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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作為方法的印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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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方法的印順:問題意識、詮釋效應及其它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宣方 副教授

2005年6月4日,一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在安詳中辭世。對他的去世,臺灣各界紛紛表示哀悼,隔岸的大陸佛教界和佛學界同樣也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向這位佛學巨擘致敬。與他不無爭議的學思生涯相比,哲人身後可謂備極哀榮。

如今,追悼會的哀思尚未消散,性急的學者們似乎就急於要對其成就與影響作出評價。雖然說各種類似的評論從來都不曾斷絕過,但選擇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發言畢竟應當有更多的謹慎。

筆者對於近現代中國佛教素無研究,對印老汪洋無際的思想也只是略窺一斑,因此接到江燦騰教授的稿約時不免有些意外。承江教授指示,只要我對舊作《人間正道是滄桑――後印順時代的人間佛教》的觀點作些發揮即可。慚愧得很,那篇習作已有不少師友指出其中的疏漏之處,難得江教授還如此抬愛。恭敬不如從命,以下所論,只是循著舊文的思路,將近日來一些淩亂的心緒呈現給各方師友,敬祈指教。



(一)「印順時代」:一個虛妄的命名?

舊文(以下簡稱《滄桑》)認同藍吉富、楊惠南等學者的觀點,認為印順思想「對臺灣知識階層接受佛教、提升佛學研究的水準有重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其影響至今仍在持續、擴散和加強」,並對藍吉富提出的「後印順時代」概念重新詮釋,著重探討了「後印順時代」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

後來有學友指出:

當代臺灣佛教學術界所討論的所謂「後印順(學)時代」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麼真正的問題,因為印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臺灣和大陸實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遠不及星雲等,這是臺灣許多學者和佛教界人士的共識。沒有什麼「印順(學)時代」,何談進入什麼「後印順(學)時代」?我這樣說絲毫不是貶低印順的歷史功績,而實際上是希望還印順於歷史本來面目,既是尊重當代臺灣佛教真實的歷史,也是尊重印順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的歷史性貢獻。我們不需要再塑造一個新的偶像崇拜。二十世紀中國(當然包括臺灣)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是太虛、星雲、印順等大批現代菩薩行者相互推進的結果。(何建明:《人間佛教與臺灣佛教的主體性探索——評介江燦騰新著<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當代》第204 期,122頁)

何建明的批評,雖然是針對臺灣學界,但他說「所謂‘後印順(學)時代’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麼真正的問題」,卻是一項極其嚴厲的批評。恕我孤陋,臺灣學界相關人士的反應不得而知,但論題所關,我也不得不反省自己的立論是否不確。

何文的依據,在於「印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臺灣和大陸實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遠不及星雲等」,並說「這是臺灣許多學者和佛教界人士的共識」。既然談不上有所謂「印順(學)時代」,自然也就更談不上什麼「後印順(學)時代」了。其實這裏需要仔細檢討的問題很多。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印順時代」概念的提倡者是將其限定在什麼範圍內、在怎樣的含義下使用這一概念的?筆者對於其他研究者使用這一概念的情形並不清楚,《滄桑》主要是循著藍吉富《臺灣佛教思想史上的後印順時代》一文接著說,因此對「印順時代」的限定,也是與藍文基本一致的。正如藍文在標題和正文中明確限定的那樣,他是在佛教思想史或(和?)佛教學術史的範圍內,將「光復後直到1994年印老停筆的這一段……思想史期間,稱之為「印順時代」」。《滄桑》也是在臺灣佛教思想史和佛教學術史的範圍內使用這一命名,只不過更凸顯「印順在臺灣佛教思想史上的影響」這一問題意識,因此並不認為「印順時代」的上限與政治性標誌事件(光復)吻合,而是應從「印順思想對臺灣佛教思想開始發揮影響」這樣一個不確定的起點算起,其下限也不宜以印順封筆為限,而是應當延伸到「超越印順的新範式」出現之前。

其次,何文辯白說自己「絲毫不是貶低印順的歷史功績」,但如果的確如何文所說那樣,「印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臺灣和大陸實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那麼哪還談得上有什麼「印順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的歷史性貢獻」需要尊重的呢?顯然,何文的邏輯和敘述有曖昧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我們相信何文所說的「尊重當代臺灣佛教真實的歷史,也是尊重印順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的歷史性貢獻」不會是口是心非的搪塞之詞,因此,需要對「印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的臺灣和大陸實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遠不及星雲等」的說法作些厘清:其一、印順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在大陸的實際影響無論是否非常有限,都與藍文限於臺灣佛教思想史或佛教學術史的論域無關,可以存而不論。其二、這裏所謂的「實際影響」,具體所指是什麼?是佛教思想和學術領域還是佛教實踐領域?就後者而言,筆者贊成何文所言,其影響「遠不及星雲等」應是許多學者和佛教界人士的共識;但就前者而論是否也是如此,則大可存疑,至少何文推許為三傑的藍吉富、楊惠南、江燦騰等人便恐怕不具備這樣的共識。事實上,臺灣佛教史上思想詮釋和實踐推展這兩個層面之間既相互呼應,又各有其發展脈絡,迄今也沒有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何文低估了兩者之間的這種區隔,因此其質疑並不如他感覺的那麼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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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方法的印順:問題意識和詮釋效應

讓我們暫且擱置概念的糾纏,直接面向問題本身。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佛教百弊叢生,不但無力適應社會,甚至連維持自身的生存都成了問題。高妙的佛教理想和慘澹的佛教現狀之間的強烈反差,刺激著印順反省中國佛教傳統的合法性,希望澄清佛教的本真性(暢佛本懷)以回應現代性的挑戰,這種內在的焦慮和緊張構成貫穿他一生思考的基本問題意識,並且成為他全部理論的價值旨歸。也正因為如此,他那些爬梳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著述,看似寒潭靜水,波瀾不驚,遠離中國佛教的現實,卻呈現出驚人的歷史感和現實感,對於後來的探索者產生巨大的震撼。

就回應現代性的基本立場而論,印順思想是和太虛思想一脈相承的,兩者之間呈現出很大的一致性。他們的目的都是要為積貧積弱的中國佛教找一條出路,當他們感受到宗教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的緊張時,都不約而同地將反省的目光投向了宗教傳統自身,企圖通過宗教傳統自身的重新詮釋和姿態調整來適應現代性的需要,而不是批判和質疑現代性。

這種批判傳統以回應現代性的思考方式,也是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思想的共同特點。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列強環伺、內政腐敗、民生凋敝,革故鼎新、變法圖強成為一代精英的共同追求,救亡和啟蒙成為時代精神的主旋律,激進的反傳統思想、對民主和科學普世價值的認同則是其中的最強音。太虛、印順和同時代及稍後的許多佛學青年一樣,經歷了這種時代精神的洗禮。直到耄耋之年回顧自己一生學思生涯時,印順還滿懷深情地說自己「永遠不離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從中不難看出那種摧枯拉朽、狂飆突進的五四精神給他留下的深刻烙印。

如果將視野逸出漢語思想界,放眼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不同佛教傳統對現代性的回應,那麼人間佛教思想這種熱情擁抱現代性的立場就顯得有些不同尋常。無論是日本佛教思想傳統下京都學派(這裏不談它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等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糾葛),還是現代南傳佛教的清教式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或是晚近出現在西方社會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1],在介入現代社會的立場上都包含一個批判現代性的維度。從宗教與現代性的關係來看,這種批判的維度應該是一種常態。如果我們參照基督宗教與現代性的關係,這一點應該更為清晰。[2]

人間佛教對現代性的批判不足,表明佛教與現代性之間必要的張力沒有受到充分注意。放在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和佛教格局中,這不難理解,畢竟對於那個時代來說,救亡圖存遠比批判現代性之弊更為迫切。但是世易時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漢傳佛教格局中,相比於大陸佛教還在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作辯護,臺灣佛教的發展已進入了嶄新的階段,因此在其思考議程中,對這個問題應引起足夠的警惕。《滄桑》承襲藍吉富的思路,集中就臺灣佛教考察人間佛教思想的未來走向,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滄桑》批評臺灣佛教未能建立反省和批判的主體性格,角色定位缺乏自覺,宗教功能不夠完整,特別是不善於扮演社會變革的吹鼓手、不樂於從事社會層面的政治批判、不太長於甚至不太願意介入社會運動等等,都是本此而論。

《滄桑》雖然也提到,「就臺灣佛教思想的現狀而論,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無疑是建構未來指導思想的最寶貴的思想資源之一,而且其中也的確有相當大的理論闡釋空間來因應這些問題,因此它無疑會在建構這種指導臺灣佛教發展的根本思想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更多的還是強調借鑒其他理論資源――現代漢傳佛教思想中與之三足鼎立的太虛和呂澂,以及總結和提升本土人間佛教實踐經驗的理論價值。筆者秉持這一觀點沒有改變,但在紀念哲人的特殊日子裏,更願意進一步申論原文出於略人所詳的考慮而一筆帶過的話題――印順思想本身開放的詮釋空間在建構更具批判的主體性的人間佛教(「後印順時代」的主要意涵)時的價值。

太虛和印順兩位人間佛教思想家雖然有著共同的問題意識和價值旨歸,也都採取了清理中國佛教傳統的思考徑路,這種思考都帶有反傳統的色彩。所不同的是,太虛反對的是明清以來的隱逸佛教和經懺佛教[3],而主張八宗並弘,恢復盛唐氣象;印順則將這種批判意識貫徹到對整個中國佛教傳統的考察中,進而上溯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因而對於台賢禪淨密等主流宗派都有相當的批評,主張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滌蕩一切亂紫奪朱的方便,回歸青年心態的、朝氣蓬勃的初期大乘佛教。較諸太虛的圓融,印順對中國佛教傳統的批判和反省顯得更為徹底。這種徹底的批判立場,使得印順思想呈現出壁立萬仞的峻峭,與太虛海納百川的包容相映成趣。

這種孤峰獨拔的冷峻,本來只是教義闡釋學的風格差異(不很確切地說,在一致肯認契理契機的原則下,太虛更關注契機(時代性)的一面,而印順則更關注契理(本真性)的一面),但由於它強調以回歸本真的佛教為價值指向,因此必然地更凸顯了佛法和世間法不共的一面,從而使得本來遭到輕忽的佛教與現代性之間的緊張有可能呈現出來。就此而論,雖然印順思想和太虛一樣以擁抱現代性為基調,但是其詮釋風格使它對處理佛教和現代性之間的緊張較太虛思想更為敏感,從而為開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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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順思想在大陸:現狀與前景

作為一個大陸學人,我當然關心印順思想在大陸已有的和可能會有的影響。

要評估印順思想對大陸佛教界和佛學界已產生的影響,並非易事。[8]

近兩年我一直想做一項關於印順思想對大陸佛學院系統影響的調查,看看大陸佛教界主流的教育系統是怎樣理解和接受印順思想的,但生性疏懶,只限於想法並未付諸實施,僅在與各地佛學院的法師和學僧的接觸中,留心一些情況,作為將來調查的鋪墊。以下所言,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一些零碎的甚或是失真的印象。

一方面,大陸的很多佛學院都將印順的《佛法概論》、《成佛之道》、《學佛三要》等書列為學生的參考書甚至教材。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辦學者或是學生服膺印順思想,乃至以其為圭臬,因為這些書與其他種種類似書名的今人著作,甚至包括凝然《八宗綱要》之類的老古董,一古腦兒地臚列在一起,表明開列書單的人是將它們作為佛學入門書等量齊觀的,並沒有注意到它們在思想層面的差異,更沒有想要在其中作出某種簡擇。

同樣的,很多留心佛學的出家人以擁有一套《妙雲集》為榮,在一些特定的群體(例如佛學院教師)中甚至成為品位的象徵,但他們閱讀《妙雲集》,只是將其作為學習佛學知識的一途。說到底,這種閱讀和他們閱讀一些無信仰的文化學者的佛學著作並無本質的差異,只是印順的信仰者/局內人的立場會使得他們更容易認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決不會將印順著作視為與傳統宗派佛教歷代祖師的著述不相上下的經典,他們可以很輕鬆地接受印順對於佛教基本思想的闡釋,也可以很輕鬆地繞開印順對於中國傳統宗派佛教的批評。同時閱讀印順和印順所批評的傳統宗門論述,對於他們基本上不構成思想上的困擾。對此,我聽到的最多的解釋是:印老批評的有些問題的確存在,但這是人病而不是法病。難道印老會比那些祖師大德更偉大嗎?在這裏,印順思想與傳統佛教思想的內在張力完全被忽略,相關論述及其結論被不假思索地擱置或拋棄,或者說在重視圓融的傳統思考框架下那些曾經激發印順憂患意識的問題完全被接受和合理化了。

說得直截了當些,且不說印順思想在大陸佛學院的教學體系中遠沒有成為一種主流思想,更談不上成為指導思想,即使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它也只是受到泛泛的尊重,卻沒有受到嚴肅的對待,它的實際用途,似乎只是作為眾多佛學入門教材的一種,或是作為某個具體論題的參考書,而這個思想體系的基本問題意識和整體批評精神,卻似乎根本沒有進入大家思考的境域。

如果我們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來考察印順思想對大陸佛教業已產生的影響,那麼即使我們對其在佛學院系統的影響作出最樂觀的估計,也無法據此衡估它對大陸佛教整體上的影響。較諸相對封閉因而不太引人注意的佛學院教育,這二十多年來大陸佛教最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它收復失地的不懈努力。經過文革浩劫後碩果僅存的耆宿名德,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他們的精力首先放在了索回地產、建廟造像的事業上,而近十多年來,一些南方都市寺院經濟上已經恢復元氣,甚至富甲一方,年輕一代的當家師們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融入都市生活,如何擴大佛教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社會主流人群的影響力。無論是對於收復失地的老一輩,還是對於開疆拓土的新一代,印順思想深邃細密的思索和寧靜致遠的氣象似乎都顯得迂闊而不經世用,遠不如借鑒四大山頭的運作經驗來得迫切和管用。[9]在訪談中,有時甚至會聽到這樣的議論:「印順的書?沒有讀過!不過他譏評祖師大德,那是很不應該的」。當年太虛思想所遭遇的「道聽途說而引起反感」的命運,今天更多地是落在了印順頭上。

這仿佛也是很自然的一個局面。剛剛經歷過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法難――文化大革命,劫後餘生的大陸佛教總體上還處於恢復性發展階段,百廢待興,人才奇缺,即使到今天,大部分中級佛學院的學生也不過是高中文化程度甚至更低,師資狀況也遠遠低於同級普通教育中師資的平均水準。以這樣一支隊伍,能夠掌握基本的佛學知識已屬不易,要全面領會一代哲人的思想則難免力不從心,而期望他們與哲人進行批判性的對話則近乎空想。

更何況,剛剛走出文革浩劫的中國佛教,旋即面臨著中國歷史上最劇烈的社會變遷。置身於市場經濟大潮之中的中國佛教與全社會一樣,急切地想要與時俱進,擁抱和擁有一切被視為現代化的標誌。相較于文革,這種時代浪潮的衝擊,恐怕影響要更為深遠。前者雖然令中國佛教瀕臨滅絕,但畢竟只是一種外在的暴政脅迫,不但沒有使中國佛教放棄自身的傳統,反而激發了它護教的悲壯,而後者卻是眾多寺院欣然的乃至亢奮的自覺追求。即使是那些以推行人間佛教為標榜的寺院,其實踐活動和指導思想,也和印順思想幾乎沒有什麼關涉,大多數還是循著太虛的思路,急切地想要擁抱現代性,顧不上想一想這種現代性會對佛教帶來怎樣的衝擊,要求佛教作出怎樣的調適,這種調適的代價是什麼,底線又何在。最為詭異的是,當人間佛教成了大家都可以叫喊的空洞口號後,太虛和印順們著力批判和肅清的陳規陋習,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人間佛教為名招搖過市,人間佛教竟成了一幅寬大的遮羞布!

此情此景,令人痛感未來的大陸佛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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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漢語佛教思想的典範人物,能否象他曾經對臺灣佛學界產生過和產生著的影響一樣,成為未來大陸佛學研究的一種典範呢?人們有理由作這樣的期許,畢竟他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最足以傲世的思想成果。但這種期許能否變成現實,卻還要冷靜分析。

回顧臺灣佛教學術史上的印順時代,會發現它是一種特殊的時節因緣下造就的。

光復以後直到解嚴以前,臺灣佛教學術界與域外學術界的交流十分有限,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種內傾型的學術環境使得本土學者對於母語中的研究範式更為重視,印順思想因而成為幾代學人步入佛學研究殿堂必經的門徑。

大陸1970年代末以來的佛學研究也與此類似,對於幾代學人來說,佛學研究最重要的典範人物是母語世界的呂澂和湯用彤,由於兩岸交流的隔絕,印順最初基本上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

然而1990年代以降迄今,兩岸佛教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往日密,漢語佛學研究越來越成為國際佛學研究的一環,各種外來的佛學研究方法和成果紛至遝來,令人目不暇接。在變化的時空格局中,視野的拓展和方法論的多元化使得母語世界的典範人物不再是人們從事佛學研究時唯一的依憑。

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變化趨勢,它可以使我們反省漢語佛學研究典範的不足,並加以豐富完善,例如用漢語佛學界原本不夠發達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來夯實原典批評的基礎,便是一個積極的進展。

但另一方面,如果漢語學界的主體性意識沒有確立,便容易使有的人產生入主出奴的殖民心態,追新騖奇,卻對母語學界的典範缺少「溫情的敬意」。在漢傳佛教界與其他佛教傳統交流的過程中,也同樣容易產生這種流弊。等而下之,便是在歷史虛無主義的心態驅使下,「漢人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咒漢人」。因此,作為方法的印順,能否像呂澂和湯用彤曾經起到的作用那樣,成為大陸佛教學術界的研究典範,是不容盲目樂觀的。

難道,這位自嘲為「在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的睿智哲人,當他在歷史的聖殿中凝望這片他念茲在茲的熱土時,注定還要繼續感到落寞和孤獨嗎?

讓我們再一次檢討臺灣佛教學術史上的印順時代,產生這樣一個時代的機緣是什麼?除了上文提到的外緣,除了印老的不斷創作為它注入源頭活水,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有廣大的接受群體:對佛教思想有強烈興趣進而信仰佛教的居士學者。這一群體的基本品格是:信仰的然而理性的,入世的然而批判的。對於這一群體而言,印順思想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價值關懷,冷靜理性的詮釋風格和批判精神,最容易激起他們的共鳴。

相形之下,大陸佛學的研究主體與臺灣大不相同,有信仰的居士學者或準信仰立場的文化佛教徒(套用漢語基督教思想界所用的一個本身也備受質疑的概念)在學術共同體中占的比例很小。[12]但未來的情形又將如何呢?

近年來大陸佛教一個不太引起外界注意、但意義深遠的變化,就是居士佛教的發展。隨著大陸的經濟騰飛和社會轉型,意識形態和政治威權對於成長中的市民社會的影響日益衰微,信仰危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宗教信仰群體,相應地在社會主流人群中佛教居士的人數也日益增長,他們當中不乏文化素質較高者。囿於大陸目前的社會控制,這一群體目前還只是分散的個體,不太可能以團體的形式出現,集體發聲(這也正是他們不太引起外界注意的主要原因)。但隨著這個群體的壯大,他們中會有一部分成為專業的佛學研究者,還有相當一部分會成為準專業的或業餘的佛學研究愛好者。對於這一群體來說,傳統山門中顢頇昏聵者在在皆是,不能令他們生敬;學術界對信仰缺乏體貼的客觀詮釋,也不能令他們滿意。如上所述,作為方法的印順思想,在這個群體中能激發相當的共鳴。這部分人群的壯大,值得高度關注。雖然他們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現有格局尚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對於印順思想的推展而言,這是最值得期待的一個變化。

「對於中國佛教的前途,我們熱烈的寄望於在家佛教的發展」,這是印順一向的期待。未來大陸印順思想推展的曙光出現在這個群體當中,不也是合乎新典範自身邏輯的發展線索嗎?關心印順思想在大陸推展的人們,也許應當更多地關心這個群體的成長,特別是其中年青學子的成長吧!

對於這個群體的培養,思想資源的引進、印順著作的出版,應是當務之急的頭一著。此外,還需要給予持續的關注,組織各種研討班、讀書會、講座,等等。

此外,臺灣本土尊印派學者對於對印順思想的詮釋策略,也會對大陸接受印順思想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大陸佛教和臺灣佛教處於相當不同的境遇當中,發展階段也大不一樣,因此在臺灣語境中合理的詮釋策略,在大陸語境中可能會產生詮釋者意想不到的效應。例如,有些過分強調印順思想和太虛之間思想區別的論述,有時會令敏感的大陸學者擔心這種論述是否會與島內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暗通款曲,或是不期而然地達成某種合謀(這也是何建明的書評中隱含的值得重視的一層問題意識)。這牽涉到思想、學術話語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複雜糾葛,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清的,需要專文處理,此處不贅。

總之,以上種種都提醒我們,印順思想在大陸的推展任重而道遠。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願領受印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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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作者指出:
“在建構後印順時代(具有批判的主體性品格)的人間佛教理論時,作為方法的印順比作為結論的印順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繼承。我們需要不斷地回溯到印順的問題意識,以他揭示的詮釋方法來審視未來人間佛教的理論資源和現實議題,包括以這種方法檢討哲人自身的思想,及其產生的效應,特別是未來可能產生的流變。因此《滄桑》強調「印順思想就其根底而言乃是一種佛教聖典詮釋的方法和範式,而不是一些教條和結論的集合。就此而論,印順思想本身便具有自我調適的開放性。」”

这可以说是上文的中心思想,是很有见地和深度的。尊印的如果只是执著于某些教条,排印的如果只是攻击某些结论,都不能真正地继承或推翻印顺思想,从这一点上说,“作為方法的印順比作為結論的印順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繼承。”但同时,结论,必然是经由某种方法来得出、来论证的,结论的偏颇或错误,就不只是这个具体结论的问题,而昭示着据以得出这一结论的这种方法本身,也存在某种局限,甚至某种错误。一面可以不认同、不接受这个结论,一面却力图要把导致这一结论的这种方法奉为典范、奉为指南,似乎难以顺理成章吧。
所以,上文作者强调“作为方法的印顺”,强调其“诠释的方法和范式”,还认可“以这种方法检讨哲人自身的思想”,都是正确的,那么在检讨了“哲人自身的思想”之后,导致这些思想和结论的“这种方法”本身,是不是也需要检讨呢?比如说:
“印順則將這種批判意識貫徹到對整個中國佛教傳統的考察中,進而上溯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因而對於台賢禪淨密等主流宗派都有相當的批評,主張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滌蕩一切亂紫奪朱的方便,回歸青年心態的、朝氣蓬勃的初期大乘佛教。”
从这种批判意识的贯彻、回溯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到涤荡陈腐的方便、回归“青年期”的朝气,一整套意识和方法是积极的、有益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方法中,是把整个佛教思想史,分为“青年期”到“老年期”等各阶段,而把作为“青年期”的初期大乘佛教时,正居于主流的、正处于蓬勃上升状态的某系学说,作为“青年心態的、朝氣蓬勃的”代表,作为纯正佛法加以推崇,而把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中,已近于“老年期”才兴起、成熟的他系学说,作为“老年心态的”代表加以“相当的批评”,这样产生的诸多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而产生这些结论的这个方法本身,也同样有应予审视和检讨之处。
须知,整个佛教思想史,会经历“青年期”到“老年期”等各阶段,而每一系学说,也都有它从“青年期”到“老年期”的经历,在整个思想史上,处于“青年期”时居于主流、上升地位的某系学说,它以后也会进入“老年期”,也会滋生出腐朽没落的、乱紫夺朱的方便;而在整个思想史上,处于“老年期”才兴起、成熟的学说,也有它的“青年期”,也有它“青年心态的,朝气蓬勃的”一面,回归朝气蓬勃,不是某一系才有的特权;涤荡腐朽方便,也不是某些系才有的宿命;贯彻批判意识、涤荡腐朽方便、回归“青年”朝气的这一整套意识和方法,对任何一系学说都平等有效,而不能只是从整个佛教思想史的角度,去对不同时期兴起的不同学说,作分判取舍。

关于大陆佛教,从七十年代后期恢复至今,已历近三十年了,如果从佛教教育、佛学研究到实践运作的方方面面,都只能说是差强人意的话,那么要论究原因和责任,还把什么“文革浩劫”的摧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摆在前面,推委搪塞,是不是就有点太没出息了呢?怎么说,也该到了从自身内部的意识、观念、取向上,来找找原因的时候了吧?如上文所言:
“無論是對於收復失地的老一輩,還是對於開疆拓土的新一代,印順思想深邃細密的思索和寧靜致遠的氣象似乎都顯得迂闊而不經世用,遠不如借鑒四大山頭的運作經驗來得迫切和管用。”
“即使是那些以推行人間佛教為標榜的寺院,其實踐活動和指導思想,也和印順思想幾乎沒有什麼關涉,大多數還是循著太虛的思路,急切地想要擁抱現代性,顧不上想一想這種現代性會對佛教帶來怎樣的衝擊,要求佛教作出怎樣的調適,這種調適的代價是什麼,底線又何在。最為詭異的是,當人間佛教成了大家都可以叫喊的空洞口號後,太虛和印順們著力批判和肅清的陳規陋習,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人間佛教為名招搖過市,人間佛教竟成了一幅寬大的遮羞布!”
缺乏“深邃細密的思索和寧靜致遠的氣象”,空喊建设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口号,急切地想要拥抱现代性,却不明这种调适的代价和底线,反而把虚、印两师着力批判和肃清的陈规陋习、着力涤荡的陈腐方便,都堂而皇之地顶着人间佛教的遮羞布招摇过市,如此“气象”,应该不能再说是“剛剛經歷過”文革法难的结果了吧。
如上文作者的分析,印顺思想的问题意识、诠释方法、价值旨归、思考径路,以及其博大精深的成果和成就,值得在大陆教界推展。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该重走台湾那样从“印顺时代”到后印顺时代的老路,先将其奉为思想典范、行为指南来高度推崇,然后再力图走出其庞大的身影呢?“臺灣佛教學術史上的印順時代”,毕竟“是一種特殊的時節因緣下造就的。”,时节因缘不同了,重视和继承印顺思想、建构后印顺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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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题外话啊,我一直有个问题:那些赫赫有名的学者,他们——修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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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的问题.
茹素修慈悲,慈悲生智慧,智慧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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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以下是引用即非在2005-8-23 20:15:00的发言:
一句题外话啊,我一直有个问题:那些赫赫有名的学者,他们——修行吗?

如上文所提及的诸位:方立天、樓宇烈、楊曾文可谓之“赫赫有名的学者”,而太虚、印顺、吕澂,是不是仅只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姑且就以“赫赫有名的学者”概略称呼他们,那也只能说,“赫赫有名的学者”和“有修行者”这两个概念,不是同一关系,但也不是不相容的矛盾关系。

吕澂先生当年答熊十力的信中自叙道“平生际遇,虽无壮阔波澜,而学苑榛芜,独开蹊径,甘苦实备尝之”,“而刻苦数十年,锲此不舍者,果无深契于身心性命,而徒寻章摘句之自娱乎?弟切实所得处,殆兄所未及知。”,“总之,弟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如兄想象“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也。”。
如太虚、印顺、吕澂所代表的一类佛学思想大师们,他们的真知灼见,均可谓“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如兄想象“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也。”,应不可以“有名的学者”概略的吧?思想的价值,不在其人是否有“名”,而在其见是否为“明”也。

今人好谈修行者众,也不乏扬言“闭关”、标榜“修行”,而成赫赫有名的“有修行者”,但若知见未明,妄执颠倒错见而修,修的是妄想、证的是幻觉,修行愈深、迷妄愈重,赫赫有名,又何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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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题外话啊,我一直有个问题:言行即是修行的展现,那些赫赫有名的学者,难道他们——不修行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能像他们那样坦然面对疾病与生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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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藏十二部束之高阁,才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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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哈!不用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连幼儿院小朋友都能回答。但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答案噢。
    脑颈急转弯里的答案有:等于“王”、等于“田”...
     又有人说:等于2或3或4...(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爸妈妈和宝宝)
   另外还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等。
   (都挺好玩的。)

   
    理论是实践的精华,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所以比较不出哪头重哪头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也许脚踏实地更重要些。于是,同一理论在不同人的实践中也产生一些差异——有的被所谓升华了,有的被所谓强奸了。这样一来,理论又成了我执我见。那么怎样评判它的正确与否?也是归结到我执我见。认为正确的,拿来我用;不认为不正确的,一边呆去。呵呵,怎么办,好象陷入了不可知论。盲人摸象的典故众所周知,摸遍大象的全身,恐怕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但我们仍然希望有全局的了解,明白事实真相,所以我们努力实践着,努力学习着;我们坚强勇敢,我们一世一世来修。总有一天会全部弄明白的。记得有位师兄说这么一句话(大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还是依圣言量。那么,佛经当然是首位。但经最终经是用来转,用来指导实践,而非念。

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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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仁兄说的没错,我心里是把前面的学者(方立天、樓宇烈、楊曾文等)和太虚法师、印顺法师分开来看待的(吕徵则不了解)。因为我了解太虚法师、印顺法师他们的文字都是建立在自己证量基础上的;但我不了解那些学者们,到底皈依没有,为人行事到底怎样,他们对大德的批判到底是否值得研究,也就是对他们信不足。我和慕莲看法一样,觉得读佛经是第一位的,信不足、理不清的东西就不去理。但这决不是说自己理不清别人就理不清,所以,只是题外话。希望不要影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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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文中提到的三位台灣著名學者藍吉富、楊惠南、江燦騰都是佛教信仰者,“後起之秀”林建德現為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生,雖然年輕,皈依三寶也已有十年。不過,他們不像大陸一般佛教信仰者那樣信仰“泛神傾向的佛陀”,而是信仰“人間佛陀(或者說歷史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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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兄怎么会这么确切地了解台湾这几位“赫赫有名的学者”哦?您身在台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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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俺身在廣東。
因收集印老的資料,多了解幾位推崇他的佛教學者也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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