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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思本 于 2011-1-17 18:42 发表 
把粗糙的孔子铜像搬出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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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教育界及“国学界”尊孔读经闹剧的频频上演,不久前,一尊新铸的孔子青铜像已被人“悄悄地”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前,铜像孔子用眯着的细眼注视着天安门 ...
每每看到这类文章 总是很莫明
“再说,我们现在纪念孔子,最主要的是研究、继承孔子的有益思想;而孔子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固然有许多可称之为国之瑰宝的东西,但是也存在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大量与当代普世民主价值观相悖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若用孔子思想来治国,搞“君君臣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那么,人民还怎么享受民主?那就“两会”也别开了,人民代表、政胁委员也别选了,互联网、报刊、广播电视也都该全部封起来了,政府领导人也不需要做政府工作报告了,人民根本没知情权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孔子,继承孔子,是继承、吸收他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而绝不能对他的思想遗产照单全收。”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领导人不象领导人(忙着选秀) 官员不象官员(忙着作秀) 老师不象老师 学生不象学生 父亲不象父亲 母亲不象母亲
这里讲的是要有责任心 你在这个位置就要做好这个位置的事。
“打倒孔家店”
解读一下这句话的历史
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经胡适牵线由上海东亚出版社出版。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写道:“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这大概可以算作“打倒孔家店”的滥觞之处吧!但诸位请注意,在这里,胡适先生所说的只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虽仅一字之差,但语意却大相径庭!而在“打倒”这个词中,“打”只是一种方式,关键是“打”后的结果“倒”。在这里,胡适的一个“打”字,只是用来表明他对“孔家店”的些微不满和对吴虞的支持。是时,吴虞也只不过49岁,算不上太“老”,时值而立的胡适以一个“老”字称之,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吴虞,生于1872,卒于1949,成都市新都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还有一位是南社的柳亚子也是“非孝”的先锋,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他比吴虞更胜一筹,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且听:“共和已废君臣义,牙慧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1921年,历尽坎坷的吴虞终于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但客观地讲,吴虞的北大之行并不如意。初来乍到,马幼鱼、沈尹默、胡适、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的热情,曾经令他倍感亲切;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也曾让他着实欣喜过一阵子。但所有这一切,都如昙花一现般地很快过去了。
他在北大开设了诸子文及国文两门课,开始学生异常踊跃。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语言问题”(吴虞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由于他的教学内容了无新意(他只注重校勘注释,对思想和学术分析缺乏),另一方面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开始趋于理性和冷静,听他讲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性格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治学方法的迥异,使得他和胡适渐行渐远;对政治和党派的淡漠,也让陈独秀和他的关系开始疏远。在北大,以狎妓名噪一时。当时,北大设立了不嫖不赌不娶妾禁约的进德会,一向以敢作敢为著称的吴虞,一边给在成都的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为了赢得一个名叫娇玉的妓女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诗《赠娇玉》,不但印成诗单到妓院散发,而且投稿到《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还云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吴虞日记》)。
虽然吴虞在北京的月薪有260块大洋,而且在家乡“广有田产”,生活相当优裕,可谓衣食无虞。然而,他对女儿的照顾,“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吴虞日记》),胡适劝他每月给女儿吴棱30大洋读书,吴虞讥讽道:“自己能独立,方可讲自由,不能向老父索钱去讲自由。”他引经据典“匈牙利诗人裴都菲,因学戏剧,其父老裴不以为然,不与金钱接济,此欧洲先例也。”
短短四年间,吴虞走马灯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当他离开北京时,日记中经常提及的马幼鱼、胡适等并没有前来送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是吴虞推动了那个时代,还是时代成就了吴虞,我们不得而知,他难以理喻的性格注定了他悲剧人物的命运。用他的四川老乡唐振常先生的话“(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为〈吴虞集〉的出版说几句话》)为他的思想盖棺定论,似乎切中肯綮。
而胡适呢?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打倒孔家店”绝非“胡适们”的本意。他在给《吴虞文录》所做的序中的“打”就颇有艺术性。他希望的也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后来他对儒家学说深入系统的研究,晚年的胡适“圣人”不离口,据他的秘书胡颂平解释,“先生平日口头上说的‘圣人’,都指孔子”。后来胡适对孔子有了更亲切的称谓,叫“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其实,只要看看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心迹,就不难理解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他在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谈及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运动,陈独秀都是稳座头把交椅的英雄。即便如此,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绝非全盘否定。早在1917年,他就在《古文与孔教》中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远离政治漩涡,可能使人更清醒、更理智、更客观,刚出狱的陈独秀1937年10月1日在《东方杂志》34卷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中明确表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1948年张申府在《论纪念孔诞》中重申它过去曾提出的主张: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认为把孔子当成教主,罢黜百家,定为一尊,关门锁户,使得学术不得进步,遗害中国已经两千年,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打倒了对孔子的崇拜,可以自由研究了,孔子的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伟大,才真会被认识。张申府这种打破崇拜,崇尚学术自由的理念,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学习和借鉴。
比起吴虞近乎疯狂的执着,他们要理性很多,这就是政治的学者与学者的政治之间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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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上面只是解读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