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鉴识或许尚有不足, 但无疑是目前较客观较可信的.除非以后真能发明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不然要验证历史目前只能依靠科学验证.
上面对考证的评述未免过于简单,而且主观性极强,我补充一些内容.
考证,亦称考据,是研究过去时代的事物的一种方法,就是凭藉一定的文献材料,经过辨析,梳理,判断,揭示出现在人们所不知,不详知的历史上的事物的真实情况. 考证的对象是史料,包括书证、物证和人证.考证的方法是归纳比较法,其效果是解决各种矛盾."校勘"解决版本是非;"辨伪"解决证据真伪;"考异"解决记载异同.仅就方法而言,作史书,研究过去时代事物,都必然要用到的.古人早就用以辨别古史书中记述之失实,古籍之真伪,而广泛自觉地用之于研究历史,古籍及其中所记事物,并形成一种气候,成为一代学术的重要特征,则是在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清初学者鉴于明代学术"空言心性","束书不观"之风气,力主通经致用,于是由辨论义理转向古籍之名物训诂,研讨古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考证方法遂盛行起来,并且由经书之辨伪,训诂,史书之考异,衍生出文字音韵之学,舆地之学,历算之学等学术门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冶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馀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其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又云: "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梁启超的这最后一句话,虽是特就乾嘉学人而言,未免有失偏颇:乾嘉学者基本上不重义理,不重经世致用,也屡为近世人所诟病.然就学术而言,乾嘉学人确实做出了丰实的成果和显著的开拓,尤其是其治学方法,即所谓考证学,更为近世学人所称道,称之为"近于"或曰"暗合""科学的方法".清人考证学的基本精神原则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戴震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意思是不要为前人的注释,解说所拘束,蒙蔽,也不要先有成见,妨碍去求真知;从正面说,就是要对研究的对象如实地去认识,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论断."无征不信"是强调论断,立说要有充足的证明,言之有据.戴震说:"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知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这是说单靠"传闻",选用别人的说法,单靠抽象的推理,或者仅有个别的证据,都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认识,论断.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体现着实证的精神,也就是近世人称之为近于科学方法的地方.清代学者治学重在考证,考证方法便获得了发展.他们对古代经,史,诸子各类的典籍的辨伪,训诂名物,稽考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做考证的一些基本原则,创造了一些具体可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使考证达到了相当缜密,完善的境界.例如,要求学者首先要"尊疑","虚己","空所依傍",就是要排除一切先入之见,对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疑才能促使去求知.正是这种治学精神,使他们做了大量的辨伪书,订正史实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阎若璩考明晋代出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书,胡渭辨明宋以后出现的《河图》,《洛书》系邵雍所传,道士陈抟所伪造.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许多条辨伪书,伪史迹之原则,就是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结出来的.再如,强调治学要"博赡而能贯通","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馀议".他们研究一部古书,辨明其真伪,源流,校订其文字正讹,往往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反复参证,达到"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的程度,而后成其说.所以他们做考证都主张"博证",而不以"孤证"为信.顾炎武还在其《音论》中提出"本证"和"旁证"之说,也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内证,外证:内证是指所研究的作品里提供出的可作证据的人事,时地等方面的情况,外证是指作品之外有关的记载,评述,引录等方面的材料.一般情况下,兼有内,外两方面的证据,方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容易取信于人.这里讲到的几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后人做考证都是要遵循的.清代学者之考证得以称"学",正缘于此.清代学者以治经为主,经书是包括了纯文学的《诗经》的.由于《诗经》文本疑议极少,考证派学者除了在《毛诗序》作者问题上有所争议,辨明实非孔门弟子子夏所作,重要的贡献在于训诂名物方面,没能拓展到《诗经》之外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