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曼殊——生也孤独,亡也孤独
多情总被无情恼 第一风流几人识
当今世人或褒或贬见冠于“情僧”二字的,古来首推六世·达·赖和苏曼殊两人。一个二十几岁另一个三十多岁,世寿都不算长。都是在“青年期”这本该是人生最会体味生命,也当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时候却匆匆离开了人世,人们对于两位比丘僧的揣测有着无尽的想像。六世**在宗教事业上没来得及建树,但他的爱情诗,却为藏人广为传唱。那喻女子“母狗”的经典名句,其诙谐为豪放的藏族男青年战胜庸碌无为的“儿女缱绻”走向道业理想时的内心写照。无独有偶,在汉地出了个曼殊,他更大胆直接的行为,让人们在其生前生后却被误解得很深很深。
曼殊,俗姓苏名戬,字子谷。别名苏玄瑛,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1918年5月2日亡于上海。有关其身世,许多人想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来揣测,说他是避难来的日本大姓人家公子,是苏姓广州富商的“养子”,因为养父亡故而被乳母收养,一生来往于日本和中国间,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就这“血统”问题,曼殊去世时的记念文章便有许多的争议,且是生前好友议论得最热闹。著名的有柳亚子父子,怀疑他为中国富商与日本女仆的私生子。冯自由则在《苏曼殊的真面目》一文中说:1899年曼殊还在横滨孙中山的华侨大同学校读书,时巳16岁。任课老师陈荫农曾了解到他的混血儿身份,证明“日本公子流落汉地十二岁出家”之说不可信。柳亚子也从曼殊的同父异母弟弟那了解到,曼殊家长期在横滨做茶商“卖办”,沿用当地习俗是日本华侨的普遍做法。曼殊确有“三郎”的日本名字,弟弟的“养母”正是名为和合氏的日本人,父亲有一妻三妾;据此看来,苏曼殊乃中日混血儿没错,和合氏是他生母。我们从他改名字一事中可以看到曼殊来汉地后对清朝皇帝的“避讳”。由于汉地当朝天子是清圣祖玄烨,百姓中不得用“玄”字为名,故而他将苏玄瑛改成了“苏元瑛”。可以说,他来汉地是在光绪年间的清末,当时宣统皇帝还没上台,不然就没必要改了。直至他再回日本读早稻田大学时,名册上定是“苏元瑛”之名。至于那挠乱视听的文章—《潮音跋》中所述之“曼殊生平”,柳亚子就很怀疑它的真实:说文章的作者金阁寺“飞锡”,定是曼殊自己。柳亚子称差点为曼殊的游戏所误,《潮音跋》当是一件“特殊的作品”。日本研究者半泽秀夫也到京都金阁寺调查了,当时金阁寺常住者中并无人叫“飞锡”,也没有叫“飞锡”的挂单僧记录。至于章太炎著的《曼殊遗画弁言》一文中“日本公子说”便不可信矣。
曼殊的出家历史,知者不多,戒牒上的法名是“博经”。于是世俗中传曼殊这戒牒必是偷来的,怀疑他的僧人身份。其实,人们是看到了曼殊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一面,便私自以戒经中的内容来揣测他的品行。全然不知僧戒的内涵,并非是世俗之人理解那样“罚罪的条约”。由此,才误认曼殊是“不知罪过”不识罪的“粗人”,故而从曼殊与博经的不同法名上联想到此戒牒的真正持有者,该不会是曼殊本人!我之所以说这是世俗人的揣度,实在是出家人有两个以上的法名乃是再平常不过了,因为每个师父都可能会给门徒起新名,只是出家人不一定用它,比如禅宗二祖慧可又名神光,乃是大家都熟悉的。虽众多名人都是曼殊生前朋友,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名士文人,可都不了解他的身世。他去世时,人们又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考证血统身世和身份上,这只能说世俗是以“怀疑”的眼光来对待曼殊的。当时的陋习就是喜欢谈论“私生子”“混血儿”和“有罪人”等隐私事,乱世的“意识形态”共业,将曼殊丑化了。
严复、林纾和曼殊是清末的三大翻译专家,我国的第一本英作家拜伦诗歌专集,英汉双排版的《拜伦诗选》是1908年由曼殊译成出版的,他还述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连载于陈独秀主办的《国民日日报》上。又翻译了雪莱和歌德的诗,苏曼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曼殊还是一位诗人,清末民初曾出了两爱国诗僧,一为中国佛协会首任会长寄禅,另一位就是曼殊了。他受李商隐杜牧和龚自珍影响,以“个性主义的抒情”来作文言古体诗,在一定程度上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发展关系,被称为“新文化”的先导人物。
曼殊的诗名是非常值得称道的,除了成就之外,我们更应该对他学诗过程来个关注。曼殊来华本不会诗作,二十岁前汉字常是写错别少笔划,汉语水平的表达能力很差。陈独秀是他的第一个老师,经常给他改诗,但直到有一天陈也疲惫了,便将他介绍给了章太炎。章用激将法给他几册唐诗,嘲笑他的汉学底子:若你想学诗,先背出古人句!于是之后,曼殊就从朋友们的眼中消失了。数月后的一天“蓬头垢面胡子拉渣,衣衫不整眼陷黑窝”的曼殊,手捧诗稿又来章太炎的住处,在章太炎不经意的翻阅下,章的眼底呼地一亮:有诗曰,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处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竟是好诗!自此知是“奇人”而不敢轻慢,一一为其精心传授,也与曼殊成了朋友。陈独秀的训诂学文字功夫天下了得,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在与两位文学泰斗老师的交流中,我们不难看到行为风格上“陈的革命”和“章的清流”结合,于曼殊身上竟也是那么自然,不知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他是用禅门修行的“闭关”手段来完成诗学研习的,这种宗教治学精神,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学习的榜样。
曼殊的诗一如六世**,惯用“以情示理”,来表达佛子于世间种种境界中的修行感触。如一首1912年寄给法忍的诗中写道: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诗人以花花世界那迷人的障境为“标”,指出修行者的品性应该是“处处皆道场”的。红唇美酒中的青年人,你是否巳然醉翻?你于口若悬河的“唇舌牡丹”中,道心真否坚固?此诗暗含“法忍”内涵,强调生活现实的修行是参杂不得半点虚假的,若真的知晓周遍一切的法体,那世俗中生灭不巳的片片残瓣早巳铺就了修行的场地,何用展示炫耀那“修行蒲团”呢?此诗对现代的佛学爱好者来说,也有警示作用,这是首“戒戏论玄谈”的诗,内中的切题切意和切理,是用“艳情”喻“道意”的佳作。另一首赠给一个叫玄玄友人《憩平原别邸1914年》的诗: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末落花。全诗先是描述了这身为处士的玄玄以放浪形骸的方式来生活,而诗人则从中观察到朋友内心深处的抱负被现实压抑而曲扭的心灵。希望他不要自暴自弃,并劝慰他理想的“春天”尚末全来,寒风中的玄玄应该是“待开的花蕾”,不可成为败蕾残梅。诗文是以“理解宽慰”为此篇的宗旨,导向理想主义的抒情,用词真切感人,哪有什么“頹废之风”的流露!过去有些写文学史的政治文人,总是用“有色眼光”来看曼殊的诗,自己满脑子的“色情事儿”,便一见“胭脂”“花儿”就大骂这“颓废”那“黄色”,误导了学子书生竟一世纪!朋友陈独秀看得清楚:说大家错会了曼殊,曼殊的看似呆怪傻的行为,并非是他真的糊涂,实在是曼殊对于世情太清醒了,他不想也不愿同流合污,故而才用这种手段来瞒俗人的眼,用以表达自己的坚毅道情。而这种表现手法正是菩萨道行人常用的伎俩,那些个“二流文人”哪懂这。又一首《春日》:好花零落雨绵绵/辜负韶光二月天/知否玉楼春梦醒/有人愁煞柳如烟。好个像“春宫”的诗!诗人在文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切生命的可贵。当觉悟到自已尚在理想的“春梦”中陶醉时,巳然明显落后于生命力极强的柳树了。诗人想要告诉读者:一个心急的人,一时的急躁竟会像江南春雨中的条条柳丝,如烟如雾般地障住了自已的智慧。全诗暗含“功利急躁与虚浮陶醉一样都是智慧的敌人。”这样一个哲理,没有半点古板道学的酸腐。曼殊是清末诗坛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诗家,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者之一,大文豪鲁迅在青年时读了他的译作也深被影响,怎能以“颓废文学”来一笔抹杀呢?
有学者说曼殊的小说是特有的“佛门文学”,但也有人将其归为言情小说之列。不管怎么讲,他是在写人类真实的东西,“情”被写下来又有何妨。他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被社会报刊约稿以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我曾听上海文史馆的老画家厉国香回忆: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少男少女们很喜欢读曼殊小说,为里面的人物动情,更有从而归依佛门者,这不能不说是曼殊文笔的鬽力了。曼殊小说的文笔也是十分另类的,从中可以看到他早年感染日本文化的影子,东瀛岛国的性格在他的笔端流露,形式上的“浮世风”含着柔而至刚的佛骨坚毅,正合中国当时西学东渐的青年时尚。所不同者,与“假洋鬼子们”除了高呼“推翻满清”和“西装革履”雷同之外,曼殊实是播扬与维护传统精神的先锋。在反清文学团体“南社”中,社员李叔同和苏曼殊都在民国建立之后就全身心地为佛教工作了,他们没有靠革命的老本来搞个一官半职,这正说明他们心中的理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投身革命,而是为了真正平等自由与公平的建立来参与的。当孙中山为曼殊“以僧人身份拒出做官”而赞叹击节时,也只有欲火中烧的“假洋鬼子”才会骂他是疯子!
《断鸿零雁记》曼殊以一个比丘僧“海外寻母”为线索,描写了佛门归依与寻找母爱之间的关系,无私母爱与私情男女间的界线,最终归绪为“理智与情惑”的心理斗争历程。全文以世俗中一个个“以情为生的生命”之脆弱为观察对象,将每一个僧人都可能会遇到的情感心路写了出来。这样的作品,让人看到了真实的佛子之心。曼殊通过主人公的思想表达自已的佛教立场,他并不支持“佛教世俗化”的日本道路。小说认为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情惑的轮回”都是世俗存在的内因!那就是“苦”的根源。只不过文章没有讲理论,而只是直述了主人公解脱层层羁绊的过程,表达了佛陀“苦集灭道”思想的现实意义。
曼殊是老同盟会成员,曾入军校习武,参加过拒俄义勇军,被国民政府赞为“革命和尚”,虽然个人行为有点滑稽不类,但他也给以后抗日战争中的参战僧侣作出了革命的榜样。近代反清革命一直与“洋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到孙中山的海外教会资助,反东方文明的暗流成了“反封建运动”的思想核心!孙中山的“耶苏信仰”造就了他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国方案,这让海外教友们为之欢心鼓舞和涌跃出资。信仰基础与社会结构的联想,革命党八成以上莫不是洋教信徒。所以随着军事政治的胜利推进,焚烧寺院,驱赶僧众,乃至以政令方式全国性地将寺产充公来做“新学”资本的事层出不穷。因此曼殊孤独的“革命”,意味着以个人的力量来改变那场革命的宗教性!他与“保寺运动”的高僧们抗拒着外来文化的无理。诗僧寄禅以身殉教,而曼殊以他的方式“化疯癫”与高层领袖们混迹为伍,一如他对妓院妓女们的态度一样,隐于其内而洁身自好,像教化婊子信佛一样地教化“假洋鬼子”去如何真“博爱”。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孙中山与蒋介石是他的“密友”,革命党是他的“组织”,而曼殊公开宣称他唯独喜爱那穿着西装在西方国家宣扬东方文化的“古怪老头”辜鸿铭!可见骨子里,他是孤高的。
曼殊生来并非完美无缺,一生多病而云游生涯食宿无定,他的病胃很快就取消了他“生的理由”。1918年的春天,才三十五岁就走完了他那奇幻的一生,曼殊在水墨绘画中时常表现的是“一片迷蒙水山云雾里一个孤独僧人的背影在向画面深处行去”。这一天,他永远走了!送他的人,是后来的总统—蒋介石。
[ 本帖最后由 红袖 于 2008-12-26 14: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