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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灾难前学者坐而论道可耻

一点理解:大爱有点冷

看了楼主的转贴,也有一点很浅的感受或者看法。

首先对于于丹流露出的这种情感是完全能理解的。这场灾难是不只属于四川,全国性的。悲伤也不是只属于那些失去亲人与家园的人,可以说也是属于全体。在这场灾难中那种痛苦的、无奈的、忏悔的、负罪的甚至是愤怒的……种种种种情感反应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内心冲击的确不是很容易化解。所以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倾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需要。

我们需要给悲伤找一个出处,这是正当的。但以什么方式来做,则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有的捐资,有的捐物,有的献血,有的去灾区做义工,有的搞募捐,有的搞创作,有的搞报道,有的搞联络……这些都需要。但还有一些后方的需要,比如保持社会各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持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等等,是否就不重要了呢?我做过老师,有一点体会就是,在冲击面前,如果教育者善于引导,教育的效果也将是不同凡响的。对于那些需要受教育与受引导的孩子或群体,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有可能一个有力量的人更能唤起他们对生命的觉醒,走出习惯性的无知与麻木,或许能唤起更多的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之情。

对于于丹想去灾区的意愿,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不赞同。但社会的分工是为了什么?如果大家都出于情感的冲动或出于社会身份与责任的表示去同一个地方,那么社会整体的损失是减少了还是扩大了?于丹想去做的事,有不少人都在做,而且去的人多反而会占用与消耗那里有限的资源,所以考虑了人数的限制。而于丹可以做的教育方面的事,在那里的一些人却不能做。把自己能承担的责任全放下了,只为了情感上的抒解而等待时间,是不是就对得起那些同样很需要她的教化与启发的人?是不是就对得起国家其他方面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与那些听报告的人一起面对这哀伤,反思生命,反思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真的没有一点意义?只有可耻?我想真正分别可耻的并不是我们在灾难里做了什么,以什么形式做了些什么,而是我们是以什么心在做什么。我只是感到,很多时候只有情感是不够的。有时候,大爱可能会显得有点冷。

其实于丹不需要将“学者”这个名词或身份视为一种束缚与负担。不是说“学者”就得在灾难中显示出什么。利益众生不需要“显示”。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只要有利益众生的机会与需要,去怀着一份利人的心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就是有良知的人,而不是说那样才能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是能做事也应该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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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帖投起重重浪
各抒所见表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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