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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和尚、赵州语录与赵州禅

  由于香火寂寥,生活清困,故而愿意到此地的禅僧很少。辑校本《赵州录》第59则:‘师上堂。云:“……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设有来,一宿一食急走过,且趁软暖处去也。”’然而,倘若真正为了禅法,修行者是不会厌惧生存条件之艰苦的。从谂在观音院里,就接见了来自南方的游方僧。《赵州真际禅师行状》中的一则公案,即反映了赵州接化来僧在丛林中所取得的道望:

  因有南方僧来,举:‘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雪峰云:“瞪目不见底。”学云:“饮者如何?”峰云:“不从口入。”’师闻之曰:‘不从口入,从鼻孔里入。’其僧却问师:‘古涧寒泉时,如何?’师云:‘苦。’学云:‘饮者如何?’师云:‘死。’雪峰闻师此语,赞云:‘古佛!古佛!’雪峰因此,后不答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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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藩王支持下大弘禅法

  赵州和尚在观音院的日子,弘法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后来,他的道行还是传到了当时赵州一带的统治者耳中。《宋高僧传》本传:‘以真定帅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过制,而偏归心于谂。’《赵州真际禅师行状》载:河北燕王领兵攻打赵王占据的镇府,‘既到界上,有观气象者奏曰:“赵州有圣人所居,战必不胜”’。二王因而息兵,共同去观音院拜见从谂。在‘人王’面前,从谂端坐不起,并回答燕王的责难道:‘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在二王同意去讳的条件下,为之说法多时。这里的所谓真定帅王氏,就是王嵵,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于其父卒后,继为藩镇,后封赵王;其一生崇信佛教。燕王,为刘仁恭,干宁元年(894)任幽州节度使,次年唐王朝正式授之为检校司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镇府,谓赵王盘据的地盘,至少包括赵州和镇州;镇州,唐元和十五年(820)改恒州而置,治所真定(今正定),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石家庄市、井径、行唐、正定、阜平、栾城、平山、灵寿、槁城等地。

  行状言,‘寻后,赵王发使取师供养。既届城门,阖城威仪迎之入内’。从下面‘若动着一茎草,老僧却归赵州’之语来看,从谂所至者,应为王嵵所居的真定城。见面仪式上,从谂坚持让阶下站立的‘诸院尊宿’上殿,表明了他对于佛教界其他僧侣的极大尊重;但他又说,‘二尊不并化’,阻止其他僧人与其一同说法。从谂为赵王摩顶受记,说:‘愿大王与老僧齐年。’之后,王嵵打算‘选地建造禅宫’,从谂不愿,而是入住窦行军所舍果园,即窦家园。窦家园在赵州卒后,又称为‘真际禅院’。行状曰,此时即‘号为真际禅院’,不确;因为‘真际’是从谂的谥号。‘师入院后,海众云臻。’从此,赵州和尚的禅法开始大行于河北。从谂数十年参学、乡居之后,从默默无闻、恬然自乐的一介乡村禅师,一变而为河北佛教界的翘楚,自是水到渠成之事,但会见燕、赵二王则属此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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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胸怀大悲辞离俗世

  惠通行状载,赵州和尚在赵州(子开按:误。应该是窦家园)住了仅有二年左右。在谢世前,吩咐弟子焚烧遗体,不用净淘舍利,‘宗师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让小师(文远)送一枝拂子与赵王,并传语:‘此是老僧一生用不尽底。’显然是期望赵王继续护法。戊子岁十一月十日,端坐而逝。‘于时,窦家园道俗车马数万余人,哀声振动原野。赵王于时尽送终之礼,感叹之泣,无异于金棺匿彩于俱尸矣。’营塔竖碑,谥号真际禅师光祖之塔。《景德录》、《祖庭事苑》、《释氏通鉴》等亦曰谥号真际大师。《古尊宿语录》、明嘉兴藏本《赵州和尚语录》都附有赵王哭赵州和尚的两首诗;另附王嵵题从谂遗像之诗《赵王与师作真赞》,对赵州一生作了恰当的总结:‘碧溪之月,清镜中头。我师我化,天下赵州。’

  行状所言之赵州和尚的卒年戊子岁,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与赵州和尚的生平不合。《佛祖纲目》曰,光化元年戊午卒;《宗统编年》因之。笔者以为,戊子或者是戊午之形误;‘子’、‘午’手写时很容易误认。戊午即唐昭宗李晔乾宁五年(898)。《景德录》本传:‘唐乾宁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胁而寂。寿一百二。’《联灯会要》、《五灯会元》等从之。《祖庭事苑》亦言:‘至唐昭宗干宁末年仲冬二日,右胁于寂。’乾宁四年,即公元897年,恰好合于赵州和尚与燕、赵二王的交涉。而乾宁年号虽然一直用到898年,但898年农历八月便已改年号为‘光化’,所以《祖庭事苑》的‘干宁末年仲冬二日’仍当属于乾宁四年为是。宋代以来的《佛祖统纪》、《释氏通鉴》等著述,一般都依从《景德录》等。《赵州真际禅师行状》:‘镇府有塔记云,师得七百甲子欤。’北宋张商英《护法论》卷一:‘赵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大正藏》卷五二,639c。】这里的七百甲子,或当是约赵州一百二十的年寿而言。尝有学人问从谂年纪,而从其回答中,我们不能断定他的具体年龄,辑校本《赵州录》第225则:‘问:“和尚年多少?”师云:“一串数珠数不尽。”’《景德录》注文中也有类似记载。

  总之,依其寿一百二十而计的话,赵州和尚的降世之年应该是: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戊午,即公元778年。始住赵州观音院的八十岁,为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即公元858年。见燕、赵二王,并于稍后迁居窦家园,为乾宁二年乙卯,即公元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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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州语录的演变及其价值

1. 语录体与禅宗僧侣的关涉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发展起来的散文形式就是语录体,也叫‘记言’散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集《尚书》就是记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士’的阶层,带来了社会思潮的高涨和文化学术的空前繁荣,诸子百家的学说递代师徒相传而形成流派;后代徒弟们记忆传播其先师的言论行为,最终辑录成了子书。《论语》、《墨子》和《庄子》等都是这样形成的。与诸子百家时代相仿佛,公元前6~5世纪时,印度本土文化中也产生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的思潮;‘沙门’思潮中的一支即为释迦的学说,释迦逝后,其弟子也记诵结集了他的言语,并口耳相传。

  中国佛教著作中也存在偏于记述人物话语的一体,即禅宗的灯录、语录等。唐五代禅宗的语录,大都是由语录主人的法嗣在该禅师逝后而编集的。自六祖惠能始,即有弟子们有意识地记诵修习流传其师示人的机缘语句和禅意行为,并在其师身后形成实录形式的文字。这种实录形式的东西,在当时是广为传播的。这些‘实录’再经过进一步的补充或者修润,便成为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禅僧语录。比如,敦煌发现的《坛经》写本,标明是‘弘法弟子法海集记’;集记的基础,就是多个门徒的实录。而日本智证大师在唐代福州、温州、台州、越州和浙西一带得到的佛教典籍,内中就有:‘唐韶州曹溪释慧能实录一本。’【《大正藏》五五,1106c。】慧能‘实录’,形态应该比法海集记更古老【有关禅宗语录的历史,请参考柳田圣山《语录の历史》,载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57册,1985年,211~663页。】。

  至于灯录,应该是说受到了中、印文化的双重影响而产生的。灯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争夺宗教正统地位的大背景下编译的《付法藏因缘传》;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灯录在禅宗形成之后才出现,如现存最古的灯录《祖堂集》。《祖堂集》中多见碑文、‘行状’、‘实录’等字样,如卷十五‘自余化缘终始,备陈实录’;这不仅说明了‘实录’也是灯录据以编纂的主要依据之一,而且同样显示出‘实录’、‘行状’是禅僧逝后有关他化语的最初形式的文献。这样,灯录体之中,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禅宗僧侣们的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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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州语录的源流

  目前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寻觅到的赵州和尚的化语,主要有三个系统,前两种且相对地比较完整:

  (1) 单行本系统。

  万历年间开刻的《径山藏》(又名《嘉兴藏》)第137种,单刻的《赵州和尚语录》三卷。(以下简称‘三卷本’)标‘参学门人文远记录’、‘[车+度]轹道人大参重校’、‘云门弟子明声重刻’。卷上之前,为《重刻赵州祖师语录序》,内有言曰:‘惜其语录不能尽传,学者仅获一帙,真如尝鼎一脔、饮海一滴者矣。奈旧刻岁久,字迹模糊。吾徒明声发心重刻,诏示后来,真报祖师之恩,深惬老朽之意。……传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云门显圣寺住持散木圆澄撰。’其后,为《赵王与师作真赞》、《哭赵州和尚二首》和《助刻姓氏》。卷上收语录204则;卷中,230则;卷下,收语录、对机勘弁偈颂等86则/ 首,末附惠通《赵州真际禅师行状》。

  显然,三卷本是根据某种单刻本(即所谓‘旧刻’)而重校、重刻的。据《新续高僧传四集》,散木圆澄(1561~1626)生活于明末,万历年间来径山栖止。重刻者明声是圆澄的弟子。‘惜其语录不能尽传,学者仅获一帙’云云,谓此时赵州语录之难得,也是重刻之原由。三卷本的版式、字体,同于《径山藏》中的《五灯会元》,而后者剞劂于万历壬子岁(1612),三卷本当距之不远。三卷本不过重校、重刻而已,应该没有对‘旧刻’作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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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卷本所据以重校、重刻的‘旧刻’,应该又源于文远记录本。文远,《赵州真际禅师行状》述燕、赵二王拜见赵州和尚时,出现过其名;赵州卒前所遣送赵王拂子的小师,也应该是他;三卷本第470则亦有赵州与‘小师文远’论义事,而《祖堂集》却言与论义者为七岁小儿。既然从谂逝世前文远仍为‘小师’,而从谂在赵州生活年限达四十载,可知文远是赵州和尚回到河北后才收的徒儿,生活在九、十世纪之间。赵州和尚最信赖的‘小师’记录的从谂言语,自然较为可靠。由上述禅宗语录体文献产生的一般情况来看,文远记录的应该是实录性质的机缘语句;而且,很可能当初并没有分卷,只是在‘旧刻’中,才分卷,并附以行状等内容。

  三卷本附惠通行状中的许多化语,不见于三卷本正文。这是为什么呢?惠通所撰行状,末曰:‘后唐保大十一年(953)孟夏月旬月三日,有学者咨问东都东院惠通禅师赵州先人行化厥由,作礼而退。乃授笔录之,具实矣。’前又云‘镇府有塔记云,师得七百甲子欤’。其述‘行化厥由’,上距从谂逝后已近六十年,他撰述的依据,除了包括文远记录的赵州语录之外,应当还参考过‘镇府塔记’等有关赵州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我们认为《径山藏》中的《赵州和尚语录》三卷,应该源于当初文远的记录。就目前来看,渊源最为原始。而且,在明声重刻之前,至少还付版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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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古尊宿语录》系统。

  明《径山藏》还收录有一种《古尊宿语录》(以下简称‘径山藏本’)。赵州语录见于该书卷十三、十四。卷十三《赵州真际禅师语录并行状卷上》,首为行状,次列语录220则;末尾‘庐山栖贤宝觉禅院住持传法锡紫沙门澄諟重详定’字样之后,为一牌记:‘金坛居士于玉立施赀刻此/ 《古尊宿语录》卷十三,计字一万零五百十,该银五两四钱六分五厘/ 银山释海亮对,金陵丘熊祥书,上元王兰刻/ 万历甲寅岁秋八月,径山化城识。’卷十四《赵州真际禅师语录之余》,有语录或诗偈300则/ 首,最后附以《赵王与师作真赞》、《哭赵州和尚二首》;末尾亦有澄湜重详定之语,牌记则曰:‘金坛居士于玉兰施赀刻此/ 《古尊宿语录》卷十四,计字一万五千五百,该银五两八钱二分四厘/ 银山释海亮对,上元陶邦本书,泾县徐世继刻/ 万历甲寅岁秋九月,径山化城识。’可见径山藏本在万历甲寅岁(1614)秋天即已完成。澄諟,当作澄湜。明释明河(1588~1640)《补续高僧传》卷七《宋栖贤湜禅师传》言,他师从法眼文益(885~958)之徒百丈恒和尚(?~991),生活于五代宋初,秉性高简,‘律身精严,动不违法度。暮年三终藏经’。既然尝以百丈恒为师,则其生活年代应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重详定’也当完成在这个时候。

  澄湜所‘重详定’者,是不是《古尊宿语录》呢?应该说不是。宋晓莹《云卧纪谈》卷上《鼓山刊录》:‘福州鼓山于绍兴之初刊行《古尊宿语录》二十有二,洪之翠岩芝禅师者其一焉。……绍兴甲子逮今,模印流通天下不知其几许。’绍兴甲子,即公元1144年。柳田圣山认为,初版约在1131~1138年间,似不确切【中华书局点校本《古尊宿语录》前言,1994年,27页。】。南宋鼓山刊行《古尊宿语录》时,上距澄湜生活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澄湜‘重祥定’者,只能是当时流传的赵州和尚语录。而《古尊宿语录》不过将澄湜‘重祥定’的本子收入而已。柳田圣山曰,守赜僧挺第一次编印者叫‘古尊宿语要’,原来仅二十家【同上书。】。显然并不合于晓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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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澄湜‘重祥定’的本子最初也单行,不幸的是,自从为《古尊宿语录》所收录后,后人就再也无缘目睹其单独的形态了。

  《古尊宿语录》于初刊之后,尚有多次复刻或演变。《福州鼓山寺古尊宿语要全部目录》:‘赜藏主刊行《古尊宿语录》二十二家,有补于宗门多矣。惜不略叙其始末为阙典。就中惟大隋、赵州有行状。枢使懒窝大居士沈公来殿是邦,权衡此道,一见谓住鼓山德最曰:“虽《传灯》、《广灯》、《续灯》、《僧宝传》具载,而衲子未暇检阅,卒读则惘然不知。宜撮其大概,标于卷首。”德最谨略具其始终出处,有不载者则阙焉。学者一览便见,是亦一助也。淳熙戊戌腊月望日。’【《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4套第1册,95页。】可见,德最所见的《古尊宿语录》刻本中,已经收有惠通所撰赵州行状。淳熙戊戌(1178)岁德最所作的工作,不过因为据他书而略述大隋、赵州之外的禅师的事迹,即‘略叙其始末’、‘撮其大概,标于卷首’,并将书名改为《古尊宿语要》罢了,并未对以前的《古尊宿语录》本子作大的改动。德最的《古尊宿语要》,后来流传到日本;无着道忠(1653~1745)【有关无着道忠的情况,参考柳田圣山《无着道忠的学术贡献》,载柳田圣山主编《禅学丛书》之八《百丈清规左觿附录,日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董志翘中译本,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俗语言研究》创刊号,日本京都禅文化研究所发行,1993年,79~100页。】又根据藏另一种十策本,校订而成《古尊宿语要》手抄本凡四册,二十家。赵州语录在第壹册内【参考《福州鼓山寺古尊宿语要全部目录》。】。

  南宋时期的另一次重刊,出现在德最《古尊宿语要》之后近百年。明径山藏本《古尊宿语录》卷首,载物初大观《重刊〈古尊宿语〉序》:‘异时有赜藏主者,旁汇广采,仅得南泉而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厥后,又得云门、真净、佛眼、佛照等数家,总曰《古尊宿语》。……觉心居士……谓赜所编《古尊宿语》刊于闽中,而板亦漫矣,两浙丛林得之惟艰。勇捐己资,锓梓流通。命禅衲精校重楷,不鄙索序……时圣宋咸淳丁卯春清明日,江浙等处明州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住持沙门物初大观序。’从此序可以推知,赜藏主自己对只有二十二家的《古尊宿语录》初编本作过增补,加入数家,书名也易为《古尊宿语》。而觉心咸淳丁卯(1267)捐刻本,不过是在赜藏主《古尊宿语》的基础上,另加以校勘、缮写罢了。柳田说,此《古尊宿语》只有二十家,云门、真净等八家乃觉心捐刻时所加【中华书局点校本《古尊宿语录》前言。】。与物初大观序中所言相舛。径山藏本中的赵州语录,就是源于赜藏主的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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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赜藏主增补的《古尊宿语》,在明永乐年间编印《大藏经》(即《永乐南藏》)时,又添进了怀让、马祖等九家,成为共三十七家、四十八卷的新《古尊宿语录》本子。(以下简称‘永乐南藏本’)该本子第卷二一的末尾,附僧录司右阐教兼钟山灵谷禅寺住持净戒之语:‘新藏经版,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圆悟、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捐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以永乐十一年春二月为始,至冬十一月乃毕。……计校出差讹字样十五万余,刊修改补,今已聿完……’可见,永乐南藏本在1413年即已刻成。卷八附物初大观序,证明它增扩的基础是觉心居士捐刻的《古尊宿语》。赵州和尚的语录收在永乐南藏本的卷十四、十五,卷十四载语录207则,卷十五包括语录或诗偈280则/首,另附《赵王与师作真赞》、《哭赵州和尚二首》。

  较永乐南藏本、晚之两百年的径山藏本《古尊宿语录》,都是源于觉心居士捐刻本,不过永乐本有所增益,而径山藏本尚保持原貌。就二者所收的赵州语录而言,情况则恰好相反:径山藏本比永乐南藏本多出了33则,再加上惠通撰行状。

  再比较径山藏本与三卷本中的赵州化语,只有三卷本中的第463则径山本无!由于径山藏本晚于三卷本两年左右刊成,二者都同处于《径山藏》中,所以,《径山藏》中的《古尊宿语录》赵州部分,很可能是依据三卷本而进行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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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永乐本所著录的赵州化语都见于三卷本,而《古尊宿语录》的源头又是澄湜‘重祥定’本,这便又证明了三卷本、澄湜‘重祥定’本皆远出于文远记录本。需要说明的是,《古尊宿语录》卷三六《投子和尚》,‘(赵州和尚)问:“出门不见佛时,如何?”师云:“佛尔。”’一则,三卷本没有。

  如前所述,文远生活在九、十世纪之间。至后唐中主保大十年(952),《祖堂集》成书;保大十一年,惠通撰《赵州真际禅师行状》;端拱元年(988),《宋高僧传》撰就;北宋景德元年(1004),《景德传灯录》写成;此后,一系列灯录等禅宗典籍陆续问世。从本文第一部分的叙述可知,有关赵州生平的记载,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系统:《祖堂集》、《宋高僧传》等为一系,行状、《景德传灯录》、《祖庭事苑》、《联灯会要》等为一系。且《祖堂集》一系叙述赵州事迹时,并没有参考过惠通行状。这透露出一个事实:收录有行状的三卷本据以重校重刻的‘旧刻’、澄湜‘重祥定’本,都是在端拱元年以后才编成并流传的。

  总之,文远记录本一系的赵州和尚语录的源流,大致是:(1)文远记录本——三卷本据以重校、重刻的‘旧刻’,该‘旧刻’附有《赵王与师作真赞》、《哭赵州和尚二首》、惠通《赵真际禅师行状》——明《径山藏》所收《赵州和尚语录》三卷本;(2)文远记录本——澄湜‘重祥定’本——《古尊宿语录》本。而《古尊宿语录》本后来则有三个分支:(1)赜藏主增补本——鼓山德最再刊本——无着道忠手抄本;(2)赜藏主增补本——鼓山德最再刊本——觉心居士捐刻本——永乐南藏本;(3)赜藏主增补本——鼓山德最再刊本——觉心居士捐刻本+三卷本——径山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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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灯史等佛教典籍中的零星著录

  我们知道,文远是赵州和尚在河北行化时收于门下的。而赵州和尚定居之前,行脚达60载左右,大多数赵州化语都是他在南北行脚、广泛体验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这些隽永瑰奇的法语,在其产生的当时即随着禅僧们的流动而四处散播风行开来。文远后来在北方,很难搜集齐全赵州的全部机缘语句,特别是形成于南方的言语。

  在文远记录本系统的上述单行本、《古尊宿语录》诸本法所载内容之外,我们目前尚能见到的赵州和尚的其他化语之处,一是端拱元年前形成的禅籍,如《祖堂集》、《宋高僧传》;二是端拱元年之后出现的禅籍,如《景德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宏智禅师广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联灯会要》、《五灯会元》、《五家语录》等。它们之中,都有文远记录本所没有搜集到的赵州化语。

  国内2001年出版的张子开辑校本《赵州录》,以三卷本为底本,校以永乐南藏本和径山藏本,并收辑了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零星片断,是现在可以利用的较为齐备和准确的赵州和尚语录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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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州语录的语言学价值

  (1) 禅宗语录体的语言学价值

  唐代的禅宗僧侣们群起而采用语录体,是中国文体发展史、白话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可惜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尚书》难读,并非全‘照口语’,而只不过是‘当时口语的摘要’而已。诸子之中的《论语》尚能吸收和灵活运用大量的口语虚词,后来的文人语录则日益注重文而脱离言了;即便到了‘字难写’的情况有所改变,这一语言与文字相违背的趋势已经是积习难返。胡适着《白话文学史》,能够首次给予佛教翻译文学以位置,是一大进步;其论白话诗的四种来源,其四即为‘宗教与哲理’诗,唐朝即以王梵志为代表。可能是由于唐朝部分尚未写完的原因,《白话文学史》并没有涉及到无论数量、还是白话口语程度都远超之的禅宗僧人的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7~131、132~152页。】。学术界皆曰1917年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白话文运动,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化的新局面。其实,唐五代禅僧们早已经在实践言、文一致,只不过没有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化界的充分注意而已。

  我们知道,语录体这一体裁的本身,要求如实记录被记录的言谈,这就决定了它当然会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唐五代禅僧继承并将语录这一体裁运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可以说臻于该体裁的最高峰。这些数量庞大的文献,无疑是研究唐五代语言的宝贵材料,也可以算中国禅宗僧侣对语言学的巨大贡献。其实,禅门人士运用口语俗词来弘法、来呈现宗师们的语音言谈,正是严格地遵循了佛陀的教诲,把握住了佛教语言观念的精髓,其语言意识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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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赵州和尚化语的口语特色

  赵州和尚以北人的身份而在南方参访数十载,其语言定当丰富多彩。考虑到所面临的对象的差异,他在南方行脚时和在赵州弘法时所用语言,也应有所区别。兹举两例,从中可以领略赵州化语中语言风采之一二:

  师问南泉:‘异即不问。如何是类?’泉以两手托地。师便蹋倒,却归涅槃堂内,叫:‘悔!悔!’泉闻,乃令人去问:‘悔个什么?’师云:‘悔不剩与两蹋。’

  《联灯会要》卷六、《五灯会元》卷四赵州本传,‘剩与’皆作‘更与’。‘剩’即‘更’、再之意。这是唐代始有的义项。

  问:‘“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得不拣择?’师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此犹是拣择。’师云:‘田库奴!什么处是拣择?’

  《祖堂集》卷十一《永福和尚》亦载此则,但‘田库奴’作‘田舍奴’。《联灯会要》、《五灯会元》并为‘田库奴’。该词不见于《汉语大词典》等诸辞书。其实,这个词在中古和近代其他文献中的使用率还是相当频繁的。田库奴是对乡居者的贬称,相当于乡巴佬之意。唐代又有‘田舍儿’、‘田舍汉’、‘田舍奴’等称呼,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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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州语录的文学风采

  赵州和尚化语中最具有河北地方特色和文学风采的,自然得数《十二时歌》。十二时,即一天的时辰之数;汉太初改岁之后,方分一日夜为十二时,以干支为纪;又可称为十二辰。佛教僧侣多以之概括日常的修道生涯,并作为时时咏颂的题目,如梁宝志和尚即有《十二时颂》;唐代更是臻于成熟,敦煌石窟中就发现题以‘十二时’或‘圣教十二时’的诗作多首,如斯4129号、伯2734号、伯3116号等。赵州和尚的《十二时歌》三、七言夹杂,流畅顺口;生活气息浓厚,颇多对乡村禅修方式的实录;时见口头俗语词,直现自己的语言风貌。特别是,该组诗自然主义式的记录和倾吐,不仅在赵州和尚所有化语中最为明显和最数激烈,即便在出自佛门的所有佛教文学作品中亦非常罕见,震撼力极强,具有很高的语言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本文第一部分曾经述及,在燕、赵二王拜见之前,赵州和尚在观音院居住了很长时间,生活清苦甚至可以说是清贫。《十二时歌》当作于定居观音院的早期,以文学的形式,给我们再现了他‘志效古人’、‘住持枯槁’的数年甚至数十年时光。具体而言,该组诗主要如实地凸显了从谂在赵州乡村萧寺艰苦的行道生活。其住处长年漆黑无光,老鼠横行;土床、破席,连被子都没有:‘黄昏戌,独坐一间空暗室。阳炎灯光永不逢,眼前纯是金州漆。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唧。……’‘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暂止。……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人定亥,门前明月谁人爱?向里唯愁卧去时,勿个衣裳着甚盖!’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平旦寅,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粒,空对闲窗与隙尘。’‘食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对[食+追]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津。’在‘唯雀嗓,无人亲,独坐时闻落叶频’的情况下,他甚至不能坚持最基本的僧仪:‘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裈无腰,絝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唧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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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诗另用相当的篇幅描述渲染了观音院一带的弘化环境,特别是讥诮申饬了形形色色的不肖檀越。从谂之所以会处于如上恶劣的状况,自然是由于此时此地尚没有基本的佛教教化:‘持念少,嗟叹频,一百家中无善人。’这里的人多溺于悭吝,没有布施之心:‘刘维那,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磬空,问着都缘总不会。’而且,檀越们还要放驴吃寺里的草,甚至讨茶借纸:‘日出卯,清净却翻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幔,无限田地未曾扫。攒眉多,称心少。叵耐东村黑黄老,供利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噇去又嗔。’‘胡张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适来忽尔到门头,唯道借茶兼借纸。’即便偶尔有几个稍有慈悲之心者,其供养也是极为粗疏微薄:‘日南午,茶饭轮还无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注。苦沙盐,大麦醋,蜀黍米饭荠莴苣。唯称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有的更是像放高利货一样,布施是为了希求更大的回报:‘晡时申,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瘿,一双面子黑皴皴。油麻茶,实是珍,金刚不用苦张筋。愿我来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对这种艰苦的环境,从谂虽然有时不免情动于衷,‘谁道出家憎爱断?思量不觉泪沾巾’, 但总的来看,他还是以苦为乐,随运自在的。‘日昳未,者回不践光阴地。尝闻一饱忘百饥,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义,铺个破席日里睡。料想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炙背。’并认为耐得孤寂凄凉是禅门人士的基本修养:‘日入酉,除却荒凉更何守。云水高流定委无,历寺沙弥镇常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续牟尼子孙后。一条拄杖粗刺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在《十二时歌》中,同样颇有一些能够反映特殊时地、特殊领域风貌的语汇。比如‘漏逗’一词在佛教典籍中极为常见,惜至今似乎尚无人加以阐释。再如,‘罗睺罗儿’一词,日本国无着道忠等人先后考证曰,指民间于七夕时供养的一种土偶【参柳田圣山:《无着道忠的学术贡献》,第95~97页。樊维纲:《试释‘罗睺罗儿’》,载《俗语言研究》第4期,18~24页。辛[山+鸟]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二)》,载《俗语言研究》第5期,51~52页。】。据笔者所知,如今的四川北部一带,尚存在‘luoheir’一词,大意为鬼魅,似乎与‘罗睺罗儿’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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