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池大师的判教思想
莲池大师的判教思想,主要体现于对《阿弥陀经》的教理判释。他所采用的是华严宗的判教结构,认为就教相来说,《弥陀经》为顿教所摄,并且兼通前后二教(终教与圆教)。他说:
“二藏者,一、菩萨藏;二、声闻藏。今此经者,菩萨藏摄。亦有互摄,今非彼故。(略)
教者,依贤首判教分五:谓小、始、终、顿、圆。今此经者,顿教所摄,亦复兼通前后二教。(略)
通前后者:通前终教,以一切众生念佛,定当成佛,即定性阐提,皆作佛故。(略)
已知此经摄于顿教,少分属圆。未知所具义理,当复云何?
先明此经摄于顿者:盖谓持名即生,疾超速证,无迂曲故,正属于顿。
正属于顿者,以博地凡夫,欲登圣地,其事甚难,其道甚远。今但持名,即得往生;既往生已,即得不退。可谓弹指圆成,一生取办。如将宝位,直授凡庸,不历阶级。非渐教迂回屈曲之比,故属顿义。(略)
分属圆教者,圆之为义,谓四法界中,前三通于诸教,后一独擅乎圆。今此经者,圆全摄此。此分摄圆,得圆少分,分属圆故。”
莲池的判教结构,是华严宗的判教结构,这一点再明确不过了。莲池以《弥陀经》为顿教所摄,并且兼通前后二教。通于后者,就使净土宗获得了圆教的地位;通于前者,就最大限度的扩大了净土宗所摄受的范围。而“今此经者,圆全摄此。此分摄圆,得圆少分,分属圆故”的判释,则为莲池所独有,这也是令后来的智旭最为不满的地方。
对于莲池“华严全圆,此经(指《弥陀经》)分圆”分判,蕅益大师颇有微辞,说:
“云栖和尚著为《疏钞》,广大精微。幽谿师伯述《圆中钞》,高深洪博。盖如日月中天有目皆睹,特以文富义繁边涯莫测,或致初机浅识信愿难阶,故复弗揣庸愚再述要解,不敢与二翁竟异,亦不敢与二翁強同。譬如侧看成峰橫看成岭,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失为各各亲见庐山而已。”
对此,前贤的解释是:
“《疏钞》之作,正当狂禅风靡之际,故不得不权宜善巧,俯就群机,而作方便之谈。所谓大权菩萨,曲被当机。应病与药,时节因缘应尔也。”
这种看法,给人的感觉是很牵强。我的看法是,就“华严全圆”来讲,需要“缘理断九”,应机者为上上根,中、下无分,这是孤卓的“圆”。如果判净土宗为“全圆”,那就意味着净土一门的应机者也为上上根,中、下无分。这与净土宗以凡夫为本位,三根普被的宗旨是相冲突的,因此不能判为“全圆”。而判为顿教所摄,兼通前后二教(终教与圆教),一方面可以取得与华严同等的“圆教”地位,另一方面又以通于“终教”的方式,使中、下根者也在净土一门摄受范围。“分圆”、“兼通”的判法为莲池所独有,祖师判教,可谓煞费苦心。
蕅益大师不同意“分圆”的判法,这是因为他所采用的是天台宗的教理。华严宗的“圆”是孤卓的“圆”,是“红日初升,先照高山”。而天台宗的“圆”则是圆通的“圆”,是“会三归一”、“即迹显本”,即此“圆”中就是三根普被的,因此无须曲径迂回地经过“分圆”、“兼通”,而是当下肯定为“至圆至顿”。这就是蕅益大师不同意“分圆”的判法的原因。
那么莲池大师的判教标准是什么呢?
袾宏的判教标准,其实就是《弥陀经》为“顿”、为“圆”的标准:
“此经不兼戒律,亦无论议,自始至终,专说念佛求生净土。”
“此经宗乎法性,于法性中,复分总别。总而令之,谓是依正清净,信愿往生以为宗趣。”
“但持佛名,必生彼国”。
由此可见,莲池的判教是符合“念佛往生”的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