其中所记事物,并形成一种气候,成为一代学术的重要特征,则是在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清初学者鉴于明代学术"空言心性","束书不观"之风气,力主通经致用,于是由辨论义理转向古籍之名物训诂,研讨古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考证方法遂盛行起来,并且由经书之辨伪,训诂,史书之考异,衍生出文字音韵之学,舆地之学,历算之学等学术门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冶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馀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其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又云: "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梁启超的这最后一句话,虽是特就乾嘉学人而言,未免有失偏颇:乾嘉学者基本上不重义理,不重经世致用,也屡为近世人所诟病.然就学术而言,乾嘉学人确实做出了丰实的成果和显著的开拓,尤其是其治学方法,即所谓考证学,更为近世学人所称道,称之为"近于"或曰"暗合""科学的方法".清人考证学的基本精神原则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戴震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意思是不要为前人的注释,解说所拘束,蒙蔽,也不要先有成见,妨碍去求真知;从正面说,就是要对研究的对象如实地去认识,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论断."无征不信"是强调论断,立说要有充足的证明,言之有据.戴震说:"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知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这是说单靠"传闻",选用别人的说法,单靠抽象的推理,或者仅有个别的证据,都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认识,论断.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体现着实证的精神,也就是近世人称之为近于科学方法的地方.清代学者治学重在考证,考证方法便获得了发展.他们对古代经,史,诸子各类的典籍的辨伪,训诂名物,稽考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做考证的一些基本原则,创造了一些具体可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使考证达到了相当缜密,完善的境界.例如,要求学者首先要"尊疑","虚己","空所依傍",就是要排除一切先入之见,对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疑才能促使去求知.正是这种治学精神,使他们做了大量的辨伪书,订正史实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阎若璩考明晋代出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书,胡渭辨明宋以后出现的《河图》,《洛书》系邵雍所传,道士陈抟所伪造.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许多条辨伪书,伪史迹之原则,就是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结出来的.再如,强调治学要"博赡而能贯通","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馀议".他们研究一部古书,辨明其真伪,源流,校订其文字正讹,往往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反复参证,达到"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的程度,而后成其说.所以他们做考证都主张"博证",而不以"孤证"为信.顾炎武还在其《音论》中提出"本证"和"旁证"之说,也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内证,外证:内证是指所研究的作品里提供出的可作证据的人事,时地等方面的情况,外证是指作品之外有关的记载,评述,引录等方面的材料.一般情况下,兼有内,外两方面的证据,方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容易取信于人.这里讲到的几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后人做考证都是要遵循的.清代学者之考证得以称"学",正缘于此.清代学者以治经为主,经书是包括了纯文学的《诗经》的.由于《诗经》文本疑议极少,考证派学者除了在《毛诗序》作者问题上有所争议,辨明实非孔门弟子子夏所作,重要的贡献在于训诂名物方面,没能拓展到《诗经》之外的文学作品.

TOP

佛涅槃前,阿难问佛:“如来未即灭度,世眼未灭,大法未损,何故今者不有教令于众弟子乎?”佛对阿难说:“众僧于我有所须耶?若有自言:我持众僧,我摄众僧。斯人于众应有教命。如来不言:我持于众,我摄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阿难,我所说法,内外已讫,终不自称所见通达。吾已老矣,年粗八十,譬如故车,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寿,自力精进,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时我身安隐,无有恼患。是故,阿难,当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云何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阿难,比丘观内身精勤无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观外身、观内外身,精勤不懈,忆念不忘,除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是谓,阿难,自炽燃、炽燃于法、勿他炽燃,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吾灭度后,能有修行此法者,则为真我弟子第一学者。”(《长阿含经》卷二)

佛教不同于一般宗教,佛陀不将自己当“教主”。佛陀虽有如实知见,却不说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他不需要也不希望别人盲目附信他,反而鼓励人思考发问,有问题存疑。这样的主张佛在《卡拉玛(kalama)经》表达得更明白:

“你们勿尽信传说、传统所教;勿尽信代代世袭之传宗法嗣;勿尽信流言吹嘘、宣传布道;勿尽信臆测玄谈、形而上之理论;勿尽信于经书圣典;勿尽信基于演译逻辑之理论;勿尽信于推理逻辑或辟喻之理论;勿尽信受你个人偏好影响之深思熟虑;勿尽信讲者之权威名望;勿尽信你心目中以为这宗教师是我归依的师父。但当你们能自知自觉:此是善法,此是不违法背理的,此法是智者所称赞的,此法若依着去做,即能引来幸福与快乐。如是,你们应遵办!”(李绍裘 译汉 南传《增支部.三集.65经》)

佛教这种崇尚信仰自由,反对非理性之迷信的主张确实值得赞叹,她与那种“你不信我就请你下地狱”的宗教不同。如果说“没有任何一部佛经上说过可以用考据方法来判别佛经真伪或鉴别外道”,但我想以佛陀开明、求真求实的精神,他不反对用考证方法考证经论的编作者或属某时代某地方的作品,至少我未从佛经上看到否定考证的字眼。当然,考证虽重证据,思维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从搜集材料,提取证据,到最后导出结论,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思维的作用。这样虽有充分的证据,结论也未能绝对化。另外有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对所考证的问题能提供出更加坚实有力的证据,就可以做出前人未曾做出的更圆满的结论,或者完全推翻前人的结论。这么看来,考证的结论无法保证100%准确。然从学术经验是累积和衔接的角度而言,即使考证的结论无法保证100%准确,也不能将考证的结果作为没有价值的论据。其实,即使以佛陀的如实知见,尚且说:“我所说法,内外已讫,终不自称所见通达。” 考证的结论又怎能绝对化呢。



TOP

发新话题
最近访问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