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婆塞戒经-儒家正道与佛家正道
又见众生迷于正路,无有示导,是故生悲。
正路何在呢?儒家根植于汉地的文化背景。夫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迷于正路的时候,没有示导,如同盲眼人走在马上路没人引导,好让人担心。相比起来,明眼人,就容易生悲心,即与前面文中的“智者”遥相呼应。(“善男子,智者深见一切众生沉没生死苦恼大海,为欲拔济,是故生悲。又见众生未有十力、四无所畏、大悲三念,我当云何令彼具足,是故生悲。”)
古人说:道不远人。道不远人,即从孝悌开始,敬鬼神而远之。不言怪力乱神,这些言多了,有失于正路。孝悌做好了,仁心就容易体会,所以说:“孝悌,仁之本。”从近处入手,做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推己及人,爱天下人,道即从中生,所以说:“本立而道生。”儒家正路,就这么出来了:孝—仁—道。
“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君,终于立身。”有道,方始有德。真正的德,来自于对道的体悟。“中于事君”中的君,从字面意思来看,过去是君王,现在内涵、范围更广,代表着服务社会的途径。过去事君,是因为能更好地为民。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能做到这种境界是仁心使然。一个人考虑问题,没有仁这个出发点,对道就不太可能有体会,一天到晚就会被自己鸡毛蒜皮的琐事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思考,在所处的团队里,自己能为团队、能为社会贡献什么。我们选择团队,是在抉择环境,实际上也是在抉择自己生命如何去成长,然后善巧利用环境,这是最好的增上缘。进一步说,这是认识环境(也是认识自己)、抉择环境、融入环境、经营环境的过程。认识是抉择的前提;抉择之后融入,是吸收营养的过程;经营是慢慢独立之后,能为周遭人创造成长平台的过程。那个时候,就比较独立而不偏离正路了。
佛法的正路又在哪里呢?佛法根植于印度的文化背景,即为: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佛法正路与儒家内涵相通,但路线略有不同。儒家讲孝,由小爱拓展到大爱。佛法讲出离心,由小悲拓展到大悲。出离,是小悲;菩提,是大悲。小悲,证小道;大悲,证大道。
单从儒家的描述来看,所缘有情有其局限。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在一次祭祀中,子贡舍不得用羊祭祀,心事重重。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三)儒家里面对其它有情的态度,有他的局限性,但这个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又都有关系。夫子其实很重视生态,对于天上的鸟,和水中的鱼非常的关心。强调即使捕猎的话,一定不能盲目,不要在他们产卵的季节做,鱼的大小也要注意。尽管如此,在考虑到其他有情苦乐的时候,儒家还是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与此相比,佛法所缘的有情则没有局限,六道都包括。
无论是儒家也好,佛法也好,在真正走正路之前,都源于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期许。所以,人生宗旨的树立,对两者来说是共通的。儒家来说,人生宗旨是至善,也就是明明德、亲民两方面都圆满。佛家中,生命宗旨是求菩提,是自觉、觉他都圆满。入手点不同,但可以对应起来。内涵是人去诠释的。
人生宗旨树立起来之后,就内心境界的完善上,其路线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即是戒;定、静、安,对应定;虑、得,对应慧。戒的持受,最关键的,即是以人生宗旨去摄持。就像孝悌忠信这些非常具体的实践,都需要人生宗旨来摄持,不然的话,慢慢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定,不为外缘所动;静,内心趣于沉静;安,内心安住宗旨;这个时候再虑,就有得了,这个过程,就是静虑。若没有这个过程,虑那就变成了焦虑,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诸葛夫子说:“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心静了,就容易看得长远;能看得长远,就能突破很多固有的局限;淡泊了,就不会为琐碎目标所牵绊,人生宗旨才明确,志,即是宗旨;这时有得了,那就是智慧,离见道就不远了,是名近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表明了见道前的状态,正知见的树立比较确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