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子的风骨与悲情
人活着,总要不断地做选择,选择体现了人之为人的自主性。出家即是一种选择。僧肇早年家贫,替人抄书,得以遍阅经子,读到《道德经》时,觉得已然很美,但尚不是他所期待的栖神冥累之方,及读《维摩诘所说经》,欢喜异常,奉作栖神之宅,毅然出家,归命佛道。流水不止,人生不息,能在沧海桑田间找到栖心所在,当算作莫大的幸运与幸福了。
有了选择,便免不了世人的评首论足,甚至自己也常存得失之心,前后思量计较。遭遇物议纷然而不易其志,面临声色之诱、权势之重而不改初心,此种矢志不渝的情怀,若非正信佛道,很难找到更妥贴的解释了。
道恒少失双亲,侍奉继母与游心佛理成为他的全部生活,继母殁后,便身入佛门。道恒有同学道标,后秦国主姚兴见二人神气俊朗,有经国之才,遂要求他们罢道还俗,助其振隆王业。道恒、道标上书以答,表明了“缁服之下、誓毕身命”的夙愿,同时也委婉地传达了匹夫不可夺志的抗议。无奈,姚兴请出道恒的老师鸠摩罗什,劝其改转心意。罗什举尧放许由于箕山的典故,劝姚兴尊重他们的选择。之后,姚兴虽反复下令,然道恒终以“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的古训,抗住了国主之威,遁迹山林,蔬食味禅,得遂出世之志。
有非常之道,更有非常之人,道与人总是相得益彰的。辞亲割爱,唯道是求,已然超出常情所能想像的限度,因为这是非常之人的非常之举。儒者指责佛子出家是逃父入山,不事婚娶、遁迹山林,是为不孝、绝情,违悖天伦。桓玄入庐山拜会慧远,见面第一句话,便以“不敢毁伤,何事剪削”相责问,慧远正答以“立身行道”。行道,求道,是人的本性要求,人又怎堪糊涂一生盲从一生呢?孔子不是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喟吗?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然而谁又真能守住无常之身,世上刀兵屠戮,不皆因贪身而害身么?舍身为道,也是大儒的追求,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弥天释道安云,“贪囹、恚圄、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登春台,某处欣欣,如居华殿,嬉乐自娱,莫知为苦,尝酸速祸,困备五道,夫唯正觉,乃识其谬耳”。迷情贪嗔痴,一如囹圄牢城,人系其中,不知是苦,反以为乐。佛子岂绝情哉,但求正觉而照迷情也。慧远早年,学海游心,及闻道安讲《般若经》,身心有归,遂与弟慧持一起从道安出家。慧远行道庐山,慧持决意弘化蜀地,临别辞兄,兄苦留不止,乃叹道,人皆喜聚,为何你却以离为乐,弟亦不胜其悲,泣曰:“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兄弟收收泪,毅然而别。佛日契嵩幼年失怙,遵父遗命,七岁即投身佛寺。已经五十六岁、离开家乡达二十七年之久的契嵩,谈到他一直打算回乡为父母整修坟茔的事情,当闻说家乡罹婴盗贼劫掠,更加疑心墓穴亦遭毁坏,内心痛苦几至病态,遂仿儒之《孝经》,作《孝论》十二章,发明佛家关于孝的理论,并为济渡父母亡魂而更加精诚修行。佛家常说,学佛乃大丈夫事,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若无亲验,必无此语。
世间情多,人皆苦于情,迷于情,奈何?佛子当然亦有情,但能立身行道,而不为迷情所缠缚。契嵩将本于诸法实相的佛子之情,说为正情,将佛子之孝说为大孝,所以他说僧是“以实相待物”、“以至慈修己”的一个社会群体。以实相待物,则万法平等。就人群而言,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故不可以己侮他,更不为己之所求,而损他之所求。他人他物,皆是独立存在,不是你的手段,也许这正是佛陀昭示于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以至慈修己,乃本于亲证实相所发之无缘大慈,凡人虽不可立至,但心向往之。以此无缘大慈为精神根基,而落实于具体生活过程中,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深沉广大之情呵!
生命被抛到这个世间,若一叶小舟,飘零于莫测的大海上,随波涛之翻滚而上下浮沉,此情此景,又怎不期待一处港湾。港湾在何处?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永远的问题,我们发现天下佛子们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正信,对佛道的正信,佛道就是他们永远的栖居地。
契嵩说:“僧也者,以佛为姓,以如来为家,以法为身,以慧为命,以禅悦为食,故不恃俗姓,不营世家,不修形骸,不贪生不惧死,不溽乎五味。”姓、家、身、命、食五者,分别为任一个体生命的象征、归宿、形躯、精神与资养,舍去这五种元素,人之生命只能是虚无。僧人越俗出家,即无俗之所谓姓、家等可言,但却并非无所依托,而是发现并栖居于佛教的生存境界。由此至彼的跨越,意味着由俗世迈向神圣,表现出异于世俗取向的生存样态。以佛为姓,既标志着社会中涌现出一特立的修道团体,也意指这一团体是筑基于佛所昭示真理的基础上。此真理便是僧人以为家、身、命的如来、法和慧,而资养身心令达自在的则为不断的禅修实践。
佛道给佛子以内在的自信,所以他们能“丐食而不以为耻”(契嵩语);佛道引导佛子由迷情而趋向于正情,照彻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节;佛道孕养了佛子们的风骨气节,让他们有尊严地端立在变化多端的世间。还能说什么呢?有什么比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