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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坛经》首章校释疏义

  下面考察诸录校本如何处理《坛经》的首章。

  一、郭本

  由于郭本当时无条件参校敦博本、旅博本,故只根据斯本录文。郭本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郭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

  第一、斯本标题分两行,郭本将标题合为一行(一个意群)。由于标题冗长,一行抄写不下,只好换行,成为二行。

  第二、郭本将‘兼受无相  戒’五字下联,与集记者成为一个整体,并单独分行。

  (二)留空与细字:郭本忽略了留空与细字,未予反映。

  应该说,郭本对首章的书写格式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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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本

  周本把《坛经》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

             [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周本把首章分为三行。标题为两行,自‘六祖’起分行,并低一格书写。集记者为一行。

  (二)留空:周本认为留空乃是省略之意,故将原文的‘兼受无相  戒’补校成‘兼受(授)无相戒受无相戒’,并进而将它们分为两段:前五字上挂,校‘受’为‘授’;后四字下联,‘受’字不变。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三)细字:书写时将‘[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周本注意到《坛经》首章书写格式的三个方面要求。但补校留空的方法值得研究。处理细字的方法也与原文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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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邓荣本

  邓荣本完全依据敦博本行款录文,从录文看不出录校者对首章的处理意见。但录校者将意见放在校记中处理:

  我们认为:底本第一、二行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是《坛经》正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是其副题,‘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编者题名。有题名的三个写本中,以丙本(指旅博本——方按)书写形式最接近原貌,仅‘戒’字当上属而误为下属【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18页。】。

  但邓荣本的录校者之一邓文宽先生对敦煌本《坛经》的标题曾有专门的讨论,他在比较了三个敦煌本《坛经》的首章之后。指出:

  上述《坛经》的三个标题,英藏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二行首字‘六’比第一行低二字格,第三行首字‘戒’又比第二行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加有界隔号,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共分三层含义:(一)其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三)‘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整理者署名。唯一的错误是,‘戒’字本该属上文,英藏本和旅博本均误属在下文【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214页。】。

  所以,邓文宽先生在自己整理录校的邓本中,用现代标点符号对《坛经》的首章作了如下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邓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将首章按照正题、副题与编者分成了三行。分行时将‘兼受无相  戒’上挂。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邓本是唯一曾对《坛经》标题仔细研究的整理者。邓本的分行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坛经》标题的‘正题’、‘副题’之别,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邓本忽略了留空,且细字处理不当。另外,邓文宽先生认为旅博本将‘戒’字误属下文,其实,如前所述,旅博本已经用细字及‘戒’字的位置表示了‘戒’字不应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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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李本

  李本对首章处理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李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其分行方式也遵循主题、副题、集记者的思路,分作三行。但将‘兼受无相  戒’下联。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由此,李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都有可斟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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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杨本

  杨本对首章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
  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没有吸收新的校勘成果,分行完全依照郭本。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一卷’处理为细字,又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但比‘一卷’两字的字号略大。

  由此,杨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也都有可斟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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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潘本

  潘本将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潘本的处理方式比较奇特。

  (一)分行:

  粗粗看来,潘校本录为三行,三行下端均有余空,没有出现自然回行,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应将首章分为三行。但第二行与第一行齐头,第三行却比第二行低一格。又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将首章分为两行,即从‘南宗’到‘一卷’为一行,下余为一行。

  潘本没有正面说明首章到底应该怎样分。笔者推测,有可能潘本1995年初版时,已主张首章分三行。只是忽略了副题应该低一格书写这一敦煌本《坛经》特有的格式。

  与分行相关的是对‘兼受无相  戒’的处理。潘本对此校记如下:

  伦敦本‘兼受无相’顶格(原文降一字,并非顶格,潘本此处有误。——方按),空二格书戒字。敦博本‘兼受无相’下亦空二格书戒字。案‘戒’字当与上‘无相’连属,与‘弘法弟子’分开【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47页。】。

  潘本在上文中主张‘兼受无相  戒’不应下联。那么是否应该上挂呢?潘本未置一词。在上述录文中,潘本将这几个字另起一行,低一格书写,则显然主张也不应上挂。如此既不下联,也不上挂,则这几个字岂不悬浮起来?潘本录文正是这样处理的,可参见上述潘本首章录校文。但潘本对‘兼受无相  戒’又有这样的校记:‘敦煌俗写受、授不分,受当改授。’【同上。】既然改为‘兼授无相戒’,则如上文所分析,应属普授,那就应该上挂。潘本既主张普授,又不愿上挂,宁肯将这几个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浮,还不说明理由,的确有点奇特。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忽略了细字。

  看来潘本对首章格式缺乏足够的研究。

  综上所述,六个录校本对首章的处理各有千秋,相互之间没有完全相同的。加上笔者的录校,共有七种方案。意见歧杂的关键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章到底分不分行?分几行?怎样分行?其中涉及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兼受无相  戒’?

  第二,如何理解与处理‘兼受无相  戒’之间的留空?

  第三,如何理解与处理细字?

  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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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分行。

  首章包括标题、卷数、‘兼’文、集记者等四个内容。在此依次考察分行问题。

  首先,标题部分,亦即‘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否应该分行?

  如前所述,虽然敦博本对此不分,但斯本、旅博本均分,旅博本还特意作了分隔记号。由此,周本、邓本、李本、潘本的分行是正确的,而郭本、杨本的不分行是不对的。

  关于标题问题,本文的‘疏释’部分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其次,卷数部分。

  卷数应该连属在标题之后,这一点无论是敦煌遗书原卷,还是诸录校者的录文都是一致的,可以不再讨论。

  再次,‘兼’文,亦即‘兼受无相  戒’部分。

  如上文已经分析的,‘兼受无相  戒’五字如果上挂,则‘受’应校改为‘授’,表示惠能向与会的所有成员传授无相戒,表示《坛经》中有授无相戒的内容。而这五个字如果下联,则应保留‘受’字,表示法海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无相戒的僧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辨的重要问题。

  诸多录校本中,意见极其分歧。郭本、李本、杨本主张不校改而下联,邓本主张校改而上挂,周本补校后既上挂又下联,潘本校改后既不上挂又不下联。但从敦煌遗书看,虽然敦博本、斯本都是既上挂、又下联,但最讲究首章的格式的旅博本却仅上挂,不下联。所以,我认为以旅博本为依据的邓本对此的处理是正确的,其余诸录校本的处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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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看主张下联的先生的意见。

  李本、杨本主张下联,但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理由。郭本则申诉了理由。

  有人将‘兼受无相戒’连上,即《……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笔者以为,这有些牵强。因为,书题至《施法坛经》(特别是还有‘一卷’二字),已经完结。如再连上‘兼授’,不仅逻辑上难以说通,而且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光提一种,也很不完全。
  ……
  ‘兼受无相戒’云者,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9页。】。

  我认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

  郭本主张‘兼受无相戒’下联的理由之一,是标题到‘一卷’已经结束。在‘一卷’后附加内容,‘有些牵强’。

  在一般情况下,标题到‘一卷’的确已经结束。但正如上文所述,敦煌遗书在用标题表述文献中的主要内容外,往往将其他一些内容,用细字标注于标题下。如前引伯3723号《记室备要》,它的标题‘记室备要一部’之下有细字‘并序’。这个细字就是补充说明标题的。在这里,细字作为标题的附属,与标题已经成为一个整体。郭本忽略了‘兼受无相戒’这几个字也用细字书写,从而忽略了它们的附属标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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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本的理由之二,是标题连上‘兼授’,逻辑上难以说通,因为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

  就《坛经》而言,惠能此次在大梵寺讲堂所说,可分为不请自说与应机而说两部分。其不请自说的部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述得法因缘、说法、授戒。述得法因缘,是为了宣示自己说法的合法性。下余的活动,只有说法、授戒两项。所以《坛经》开宗明义:‘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由此,郭本的上述说法站不住脚。在这次法会中,惠能除了说法,兼授的只有‘授无相戒’一种。

  郭本的理由之三,是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所以应该下联。

  如前所述,如果将‘兼受无相  戒’上挂,是指惠能对参加法会的信众普授无相戒。如果是下联,则是法海特受惠能授予的无相戒。如果的确是后者,而法海又特意将‘兼受无相  戒’标着在自己的名字上,则在当时,这种无相戒必然是非同一般的,只有具有特别根机或机缘的人才能得受,所以法海要把无相戒作为一种资格特别提出,冠在自己的名称上。但实际上,我们从《坛经》可以知道,无相戒乃是惠能普授给所有的信众的。既然无相戒像具足戒一样,是一种普授的戒,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么法海有什么必要以此自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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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受无相  戒’五个字既然不应该下联,自然只能上挂。

  我们再看看周本的主张既上挂、又下联的意见。

  周本主张‘兼受无相  戒’五字中的留空乃是省略,由此主张把留空补足后,校改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周本的留空乃是省略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一点下文再谈),所以则既上挂又下联的方案也不能说服人。

  潘本既不上挂,又不下联的悬浮方案则更加没有道理。这种方案倒是符合数学的排列组合推演法,但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论证。

  最后,集记者部分。

  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部分均与‘兼’文连写。但从旅博本可以看出,它与‘兼’文实际是两个意群。诸种录校本均将集记者单独作一行。这种方法既不违反敦煌遗书的一般抄写格式,也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自然是可以依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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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留空。

  诸种敦煌本《坛经》首章的‘兼受无相  戒’中均有留空。但六种录校本中,只有周本注意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其他五种录校本均没有予以涉及。

  周本这样说:

  根据邓文宽君研究,敦煌写本,一般习惯,对于熟悉用字、用词,乃至短句,常采用空格形式,省去重复之字。所见极是。此处空格,即依其式样,补校‘戒受无相’四字【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110页。】。

  从而将‘兼受无相  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企图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周本的上述方法不能成立。

  在此,先看看邓文宽先生关于‘空字省书’的论述。邓先生提出:‘为了节省书写时间,古人除用省代符号代替某些字句之外,另一种方法是用空几字即不书字而省略。’【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209页。】并举出敦博本《坛经》中的一个例子: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认为‘佛道’与‘即时’之间的约两个字的留空,实际表示此处省略了‘《维摩经》云’四字。由于敦煌本《坛经》的另一处还引用了‘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八个字,前面的确注明‘《维摩经》云’,所以,邓文宽先生的上述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敦博本《坛经》文中留空甚多,大抵表示句读段落。前引文字虽有约两个字的留空,如果把这留空看作是句读,文气亦连贯可通。而所谓‘空字省书’,除了上述《坛经》中的一例,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用例。因此,这种‘空字省书’是否可以作为敦煌遗书的书写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使邓文宽先生上述‘空文省书’的书写规则可以成立,这种规则能否同样套用于标题的书写,还是一个问题。起码邓文宽先生自己没有在邓本的录校中套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坛经》标题中的‘兼受无相  戒’的留空问题。

  按照邓文宽所说‘空文省书’的方式,所省应该是熟语。而周本所补的‘戒受无相’,显然不能归为熟语。此外,将‘兼受无相  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行文累赘啰嗦,与《坛经》的风格完全不合。还有,如前所述,既然无相戒属于普授大众的戒律,则法海实在不必专门将它揭示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所以,周本把‘兼受无相  戒’的留空作为省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那么,这一留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抄写者为了强调无相戒‘无相’的特点,特意留下的象征性的表象。当然,虽然后代禅宗确有采用象征性表象的做法,但此处的留空是否也属此类,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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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关于细字。

  敦煌本《坛经》首章有细字。但仅局限在‘兼受无相  戒’五个字。这五个字所以写作细字,是为了体现它附着于‘一卷’之后的地位,以及表示该文献还包括授无相戒。诸录校本中,郭本、潘本完全忽略了细字问题。周本、邓本、李本、杨本看来有细字,但其瞩目点是集记者。将集记者写作细字,包括杨本将‘一卷’写作细字,实际是现代人的书写习惯。这种方法虽然不违反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但与敦煌本《坛经》原有细字的意义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的录校本,应该保持原本固有的研究信息,不使流失。

  综上所述,我认为敦煌本《坛经》首章的正确书写法应该是: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  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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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疏 义

  这里想谈谈敦煌本《坛经》标题及其相关问题。

  我曾经撰文这样说:

  邓文宽先生提出敦煌本《坛经》的标题实际由正题、副题两部分组成。站在上述考察的立场上,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可以成立。有意思的是,据我的印象,中国古代书籍似乎没有正题、副题之分,这种取名方法是近代西学东渐以后才有的。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则正题、副题的取名法,在古代已经出现了。——哪怕只是一个特例也罢。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与它的原题最接近,而它的正题是后来产生的。我认为很可能是神会滑台大会与北宗争正统以后出现的。这与敦煌本《坛经》本属神会系传本也正相吻合【方广锠:《谈敦煌本〈坛经〉标题的格式》,载《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144页。】。

  我的基本观点在上文已经表明,即:第一、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产生在前,与原题最接近;而正题产生在滑台大会之后。第二、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系的传本。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下面简单谈谈。

  敦煌本《坛经》的标题甚为冗长,这样风格的标题,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少见到。主要因为它由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两个部分组成。那么,《坛经》最早的标题是否就是像敦煌本这样,有两个部分呢?

  现知的《坛经》传世本,除敦煌本外,有惠昕本系统、契嵩本系统的传本存世。惠昕本是惠昕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改编的本子,它当初的标题是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属于惠昕本系统的日本京都兴圣寺本的标题作‘六祖坛经’;也属于惠昕本的日本石川县大乘寺本及金山天宁寺本的标题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由契嵩于至和三年(1056)改编的契嵩本系统标题基本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标题都比较朴实,大体相当于敦煌本的副题。但这些本子出现得比较晚。在唐代,《坛经》是否还有别的名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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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入唐僧圆仁(794~864)撰于承和十四年(847)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了一部《坛经》,作:

  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门人法海译【《大正藏》卷五五,1083b。集记者原作‘沙门入法译’,据校记改。】。

  据说,在朝鲜古刊本中也有得自唐代的《坛经》,标题与圆仁本相近,作:

  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释沙门法海集【参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234页。】。

  上述标题与敦煌本的正题、副题都不一样。但比较而言,上述标题的前半部分与副题的前半部分有所相同。

  日本入唐僧圆珍(814~891)于大中八年(854)所记《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也载有《坛经》一部,作:

  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门人法海集【《大正藏》卷五五,1095a。】。

  在圆珍大中十一年(857)所撰《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以及大中十二年(858)所撰《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再次著录了这部《坛经》:

  曹溪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藏》卷五五,1100c。《大正藏》卷五五,1106b。其中《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将‘坛经’写作‘檀经’。】。

  圆珍著录的这两个名称,与敦煌本的副题比较接近。圆珍在两个不同的目录中,对同一部经典,著录了两个不同的名称。这或者可以用一繁一简来解释,但也说明当时对《坛经》的称呼还有一定的随意性。

  上面几条都是唐代的资料。撰写于日本宽治八年(1094),相当于中国北宋绍圣元年的《东域传灯目录》对《坛经》的著录,就变成:

    六祖坛经,二卷【《大正藏》卷五五,1164c。】。

  这与契嵩本以及我国北宋起开始流通‘六祖坛经’这一名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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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资料,我认为,与诸多其他标题相比,敦煌本《坛经》的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就其形态而言,最为质朴。这个标题,即使不是《坛经》最早的标题,也与最早的标题最为接近。

  惠能逝世后,神会主张以《坛经》传宗,携带着《坛经》北上。滑台大会上,神会指斥神秀系‘师承是旁,法门是渐’,标榜自己的南宗才是正统,顿教才是无上法门,所以为《坛经》另立标题,也就是敦煌本《坛经》的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标题是在激烈的论辩中产生的,因此有‘最上大乘’之类充满战斗性的风格。神会系的禅宗后来传到敦煌,神会系的《坛经》也传到敦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

  神会只是惠能的弟子之一。惠能的其他弟子也依据《坛经》传播惠能的思想。圆珍著录的《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曹溪能大师坛经》这两个名称,显然是从‘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这类名称中化出。后代惠昕本的‘六祖坛经’、‘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契嵩本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都是从这一名称转化来的。

  圆仁著录的‘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一批禅宗南宗文献的标题风格一致,可见是在南宗席卷中华大地时,有人仿照南宗文献的风格改编的。它与敦煌本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应该是惠能其他弟子所依据的传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坛经》标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敦煌本《坛经》并非最早的《坛经》传本,而只是神会系的传本。当时,与神会系《坛经》同时流传的,还有其他一些《坛经》传本。这或者能够解释后代《坛经》歧杂多样的原因。

  我国胡适曾经提出,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编纂的。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但是,胡适的确发现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系具有的密切关系。在敦煌本《坛经》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内证,证明该本曾经神会系僧人的改纂。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进行过论述,本文在此从略。本文对敦煌本《坛经》标题的研究,也证明该本确为神会系的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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