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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了凡 会诊四训

——对《了凡四训》与佛法相悖之处的探讨

  释来圣

  《了凡四训》是明朝袁了凡居士根据自身人生经历,结合他人命运情形,训诫后代子孙如何为人处世与待人接物的文章。从过去到现在,《了凡四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普通老百姓甚以为是,即使释迦弟子中深信不疑者也大有人在,认为它是佛门之宝与佛法之光,然而,本着佛教“四依四不依”的精神与原则,仔细思索与认真审视,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本文便拟以佛教与佛法为立足点,从命运、善恶、因果三方面对《了凡四训》加以审察与鉴别,澄清佛法与非佛法、正法与非正法的区别与界限,从而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还大家以清醒认识。

第一方面:命运问题

  《了凡四训》分为四篇,即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从形式上说,四篇之间是并列关系,从内容上说,四篇之间则是总分关系,立命篇是总说命运的道理与因缘,阐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后三篇则是分说如何求取福报,如何改变命运,换句话说,就是从该过、积善、谦德三方面去安身立命。毫无疑问,《了凡四训》的目的是阐明命运之理,概括起来,文章中关于命运的说法有四种:
  第一,立命说。在命运问题上,袁了凡经历了一个由宿命论到立命论的过程,过去他相信“荣辱死生,皆有定数”,现在他相信“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他把名字由学海改为了凡,就是因为“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打算积功累德,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他后来从没有高官得到了高官,从没有儿子得到儿子,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风水说。在“积善之方”中,袁了凡为了论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莆田林氏的故事。林氏平素喜好为善布施,她以粉团施一道人,三年如一日,感动得道人为她指点了一块风水宝地,并说死后葬之,子孙为官者“有一升麻子之数”。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形成了“无林不开榜”的民谣。
  第三,命相说。从相貌去判断一个人的命运,这主要体现在“谦德之效”中,既有事例,也有理论,如“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等等。在其他篇中,也有类似的话语,如“科第中人,类有福相”、“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亿而谈其祸福,靡不验者”、“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发乎四体”等等。
  第四,鬼神说。鬼神对人命运的影响与控制,《了凡四训》中处处可见。“立命之学”中说:“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改过之法”中说:“吾虽过在阴微,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谦德之效”中说:“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
  四种命运说中,立命说是主要的,其余三种是次要的。若从袁了凡的本意出发,他反对后三种命运说,仅仅只赞成立命说,但是通读全篇,就会发现他对四种命运说都持赞成立场,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四种命运说呢?现在,让我们联系文章内容,根据佛教有关法理,对这四种命运说一一加以鉴别,以正视听,明辨是非。
  第一,关于风水说与命运说。风水说与鬼神说虽然一个把命运与无情物联系起来,一个把命运与有情物联系起来,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命运归结为外力因素与他力作用。然而,有一点必须弄清楚,文中的风水说与鬼神说跟单纯的风水说与鬼神说不同。单纯的风水说与鬼神说是把命运完全归结为风水与鬼神,不论一个人的行为怎样,操守怎样,都可以得到好风水或者鬼神的帮助,而只要得到了好风水或者鬼神的帮助,命运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但是,文中的风水说与鬼神说却不是这样,要想得到好风水或者鬼神的帮助,必须行善积德,广种福田,必须用自身的行为与修养去感动鬼神,从而才能得到鬼神的帮助,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法否认,文中这两种命运说都有一定的个人主观努力在里面,但二者都不是佛教的命运说,都是一个佛弟子应该抛弃的。《增壹阿含经》说世间有三种邪见,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人的命运全部由鬼神安排的神意论。当然,如前所说,文章中的风水说与鬼神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主观能动性,但说到底,仍然是神意论,所以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
  第二,关于命相说。命相说没有谈到如何通过命相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只谈到可以通过命相去判断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但这也违背了缘起法则,也是有害的。与此相类似的是,有人说命运由时节、星宿、生辰八字等决定。《优婆塞戒经》批驳这些邪见时说:“若以时节、星宿因缘受苦乐者,天下多有同时、同宿,云何复有一人受苦,一人受乐?一人是男,一人是女?天、阿修罗有同时生、同宿生者,或有天胜阿修罗负,阿修罗胜诸天不如;复有诸王同时同宿俱共治政,一人失国,一则保土?”[1]所以,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是应该自觉远离此类邪见的。
  第三,关于立命说。单纯从“立命说”三个字的字面去考察,无疑是正确的,但联系文章的有关内容,袁了凡的立命说就有很多问题。了凡极力主张“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主要有两方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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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人是不是要以<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俞净意公遇灶神记>为内道入学的基础,印光法师对此提倡的历史背景、条件和实现的意义有哪些?当代学佛人如何继承?

  内道教法中,是缺乏应时应机,由浅入深的教材,还是缺乏广泛宣传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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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表意见的各位佛友的一个建议:就这个话题,能不能先把涉及到的具体人放在一边,从理上探讨探讨.

  先把人放在一边,并不是要在探讨时故意弱化人的客观存在.比如印光大师提倡过这几部书,比如一楼的文章是一位出家人写的.等等.

  谈到后来,可以把具体人也放进去分析,比如印光大师等.另外,一楼的文章,虽然代表个人观点,但也是依据佛经对<了凡四训>进行的剖析.而且文章仍然是处于对比与剖析阶段,是否还有更深入的反思和更高的立意,尚需耐心等待.转贴这篇文章,当然也不希望看到的只是猛夸或者痛批.

  如果说什么是悲哀,眼看着我们信仰的佛法,应时地走向末法并且加以随喜,也算是个悲哀吧.人人可以各尽其力,为此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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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和一位佛友谈到<了凡四训>(以下本段简称<四训>),他说<四训>给他很大的帮助.虽然皈依十年,但没看<四训>前,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看了之后,不但发现了,而且受到触动,进而要求自己改变.为此,他对<四训>极有好感.并且也劝其他学佛人念<四训>几百遍.之所以推崇倍至,原因之一是说到当前不少学佛人做人的基本素质也不够,所以还是先好好学学这些再学佛的好.

  我的想法是,例如<了凡四训>等这几部书,如果一个已经皈依三宝,甚至也发心一世解脱的人,如果他真的在做人上很有欠缺的话,佛法里已有的教授是不是在立义高度上,见地的圆满程度上,观察因果的清晰上,以及施教深浅的抉择上和应化因缘上,不如<了凡四训>更能起到积极广泛的作用?采用<了凡四训>做为劝内道弟子向善向觉的教材是不是比直接选用佛经中的公案和圣言量更体现佛法之正及证量?以及体现其更为长远的教育意义?将<了凡四训>等这几部书在佛教内部推广到如今的程度,是把质量充分推进到大乘特法的水平,还是减弱到了世善大养的水平?这样的问题,和面对大乘入门学人应该提倡是一日一善,还是劝化发菩提心,也有雷同之处.一日一善固然应该尽力而为,然而劝发与努力生起菩提心和出离心,它能生起的善的程度以及广度以及对累世福慧资粮积累的推动因缘的不可思议,佛经里无处不在广说.相比之下,一日一善的要求,是否也应该排排后呢?

  这几部书,面对不信佛的人宣传程度应该如何,似乎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一楼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当然,这个话是说在内道范围的,否则也不必提了;面对已入佛门的人宣传,甚至把它的意义升高至日修必备或者学佛必读,要考虑是否应机的问题,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考虑是否应该的问题.在此,深入理解印光法师的开示也就很有意义了.进而还有一个也比较严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例如<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俞净意公遇灶神记>等,划入了内学可依了呢?

  正确地认识<四训>,一分为二地分析<四训>,不是伤害佛法或者学佛人坏事,而是能够利益二者的好事.试想,若能勤诵一部佛经几百遍,是否意义更大更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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