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探究 济群 法师
内容提要:居士佛教思想的产生、提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再次被提出,并在海峡两岸学界、教界引起争议。他们多以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训·辟谬》及印顺导师的《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为理论依据,提出居士也是僧伽,也能和僧伽一样平等的住持佛法。本文重点批驳《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训·辟谬》,揭示印老《建设在家佛教方针》的主要思想,明确居士在佛教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家众与出家众的合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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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教界、学界出现的有关“居士佛教”的讨论,可能因为在家众在佛教中的身份地位千古以来早有定论了,因此,一直没能引起我的重视。2001年春季,我为戒幢佛学研究所学员开设了《戒律学纲要》的课程,在指导学习“在家众律仪”这一部分内容时,想起了“居士佛教”问题。于是用心查阅了有关“居士佛教”的资料,并进行了一番思考,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尽管“居士佛教”的提倡,在目前的佛教界,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住持佛法的僧宝有责任纠正它。所以我现在把近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整理出来,供教界、学界参考。
一、对“居士”概念的考察
梵语grha-pati,巴利语gaha-pati。音译迦罗越、伽罗越。意译长者、家主、家长。在佛陀时代是指吠舍种姓阶级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如《长阿含经》卷二十二记载:
由此因缘,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是生活,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然后有沙门种。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也!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有刹利众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中,一向受苦。或婆罗门、居士、首陀罗,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刹利种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善,口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1)
在这段经文中,居士成了吠舍种姓的代名词。因为吠舍种姓的主要职业是经商,经济地位较高,自然而然地,居士就与财富联系在一起了。
到了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居士”的含义有了变化。《大智度论》卷九十八云:“居士真是居舍之士,非四姓中居士。”(2)居舍是在家的意思,相对出家僧伽而言。居士在这里的内涵要广泛多了。《维摩义记》卷一称:“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3)居士在这里的内涵指有钱或有道的人。《维摩经略疏》卷三云:“外国居财一亿称下居士,乃至百亿名上居士。此土居家德素亦名居士。”(4)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二:“若在居士,居士中尊”,并引鸠摩罗什说:“什曰,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名为居士。”(5)这两条都是以有财阶层为居士。在大乘经典中,居士有白衣平民之义,与种姓无关。居士不仅在有财,更在有德。
在中国,居士一词早已有之。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居士”条引证:
辍耕录曰:“今人多以居士自号。考之六经,惟礼记有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处士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居士之号,起于商周之时’。韩非子书曰:‘太公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狂矞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云云。则居士之由来久矣。’魏志管宁传曰:’胡居士贤者也。’南史曰:‘阮孝绪屏居一室,家人莫得见其面。亲友因呼为居士。到洽筑室岩阿,幽居积岁,时人号曰居士。虞寄居闽中,知刺史陈宝应有异志。恐祸及,乃着居士服,居东山寺。’魏书曰:‘卢景裕不仕,贞素自得,人号居士。’”
可见,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文化中,原本就有居士一词,有道德高尚、隐居不仕之意。当佛教传入时,自然用居士与“伽罗越”一词相对应以表诠其义。这也是佛教与中土文化的自然融合。
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居士一词渐渐成了在家佛教信徒常用的称呼了。不过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也喜欢以居士一词作为他们的雅号,自号某某居士,如六一居士、易安居士等,这与信佛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综上所述,居士一词在印度是指四种姓中吠舍阶级,或有财有德者;居士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隐逸之士,这似乎都和学佛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过,居士既然是在家有财或有德之士,用这样的一个美称去称呼想必谁也不会介意,加以学佛之人总要比一般人品行好,这样一来,居士一词自然成了在家学佛者的称呼了。
显然,从居士一词含义来看,称居士为僧伽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对“居士佛教”史的考察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居士之说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伴随着佛教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但所谓“居士佛教”之说则是近现代中国的事。
关于“居士佛教”的提出,最早是台湾的斋教。斋教为明代中叶的“罗祖无为教”的支流,是新兴的民间教派,由通俗佛教改革而成,自认是无上的正宗佛法。由于官方对民间教派的管制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来台斋教多以拜佛为主,自称在家佛教。在台的老官斋佛教大多膜拜观世音及释迦牟尼,持诵佛教经典如《金刚经》、《阿弥陀经》、《心经》等。在形式上颇接近佛教,又以持斋为主,故该教坚称其为“释教”。因不剃发与不着法衣,故又自称为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6)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杨仁山、欧阳渐两位大居士,俨然以居士住持佛法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的社会舞台。杨文会在《等不等观杂录》中有他与弟子乃至一般佛教徒的往返书信,他常以一种宗教指导者的口吻说话,即便是对出家众也是如此。他以居士之身,于光绪32年开办“祗洹精舍”于南京,招生不拘僧俗,成一时之大观。又首创“金陵刻经处”,利用海内外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刻印、流通佛典。杨仁山的高徒欧阳渐,继承了乃师之事业,创立“支那内学院”,这是民国初年最重要的佛教学术机构之一。欧阳渐撰写《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反对出家众为核心,出家众住持佛教的传统思想,提出居士也是僧伽,可以和僧伽同样住持佛教。欧阳居士的思想为“居士佛教”的提倡者,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印顺导师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提倡建设在家佛教,希望在家众也能主持佛教、弘扬佛教。印老是当代佛学研究的权威,《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一文,自然被大谈“居士佛教”者广泛引用。但印老也没有提“居士佛教”的口号。
陈兵先生在介绍清末民初以来广大居士对复兴佛教的贡献的前提下,引欧阳居士《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及印老的《佛法概论》、《建设在家佛教方针》,指出:“居士与僧尼共同住持正法,共成僧伽,已不仅仅是个理论的问题……,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僧主俗从的观念,未免过于陈腐偏谬”。(7)而全文对出家众与在家众关系的分析,尚能比较理性,心平气和。
台湾现代禅学者撰写的《台湾居士佛教的展望》,研究居士在佛教弘扬史上的地位,及近代以来居士在佛教中的作用,证明“居士佛教”建立的可行性。又在《何谓在家佛教的建立》中,同样引欧阳居士《支那内学院院训释》及印老的《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作为建立“居士佛教”的理论依据。提出在家众亦为佛法的当机者、宣说者、阐扬者、修证者、住持者,正如出家众一般。只有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在实际的佛教伦理中,能够成立这些看法,才叫作“建立了在家佛教”。并对以往僧伽为中心的佛教进行猛烈地抨击。(8)全文语气激动,观点偏颇,不像是学佛的在家居士说的话。
针对学界、教界中出现的“居士佛教”的提法,常正居士发表了《“居士佛教”刍议》一文,从正统的佛教立场,介绍了居士在佛教史上地位和作用,指出“居士佛教”的提法不太严密,说明了在家众与出家僧的合理关系。(9)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居士佛教”之说始于清初台湾的“斋教”。欧阳居士成立支那内学院,虽然没有提出居士佛教的口号,但实际上标志着“居士佛教”团体的产生,及“居士佛教”理论的正式形成。近几年,海峡两岸学者提倡“居士佛教”,主要是建立在欧阳居士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的基础上。
我以为“居士佛教”的提法是有问题的:
1、佛弟子分在家与出家众。在家众与出家众构成了佛法的整体。七众弟子中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在家众称居士佛教,与之相应的,出家众是否也称僧尼佛教,或比丘佛教、沙弥佛教等呢?
2、倡导“居士佛教”的人,对以往僧伽为中心的佛教充满了不満,似乎在家居士被出家僧伽统治了几千年、压迫了几千年、排斥了几千年,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种想法、这种说法实在可笑。佛陀接引在家众修学佛法,施设优婆塞、优婆夷这样一种身份,让他们亲近三宝修学佛法,原是佛陀的慈悲,没想到今天有人竟然当作是不平等的做法。
三、对欧阳渐“辟谬”说的检讨
“居士佛教”的倡导者,总少不了把欧阳居士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辟谬》(下简称《辟谬》),作为他们立论的重要依据。
欧阳居士《辟谬》由十部分组成:一、唯许声闻为僧、谬也;二、居士非僧类,谬也;三、居士全俗,谬也;四、居士非福田,谬也;五、在家无师范,谬也;六、白衣不当说法,谬也;七、在家不可阅戒,谬也;八、比丘不可就居士学,谬也;九,比丘绝对不礼拜,谬也;十、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谬也。
应该说欧阳居士的辟谬说有合理的成分,对佛教界长期以来的习俗之见,具有一定的纠正作用。但主要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应该批判的。
如第一条:“唯许声闻为僧、谬也;”他的论据是引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大智度论》.
龙树《智论》释云“释迦牟尼佛、千二百五下比丘为僧,无别菩萨僧。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以无别僧故,入声闻僧中次第坐。有佛为一乘说法,纯以菩萨为僧,有佛、声闻、菩萨,杂以为僧,如阿弥陀佛国,菩萨僧多,声闻僧少。按此经论,有菩萨僧,有声闻僧,有声闻、菩萨杂僧,非唯许声闻为僧。释迦会上,无别菩萨僧,然次第入中坐,则亦僧类而已。”(10)
这条论据是要成立不只声闻众为僧,在家菩萨也可以为僧。欧阳居士引大经大论证明十方世界中许多佛国净土都有菩萨僧。可是在欧阳居士所引的论据中还告诉我们,释迦的教法中无别菩萨僧。别忘了我们是在释迦的教法中学佛修行的,国情不同,岂可等量齐观。欧阳居士证明在家菩萨也可以为僧,主要是要说明在家众与出家众是一样的,都是僧伽,彼此彼此。
第三条“居士全俗,谬也”,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欧阳居士所说的俗非“雅俗”之俗,而是僧俗之俗,其弦外之音还是认为居士可以是僧类。
第七条“在家不可阅戒,谬也”的论点也有问题,佛教是不提倡在家众阅出家戒的,但也没有完全反对。不提倡的原因有二:其一出家戒是出家人自我约束的律条,重在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反省;其二,因为律条不是规范在家人言行的,在家人阅戒容易拿戒条去衡量僧人,容易产生我慢之心。
欧阳居士的《辟谬》说的中心在第二条“居士非僧类,谬也”,他要立论的是--居士是僧类,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现引《辟谬》原文以分析批驳之。
“《法苑义林章》有一类师,引《十轮经》:若有成就别解脱戒,真善异生,乃至具足世间正见,彼由记说变现力故,能广为他宣说开示诸圣道法,名最下品示道沙门”。
《十轮经》的这段经文并不难理解:如果有成就了别解脱戒、甚至具足了世间正见的真善异生,凭着记说变现之力,能够广为他(人)开示各种圣道法,这种人名为最下品示道沙门。所谓异生即凡夫。真善异生,自然不是一般的凡夫,是指品行高洁、对真理的认识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但还未证得初果果位的人,他们可以是出家人,也可以是在家人。《十轮经》指的是哪一种人呢?肯定是前者。理由是:沙门一定是出家众的身份,沙门可分四类,即胜道、示道、命道和污道。而这段经文是给示道沙门下定义的,自然是指出家的僧众。可以说《十轮经》的这段内容与在家众毫不相关,再请看窥基的解释。《辟谬》说:
“而释之云:依彼经说,真善异生持别解戒,具足正见,说圣道法,名为示道,真实三宝通异生类。其有异乎此者,则驳之云’内理无诤,外事和合,可名僧宝;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
这一段文字是窥基对《十轮经》的释评,有两层意思:一是“依彼经说……真实三宝通异生类”,是对《十轮经》的正面解释;二是“其有异乎此者……云何名僧?”这段文字运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全面阐释了什么条件可名僧宝,什么人不可名僧。它包含了三层意思:1、“内理无诤,外事和合,可名僧宝”。是指内证胜义,外具僧伽形象,为僧宝;2、“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这是指不具有僧伽的身份,但内证胜义之理,这种人一样可以称为僧伽;3、“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这是说:不具有僧伽形象,又没有证得胜义之理,虽然持戒,具足正见,却不可以称为僧。也就是说:没有证得胜义的居士,是不可以称为僧伽的。
从以上内容分析看,《义林章》明明告诉我们,要么是外具僧伽形象,要么内证胜义之理,得名僧宝,而既没有僧伽形象,又无内证胜义的居士,是绝对不可以称为僧的。那欧阳居士对此经论的内容又是如何理解呢?《辟谬》说:
(欧阳居士)按此经论,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诸师皆同,但后师主得果居士,前师则主正见居士,稍区别而已。
“按此经论,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诸师皆同”。这是欧阳居士的结论。欧阳居士引经论证明居士是僧伽,得出这种结论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只是我们要问的是,欧阳居士所引的论据实在不能证明他的结论。“而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仔细考察起来也实在不通的。欧阳居士的这句话如果一定要找《义林章》的根据,在《义林章》中有一段比较相似的话。那就是“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可事实上,《义林章》的这段话,是指住圣道,证得胜义理的居士,才能称为僧宝。同时在《义林章》中也指出了“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是说如果不是出家僧伽,又没有证得胜义理,那是绝对不可以称为僧伽的。又”诸师皆同“一句,更是莫须有的。其实,欧阳居士所引的论据恰好驳倒了他的居士是僧类的论点。欧阳居士又引《涅槃经》来证明他的观点。《辟谬》说:
然《涅槃经》第六“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则知我佛所重,乃又在于正见也。正见所披,虽非无漏,随顺无漏,趋向无漏,是亦无漏。是故有人出世,具烦恼性,与四沙门果同列四人,佛劝迦叶,舍命供礼。见《大涅槃经》第六卷。
欧阳居士引《涅槃经》说明正见的重要。查考经文完整的内容是:
“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经名为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胜。”(11)
事实上经文主要是赞叹学大乘者,赞叹大乘法门的殊胜。至于天眼、肉眼之说,眼,虽然代表着一种见的能力,但并不等同于佛法的正见。正像我们不能说具足天眼的人就具有佛法的正见,而只有肉眼的人,一定没有佛法的正见一样。欧阳居士引经证明正见的重要。是的,在佛法的修学中,正见的确非常重要。
“正见所披,虽非无漏,随顺无漏,趋向无漏,是亦无漏。”正见有世间正见和出世正见。出世正见是无漏的,世间正见是有漏的。可知正见不等于无漏。欧阳居士却把正见等同于无漏,联系以上的引文,是否言外之意是要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人只要有正见就等于证得无漏圣道了,就等于是真实僧伽了。事实上这种论调根本就是错误的。《义林章》就已明确的告诉我们“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居士但有戒见,没有证得胜义之理,是不可以称为僧伽的。
纵观欧阳居士的《辟谬》说。引《义林章》从证得胜义的角度,居士也可以称为僧宝,得出居士也是僧,把证得圣道和没有证得圣道的居士混同起来;然后引《涅槃经》赞叹学大乘者,贬低声闻学者。仿佛要说明居士是代表着学大乘者,出家僧伽是代表着学声闻乘者。把居士与学大乘者等同起来,出家僧伽和学声闻乘者等同起来。以此说明在家居士是高于出家僧伽;又引经说明正见的重要,把正见与无漏等同起来,似乎有了正见就可以不要一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八正道主要有正见这一正道就行了,又何必要八正道呢?
欧阳在列数十谬之前,有一序说:
不得已而立教、不得已而制学、不得已而作师,皆非本然,是不得己的事。
三个不得已,似乎显示了欧阳居士济世弘法的悲心,难得可贵啊!《序言》又说:
律说不许说出家过,何以《涅槃》维持比丘付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
《涅槃经》中是有关于佛陀将护持佛教的责任,交给国王、大臣的四众。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依声闻律,在家居士不得说四众过。但到了大乘经典,却有居士许不许治出家四众的不同说法。《十轮经》中比丘犯过不许俗治;《涅槃经》、《大集经》中对恶比丘,则许俗治。道宣律师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说明:“《十轮》不许治者,比丘内恶,外有善相,识闻广博,生信处多,故不令治。必愚暗自緾,是非不晓,开于道俗三恶门者,理合治之。”(12)
这与欧阳居士所要说明的似乎不太一样。《序言》又说:
佛法寄于声闻,何以《涅槃》大经独付嘱诸菩萨?
《涅槃经》付嘱菩萨。但是没有说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何况地上菩萨早已是超越身份的界限了。《涅槃经》是大乘经典付嘱菩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欧阳居士在这里想说明什么?
修行心离阓芮,何以《维摩诘经》“父母不许出家,发菩提心即是出家?
有身出家有心出家,发出离心或菩提心只是心出家而已。这些长者子因为父母不听出家,维摩居士才方便的说,发菩提心即是出家。但如法的出家自然应该是身心具出家。《序言》又说:
羯磨凛遵无违,何以《善戒经》中”像前受戒,得果成佛,同归一致?
《善戒经》是菩萨戒。求授菩萨戒可分三类:1、上品,诸佛菩萨现前受;2、中品,菩萨法师教诫受;3、千里无师自誓受。(13)27像前受戒原本是迫不得已的方便做法,欧阳居士偏偏只字不提上、中二品是何用心?《序言》又说:
法通,窒之奈何;法广大,而隘之奈何;法超,而范围之奈何;法维一不二,而歧此奈何;法有其意,而迹像求之奈何?
从胜义谛的角度,法是一味平等,超越一切差别的。但在世俗谛的角度,随着时节因缘的不同,还得有种种差别界限。所以一代时教有法有律,而律中又有开有遮。欧阳居士以为法通、法广大、法超、法有其意,不可窒之、隘之、范围之、歧之、迹像求之。那么请问谁窒之、隘之、范围之、歧之、迹像求之的呢?《序言》又说:
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总总封畦,创为异议,执之不移,遂使大教日,即式微凌夷,至于今日也。嗟乎冤哉!当揭至教,开示群迷。
“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这是欧阳居士的命题。欧阳居士成立这个命题,主要想要告诉世人:居士可以和出家僧众一样住持佛法,居士可以代表僧宝,可以接受信众的皈依不必另外皈依出家僧伽。居士和出家僧众完成是平等的。这是欧阳居士的用心所在。
从以上所引的经论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非出家可以为僧,必须是住圣道,证得胜义理的人。否则是不可以的。印顺导师在《佛法概论》中也有谈到这个问题:
释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在出家弟子中,有事相上的僧团。在家弟子仅是信仰佛法,奉行佛法,没在成立团体。所以在形迹上,有出家的僧伽,有在家白衣弟子。但从行中道行,现觉正法而解脱来说,理和同证,在家与出家是平等的。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之为僧伽;而且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反之,出家者如没有现证的自觉,反不过形式而已。这事和与理和,本是相待而又不相离的。但在佛法的流行中,一分青年大众--出家者,与白衣弟子们,重视理和同证的僧伽;忽略六和僧团的作用,忽略发挥集团的力量,完成正法久住的重任,因此而轻视严密的僧制。白衣者既没有集团,而青年大众僧中,龙蛇混杂,不能和乐清净。结果,理想中的真实僧,渐渐的比虚伪更虚伪了。(14)
印老的这段话,也经常被鼓吹“居士佛教”者歪曲的引用。印老告诉我们:在家居士能现觉正法,理而同证也可以称为僧伽,这种僧伽比起一般只具形式上的僧伽是层次更高的,更真实的。同时印老又进一步指出,事和与理和是相待而又不相离的关系。片面的强调理和而忽略了事和,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这段话也还是包含着两层意思:1、居士要现觉正法,能理和同证才能称为僧伽,这与《义林章》的说法是一样的;2、事和与理和不相离的。因为证果的圣贤毕竟是少的。而现实的僧团必须用律仪来维护。假如只重视理和不要事和,将会给佛教界带来极大的混乱。
再回到欧阳居士的《释师训》。在辟谬之后,还有一段总结。《辟谬》说:
上来诸谬,就居士品边合并而观,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但应奉事唯道,一如奴仆之事主人,压迫不平等,乃至波及慧命。而为居士者,谦退又退,无所容于天地。嗟乎悲哉!形情若此,遑冀清超特达,行毗卢顶,干大丈夫不可思议、不可一世作佛大事!
佛弟子依闻思经教发起信心,树立正见。以律仪规范行为,待人处世。显示了法与律在修学上的不同作用。七众的伦理,尊卑次第是佛制的。佛陀让居士亲近三宝,本是悲心无边,被欧阳居士看成是不平等条约。出家在家、出世入世、僧伽与居士本是相辅相成的,欧阳居士认为僧伽与居士的关系是主奴关系。这种想法,真是不应该!《辟谬》又说: 就比丘品边合并而观,不广就学,不亲善知识,不与人同群,间有参访,如不得己,忍而获求,行将速法,外顺同行,中怀慢志,嗟乎诶哉!买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盗市也。佛法封于一隅,一隅又复自愚,颛慢日炽,知识日微,又乌能续法王事,作诸功德,尽未来际!迫不得己,发沉痛语,应亟醒迷,翻然易趣,不应生误,谓虐谓鄙。
在欧阳居士眼里,比丘都是不学无术、我慢自大、固步自封之徒。只要稍有近现代佛教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尽管僧界有种种弊端,但当时还是高僧辈出的时代,欧阳居士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嘛!
总之,欧阳居士的《辟谬》说,通篇扬大(乘)抑小(乘),籍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将居士济身于僧类,混淆僧俗界限,其真实意图分明是要以居士取代僧伽。通篇情绪偏激,观点偏颇,实在有失大德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