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印顺法师自传 (作者:释印顺)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运)!他问我为什幺?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别的,只是识庐与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愿意发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法而发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二、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该来这里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别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嚫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划。我是等因绿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未来而着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种下了苦因。但我那里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里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别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别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为什幺要到这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鹿野苑)违反常例的。三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幺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后来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幺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别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划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

四、大概是三月里,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五、优昙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岷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幺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一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一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着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发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幺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别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幺。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着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X夫人发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着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参考。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幺也不会想到有什幺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幺印顺一来,就是非那幺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幺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师等)槟城佛学会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幺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仿也是模仿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着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根本不是这幺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剿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幺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幺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四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之毒素,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瞋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瞋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 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能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能」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幺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常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幺?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能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能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能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幺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幺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幺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幺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幺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幺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幺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x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幺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幺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它也没有什幺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幺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幺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藉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幺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幺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着(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幺?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产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着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老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离,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幺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幺。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契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幺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幺,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幺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幺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惿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惿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幺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幺」?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幺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幺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幺?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幺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幺,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幺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幺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幺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幺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如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五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讲堂;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六 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秋天,到了台湾,住台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幺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幺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幺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幺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剎。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三0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幺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幺(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幺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
—-- 行 云 流 水-永 不 居 ! --—-

TOP

发新话题
最近访问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