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12
发新话题
打印

禅宗研究一百年

2、对禅宗思想与历史的研究

  对禅宗的定义,学者们一致认为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和中国佛教的发展中产生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继愈说:‘禅宗对佛教其他派别自称“教外别传”【《禅宗与中国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它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比它在正统佛教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又认为禅宗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禅宗各派的共同观点是‘求解脱要靠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产生自己解脱的宗教思想,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弘忍与禅宗》,《‘东山法门’与禅宗》,6页。】。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禅宗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和基本观念的影响,认为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一直深受禅宗的影响,留下了深深痕迹。此书曾经在一些青年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专论了南宗禅,认为‘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有佛学宗派中,真正施巨大影响于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这种以公案接机,唱评棒喝的南禅’。因此能够把握南禅,确凿地认识禅宗,也就根本上扣住了中国佛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是另一本研究南禅的专著。作者认为,如何修行成佛,觉悟解脱的宗教实践问题,就是禅宗思想和实践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为此禅宗高度地张扬宗教实践主体地位,出现了灵活不拘、无章可循的自由思想和活泼禅风。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述了禅宗。认为禅宗从达摩禅到慧能禅,经历了一个由外境到内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泯然的演变发展过程。般若实相说与楞伽心性的融摄是达摩系禅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禅宗的理论核心上是人的解脱问题,从中透露出唯当下现实之心的本体论预设,因此不能用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简单概括。禅宗可以说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融摄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它上承魏晋以来佛教中国化传统,下开宋明理学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之先河,南北禅宗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张中行的《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禅外的立场来探讨禅宗奥秘,把解决人生问题作为祖师的宗旨,以禅来发挥人生的哲理,书出之后,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理论界对此多有回应【参邢东风:《化解〈禅外说禅〉》,《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2期。】。现代著名的禅僧正果法师撰写的《禅宗大意》【中国佛教协会,1989年。】是佛教僧界学者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此书系统地介绍了禅宗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后一部分内容尤为重要。因为虽然有不少学者从事于禅宗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但这些都是主要依据文字材料而拟定的,对禅宗的实修,因条件的限制,学者们难以体会其中的三昧,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师为佛门中人,数十年来坚持习禅打坐,有深刻的体会。所以该书的撰写和出版,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的不足,正由于此,该书受到了佛教徒和佛学院学生的欢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是一本有自己特色的研究著作。作者自述这是修正过去在‘过分情绪化、观念化的立场和视角’后出版的另一本禅宗思想史的书。但是此书与其他的同类书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不同于一些禅宗学者所做的描述式史书,而是着重于历史的对比和考证,试图‘在上游百溪汇流的丝分状态下的看主脉的形成’【《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24页。】,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特看法,是一本在比较冷静的思考下撰出的著作。杜继文与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和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以及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都是当代大陆出现的论述比较完整的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中国禅宗通史》在疑古方面走得更远一些,作者提出‘北方的游僧,就是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中国禅宗通史.导言》,4页。】,把禅宗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归到了游民与农禅方面,这与传统地历史记载是有出入的。而《禅宗宗派源流》则基本上是遵循历史的记载,按照禅宗的说法加以组织后,撰出的一本新的史书。总之它们在总述禅宗史方面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而且对宋元明清之后的禅宗线索无疑作了一次很好的梳理。但在方法的运用上,还是没有脱离过去的依人依时论事,缺少更多的综合处理,仍然是属于西方的认识论和思想史研究的模式。

TOP

  总之,对这一时期的禅宗史研究,一如邢东风所说,第一,比较完整地把握了中国禅宗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勾画出中国禅宗史的基本轮廓。第二,澄清了禅宗史上的一些史实,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误解。如‘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接受了胡适关于慧能以前的“楞伽师”的提法’【如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9讲中关于‘楞伽师说的转变’部分,中华书局,1979年。】。又如‘80年代由于《神会塔铭》的发现,于是确定了神会的生卒年代应为公元684~758年’【《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号,211页。】。再如关于‘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说法,以往的研究者只是把它当作禅宗的一般观点,而没有对它是禅宗中哪个派系的观点加以辨析【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3册,92页。】。经过当代学者的考辨,已经清楚这种说法并不是禅宗中普遍一致的观点,而只是禅宗牛头系统的观点【参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202~204页。】。又如以往的说法认为禅宗在慧能以前信奉的佛教经典是《楞伽经》,强调对‘心’的认识和体验,从慧能以后改为信奉《金刚经》,强调对‘空’的认识和体验。十几年来,学者们经过对《楞伽师资记》等早期禅宗思想资料的研究,认识到早期禅宗也有‘空’的思想,慧能以后也重视‘心’的认识和体验,以往那种划分过于简单。又如关于北宗的传承历史问题,以往的观点一向认为当慧能南宗兴起之后,北宗便销声匿迹。‘80年代,经过温玉成对禅宗碑刻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北宗的)的调查,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北宗在神秀以后的传承情况,知道了北宗在南宗兴起之后还传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约百年)。’【邢东风:《近年禅宗历史新进展》,《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4期。】早期禅宗的研究,仍以从菩提达磨到慧能时为止。这段时间关涉到禅宗的产生问题【以下有关慧能的研究综述主要参考董群《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对以大陆学术界为主的考察》,《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董群还着有《慧能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记’中落款的时间是在1999年。本书是一本全面研究慧能的专著,作者从慧能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角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特别是慧能思想与儒家、老庄的关系,为本书一大特色。】。对菩提达磨这个人,史载不清,因此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胡适早年撰《菩提达磨考》,认为达磨确有其人,这个观点基本被学术界接受,潘桂明等均同意这种说法【《中国禅学思想史》,2页。杨曾文和吴立民均同意此说。】。杜继文持比较谨慎的看法,认为‘或者可能他只是一个后人穿凿的人物,或者可能虽有影响于底层民众,却始终未被显贵承认’【《中国禅宗通史》,40页。】。对达磨的‘二入四行’的禅法,学术界也没有什么分歧,即认为它是宗教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达磨禅法。

  禅宗的创立,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传统的说法,唐道宣始创,认为菩提达摩是禅宗创立者。汤用彤同意此说,‘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华,是为禅宗的初祖’【《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86页。】。二是佛陀扇多在少林寺开创。太虚大师持此说。他认为:‘禅宗所奉为初祖的事实上人物,应是先在嵩山少林寺为魏臣道俗奉为大禅师的佛陀扇多。’【《与胡适之论菩提达摩书》,《海潮音》,1928年7期,7页。】三是认为六祖慧能创立南宗,禅宗正式形成。这一观点占学术界的主流,任继愈主张,‘我们把惠能当作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233页。】。石峻、方立天等也持此论,方立天提出依据说,慧能以前的禅学‘还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宗派’【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1页。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272页。】。胡适由于对神会的研究而得出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的观点【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358页。】,引起学界重视,于是有以张春波为代表的观点,否认胡适对神会在此问题上的抬高,承认禅宗的创立是慧能和神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张春波:《慧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齐鲁书社,1980年,675页。】四是认为五祖弘忍东山法门的创立是禅宗的成立,其中以杜继文为代表。他说:‘应该说,中国禅宗到道信、弘忍而正式形成。他们继承达摩以来关于众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在佛教内外多种打击和排斥下,完成了以自信自立、自求解脱这中心教义的立宗工作,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创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据点,组成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群体。黄梅禅系是一个榜样,不久就成为佛教内外、朝野上下注目的对象,剩下的问题,就是唐王朝的正式承认了。’【《中国禅宗通史》,70页。】这个说法在1994年召开的‘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黄梅会议)得到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认可。‘中国禅宗并非创始于达摩,也非创始于惠能,更非创始于神会,而是初创于道信,完成于弘忍。’【《‘东山法门’与禅宗》,2页。】杨曾文、葛兆光、洪修平等人也同意此说。

TOP

3、关于《坛经》版本和六祖慧能的研究

  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隋唐部分)下册的《禅宗》一节中,以《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为题,依宗宝本,摘录了一些材料,并加标点注释,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成《坛经校释》一书,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1980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遍》,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坛经》的敦煌本和宗宝本,加以标点。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坛经》写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0年重版此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中,收入《坛经》五种,即:敦煌本斯5475号(影印并抄录)、敦博本077号(影印)、曹溪原本(据嘉兴藏影印)、日本兴圣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宝本(据嘉兴藏影印)。1997年2月,周一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原本’之意,是为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种,即: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卷子残页、北京图书馆藏冈字48号卷子、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5475号册子、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实际只收入4种。】,全部影印,再依此录出‘原本’,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1998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邓文宽、荣新江录校的《敦博本禅籍录校》,其中包括《坛经》。如果加上一些白话本和讲经本,20世纪的佛教出版物中,《坛经》亦可被认为是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佛经【因为除了正规出版社出版外,在教界还出版了不少的与《坛经》有关的各种本子,包括标点本、影印本、注释本和讲经本。数目太多,难以尽举。】。

  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坛经〉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之间的并列关系,契嵩三卷是将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结合,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杜继文、魏道儒认为,《坛经》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逐步演化而成的,说它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182页。】。郭朋在《坛经校释》的序言中,考察分析了胡适、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观点,认为胡适用‘明藏本’的提法尤为不妥,《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和《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坛经》的一个本子【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11页。】。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对石井修道的观点有具体介绍和评论,认为他列出的《坛经》流变图中涉及的14种《坛经》,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杨曾文在其《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中对《坛经》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以《坛经》(不存)祖本为源头,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谓文繁古本,不存)。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三个本子;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宁寺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等,均在惠昕本的传刻本上形成。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异本和宗宝本,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都以宗宝本为基础。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坛经》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主张两者‘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02页。】。他所列的《坛经》诸本关系图表,以《坛经》原本(不存)为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与此并列的是《曹溪大师别传》。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结合成,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

TOP

  1929年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辟《神会与六祖坛经》一节,指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353页。】。学术界基本的倾向是承认神会对《坛经》有改动之处,但具体说法稍有差异。汤用彤在其《隋唐佛教史稿》只是沿用法海记集说,‘相传门徒法海据其言行录为《坛经》’【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89页。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2页。】。石峻等认为,《坛经》最早的本子,是慧能的弟子根据其讲法记录下来的,神会只不过是根据它而加以发挥而已。吕澄说,‘显然编纂于神会门徒之手’【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374页。】,是否就是依照神会的说法改动了《坛经》,还有待研究【同上书,222页。】。葛兆光重申神会一系与《坛经》确有关系【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57页。】。

  净慧法师的观点,则代表了教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六祖坛经〉与生活禅》中,净慧法师重申说:‘曹溪原本应该是《六祖坛经》最原始、最具有权威的本子。’‘因为六祖说法是在南方,记录《六祖坛经》的法海禅师就是韶关人,六祖的衣钵和真身都保存在韶关的南华寺。我们佛教界历来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祖师有形有相的遗物,认为遗物是法的代表、法的化身、法的体现,我们尊重这些遗物就是尊重法,这是从事相上来讲以事显理。那么对于真正记载六祖大师法语的《坛经》,他们没有理由不重视,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无上法宝。所以在曹溪——就是六祖真身的所在之地保存了一部曹溪原本的《六祖坛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慧能的出身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瑶族说,二是仡佬族说,侯外庐等持慧能的母亲为瑶族说,而未言慧能自身的民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264页。】,张春波沿用此说【张春波:《慧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602页。】,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越族说【姜永兴:《禅宗六祖慧能是越族人》,《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侯外庐专以‘獠’字指少数民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264页。】,冯友兰笼统地以‘獦獠’指少数民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260页。】,张春波认为是唐代统治阶级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呼。方立天则指明是当时对岭南土著的侮称【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273页。杨曾文也同意此说,见《唐五代禅宗史》,150页。】,郭朋解释得较为详细,是‘对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页。】,潘重规对此有专门研究,基本观点未出此义,又指出古籍中‘獦’‘猎’的混用【潘重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3期,1992年10月。】。《辞源》中释为仡佬。

TOP

4、关于禅宗的心性论研究

  中期的禅宗思想研究,从开始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方面转到了心性论的研究【关于慧能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参董群《五十年来的慧能研究》,《1997~1998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62~163页。】,例如方立天就认为‘禅宗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本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思想要素,其是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三大要素,分别阐明了禅修成佛的根据(基础)、方法(中介)和目的(境界)三个基本问题。从这三大思想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心性论是禅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本质、核心及其特点》,《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对禅宗心性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主要有二种看法,一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背景来谈,如方立天、麻天祥、杨曾文等大多数人就认为心性的思想明显受到了道教和儒教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如方立天《从对‘如何是佛’的回答看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儒家对佛教论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简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之异同》【《佛学研究》,1996年刊。】,以及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还有其他人从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关系,以及佛学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来谈这个问题。如李远国认为:‘汉地佛教心性论应该说大致经历了中观心空论、佛性恒有论和真常唯心论三个主要阶段,其基本思想也是以此展开的,也可以说,三者又是构成佛教心性论的三个思维层次。……总体上说,心空论是心性论准备时期,佛性论阶段是心性论孕育时期,而唯心论则是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成熟时期。’【《中国佛教心性论之演变与特色》,《西南民族学院》第19卷第5期,1998年10月。此外,杜继文先生也有类似说法,参《中国禅宗通史.前言》。】这种说法实为中国般若学、唯识学和《起信论》几种思想的概括,但作为禅宗的心性论的思想来源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禅宗是中国民族化佛教的结果,其思想固然有佛教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佛教的作用力。总之,学术界讨论禅宗心性论的思想,表明这时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哲学思想和认识论特点的探究,而更加关注于从思想背景和宏观的角度来把握禅宗的思想特点,同时更加强调禅宗的修行方法论,尽可能地从禅宗宗教实践的角度和宗教解脱目的论的性质来看待这一问题。如邢东风认为:‘禅是当代东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通过参究与研究两种不同的方式把握禅,从而形成现代禅学中的诸多歧议和争论。参究与研究分别从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把握禅,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均有不同。禅既是主体实践的方式又是客观认知的对象,禅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参究与研究都有各自的有效范围。参究与研究不能互相替代而又可以互补,它们都是把握禅的必要手段。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禅;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两种把握禅的方式,才能克服禅学中的误解和对话障碍。’【《参究与研究:把握禅的两种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十几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隋唐时期的佛学以心性问题的探讨为核心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心性论,而禅宗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它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方立天说:‘从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本质、核心及其特点》,《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还有不少学者都指出了禅宗的主体思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主体性’也可以说是‘心性论’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心性就是宗教实践主体的实质内容,只要承认禅宗思想是心性论,自然会肯定禅宗思想的主体性。在对禅宗‘顿悟’说的理解和解释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禅宗所说的‘顿悟’就是一种‘灵感’,可以称之为灵感论;二是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无意识’概念来解释禅宗的‘顿悟’,可以称之为无意识说;三是借助存在心理学的‘高峰体验’概念来说明禅宗的‘顿悟’,可以称之为高峰体验说【这几种说法多是受到当代国外研究成果的启示,其中葛兆光的著作中有精彩的论述。】。另外也有用非形式化的实践方式和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等角度来说明禅宗思想的非理性主义的【前者如邢东风《禅悟之道》,后者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董群《禅宗伦理》从伦理学方面作了一些独特的研究,主要从善恶观与修行观方面作了考察。也有的著作从戒律观方面作了阐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可参考业露华《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TOP

  对禅宗人物思想的研究,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一书,具有较高的水平。宗密作为一位在历史上作出贡献的大家,过去我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而在港台地区和日本等国,对宗密的研究非常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本书是在宗密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成果。作者在书中对宗密的生平、著作和思想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梳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宗密的融和会通的思想,作为中心加以论述,尤其是宗密与华严思想的关系,及其所受华严思想的影响,指出在其思想理论的建设上,华严的方法论是一大特色,较好地解释了宗密的思想理路。同时作者还将宗密的理论,尤其是有关佛教的名相概念给予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特别重视它在佛教历史中的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一部分内容也为过去不多见,此外,对宗密与儒道二家的关系之论述,特别是宗密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心性说的影响,作者给予了较多地研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因受资料所限,有的地方猜测性成分多了一些。刘泽亮的《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与宗密研究有相同之处,在论证绵密与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有其独到的地方。

TOP

5、对宋以后的禅宗史之研究

  关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重点。这方面的著作主要以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源流》【魏道儒另有《宋代禅宗文化》,但基本内容都在《中国禅宗源流》内。】,和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为主。麻着以禅宗史上主要人物的思想和禅法为线索,剖析了他们的思想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史的背景下,从整个社会思潮切入,来看待宋以后出现的各种禅法、文人与禅、禅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杜着是在禅宗史料的基础上,从人物入手,通过对历史上重要禅师的生平和禅法来总述禅宗的发展,尤其对宋代佛教的分期,文字禅的流传,都有一定的研究。吴着则是站在佛教的立场,按照佛教的记载来叙述禅宗的历史,特别是在一些与禅宗有关地名的考证上有自己的特点。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一版再版。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同类的著作出现,仍居于领先的地位。当然对此作一些增补的工作始终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论文中,其中田光烈的《临济宗在中国西南的传播及其影响》【《法音.学术版》,1988年。】对西南禅宗做了探究,属于与陈垣先生著述同一类型的文章,宏观性较强。另外贵州的一些文史工作者对这方面做了较多的详细研究【可以参见贵州学者张新民、王路平等人的文章。】,但是还没有形成专著出版。现在我国对禅宗的研究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宋元明清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些学者案头的主要工作【例如杨曾文先生正在撰写《宋元佛教史》。】。但是由于学术界通常认为宋代以后的佛教在学术上没有建树,明清的佛教更是衰颓,故对这方面的研究在思想史上除了比较重视三教合一的思潮之外,对禅宗思想的本身至今没有产生更好的成果来。

  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代表大陆当代禅法主流的,是净慧法师提倡的生活禅。净慧法师在《生活禅开题》中说:‘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并提出了《修生活禅的四个要点》:‘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因为它是‘针对现代生活,对禅师禅乃至全体佛法的灵活运用,是对佛教积弊痼疾的改革针治,契理契机,意蕴深闳。’(陈兵《生活禅浅识》)自这一理念提出之后,引起了教内外、海内外的普遍重视与好评,‘生活禅’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当代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TOP

6、对禅宗与道家、玄学、文学的综合研究

  伴随着‘禅学热’的过程,一些与禅宗有联系的综合性研究,如禅与道家、禅与玄学、禅与理学、禅与诗、禅与文学(如《红楼梦》等)、禅与艺术(如书画)、禅与气功、禅与武术、禅与茶、禅与士大夫、禅与国民性,等等,也有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数不少,其中禅语言的研究以袁宾较为突出,其所着的《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国内唯一一部禅宗方面的专门工具书,书中对禅宗语言的词语用法、文法的类型结构等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地考证了一些禅籍里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现在并不多用,在当时则是属于各朝代的口语【作者还有《禅语译注》,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可供参考。】。周裕锴的《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对禅宗语言研究而言是一部最系统的学术专著,其特点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把禅宗语言研究和宗教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作者认为‘离开语言研究,无法真正理解禅宗宗教革命的意义,灯录所载固然不是信史,但其中祖师的言行,最能体现禅宗中国化的精髓,有一种语境的真实。而离开思想史研究,也无法准确理解禅语语法所特有的逻辑、禅语词汇所特有的词义、禅语修辞所特有的功能。因为语言并不是逻辑的家园,而是存在的家园。换言之,禅宗语言中最荒诞、最不合理性的部分,并非只是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而是以其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具有一个概念的形式、概念的结构,因而也必然具有一个可理解的意义。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仅有语言学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的共同合作。’【《禅宗语言》,4页。】指出禅宗的语言观经历了一个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再到‘不立文字’的演变过程,禅宗的语言实践也经历了从规范化到不规范化再到规范化的变化过程,而这些过程都受到禅宗的宗教实践变化和世俗文化整合的影响,禅宗的语言具有象征性、隐晦性、乖谬性、游戏性、通俗性、递创性、随机性等特征【关于禅宗语言的研究情况,参邢东风《禅宗语言研究管窥》,《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4期。】。禅文学的研究以孙昌武的研究为胜,他所作的《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指出了禅宗的文学性,特别是禅诗的特点。对禅宗诗歌的研究以吴言生的成果较为特出,他的‘禅学三书’——《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旨在打通禅学与文学,进入自由境界。与一般的禅宗研究著作不同的是,‘禅学三书’以掌握第一手文本材料为前提,注重宏观的理性透视与深透的禅悟直觉相结合。《禅宗诗歌境界》在努力汲取中国佛教史、禅宗思想史、中国诗歌史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对禅宗诗歌文本、禅宗宗风、禅宗哲学、佛典与禅思以及对禅本义的体证与理解出发,在具体分析了禅宗诗歌文本后,对禅宗诗歌境界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揭示:‘禅宗诗歌表达独特的禅悟体验,其审美境界的范型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禅悟体验剿绝情识,不容凑泊,形成了触目菩提的现量境;禅悟体验要求主体以空灵之心原真地直观审美对象,能所俱泯,形成了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禅悟体验是万物圆融互摄,处于重重无尽的缘起中,形成了珠光交映的圆融境;禅悟体验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形成了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现量境触目菩提,不容拟议;直觉境能所双亡,色相俱泯;圆融境珠光交映,重重无尽;日用境饥餐困眠,脱落身心。’填补了禅宗诗歌研究的空白。《禅宗思想渊源》则论述了对禅宗思想影响最大的十部佛教经典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指出:‘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藏思想影响了禅宗的本心论,揭示自性沉迷缘由的唯识思想影响了禅宗的迷失论,以遣除扫荡的不二法门为特色的般若思想影响了禅宗的开悟论。禅宗的境界论,既是开悟论的推展,又是向本心论的回归,在体现华严圆融思想的同时,深深地烙上了如来藏思想和般若思想的印痕。’《禅宗哲学象征》分别从公案与颂古禅宗语言的诗喻性两个角度,强调:‘禅宗的一切感悟,都不外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它们形成了禅宗哲学的基本结构。’作者又分别使用‘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三组话语材料加以阐说,达到了翔实材料和客观分析较好结合,缜密分析与开放阐释的较好统一【关于禅学三书的评论,主要有沈扬:《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禅宗》,《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禅》刊记者:《开创禅宗研究的新局面》,《禅》2001年第5期;王丽心:《读禅学三书感言》,《禅》2001年第6期;田耕宇:《论析佛理、禅意、诗境,圆融佛心、禅韵、诗情》,《书品》2001年6期;康震:《禅思意韵与诗性智慧》,《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12期;方立天:《禅宗思想、哲学、诗歌研究的可喜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又见《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姚玉港:《禅机与现代汉语》,《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31日;徐文明:《一枝三葩,三车一乘》,《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明尧:《鸿文三卷印禅心》,《法音》2002年第2期;唐均:《评吴言生〈禅学三书〉》,《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楼宇烈:《禅学的文本阐释与诗意接受》,《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对禅宗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指出‘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这些探讨都是过去不多见的,因之有著积极的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后面所附的《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目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为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一个门径。关于禅宗与中国文学的专著还有金丹元《禅意与化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等等。此外,陈兵着《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气功认同的立场出发来说明二者的关系,并论证二者原理的相通性。此外,近年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果。李泽厚认为:‘禅宗同整个中国哲学一样,其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并把佛教美学列为中国古典美学四大思潮之一。刘纲纪将禅宗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晚唐是准备时期,宋是完成时期,元、明、清是多方面影响和深入发展时期’。唐代禅宗对文艺与美学的影响,最早表现在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身上【参王典宏:《近年来佛家美学研究概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近来还出版了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皮朝纲《禅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建疆《庄禅美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刘方《诗性栖居的冥想——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节末《禅宗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一批成果。【参马奔腾:《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TOP

7、其他禅宗文献的整理

  禅宗文献的整理一直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强项【关于这一问题的综述参邢东风《当代禅宗文献研究述评》,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除了前述《坛经》的整理以外,近年来还有关于神会语录的整理与研究,杨曾文整理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堪称此类成果的代表。本书是同一作者完成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姊妹篇,二者的价值不相上下。由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五位教授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1992年。】,是一套规模适中、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里面集中收录了一部分禅宗方面的文献资料,基本涵盖了从南北朝时期到晚唐时期禅宗的最主要资料,既有20世纪发现的敦煌文献,也有历史上一直流传的禅宗文献,所选资料一律加上新式标点,而且对所选录的敦煌文本做了适当的校勘,是一部迄今为止编选最精当、规模最适中的禅宗资料。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较大型的禅宗资料选编,表现了禅宗研究者对禅宗文献问题的自觉和重视。1990年代以后,《祖堂集》首次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吴福祥、顾之川的校订本。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华的校订本。此外,还有苏渊雷校订《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萧萐父、吕有祥校订《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杨曾文编校《临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苏军点校《禅苑清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张子开点校《赵州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贵州省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力合作点校出版的《黔灵山志》【贵州弘福寺印,2000年。】、《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巴蜀书社,2000年版。】、《黔僧语录》【巴蜀书社,2000年版。】、《续黔僧语录》【巴蜀书社,2000年版。】、《锦江禅灯》【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黔南会灯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温玉成对河南禅宗碑刻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了新的禅宗资料,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禅宗史实(如北宗消亡的大致年代),解决了一些禅宗史上有疑义的问题(如神会的生卒年问题),这是世纪末禅宗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参见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佛学研究》1997年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TOP

五、结 语

  以上笔者简略介绍了20世纪禅宗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禅宗研究有这样一个规律,即两头大,中间小,呈现出U字形,这与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环境、佛教界的情况有密切关系,说明我国的禅宗研究乃至宗教研究始终是随着社会的脉搏跳动的,佛教研究和禅宗研究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情况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背景下,禅宗的研究从初创到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令人感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佛教研究繁荣,禅宗的研究成果尤多,要想在一篇文章内全部介绍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仅是介绍了一些最重要的成果而已,肯定还有遗漏。应当指出,我国台湾省与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还有不少学者在从事禅宗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无法介绍出来,只好俟来日弥补。总之,新时期我国禅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禅宗的方方面面,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但是也要看到,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很多成果虽然有创新的意义,填补了空白,然而在水平上还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甚至还有一些硬伤出现。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有些领域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差距,例如对一些禅籍的整理与考证;但在有的领域我们则可能处于领先的地位,如关于宋元以后的禅宗研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必自我菲薄,而是要像禅宗祖师所说的那样,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坚持我们既定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路,同时还要不断地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增进交流,借鉴他们的先进的治学方法和优秀成果,如此,新世纪的禅宗研究就将会出现一个飞跃。我们企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本文的写作得到董群先生与邢东风先生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TOP

 25 12
发新话题
最近访问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