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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锁钥

  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心理分析学应该是末那识的天下,因为心理的实质意义是情志上的而非理智和认识上的。讲认识、讲理性、讲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想象和思维,那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和第六意识的事。而动机、要求、情绪、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真正的纯心理现象和状态,才是第七识——末那识的本分事。
  前面谈五蕴时,除色蕴外,受想行识四蕴都仅略提了一些;前面谈“四圣谛”时,除“苦谛”和“道谛”外,“集诺”和“灭谛”也仅是略提了些。因为不把末那识弄清楚,这一切都说不清楚。佛教讲苦,讲修行,讲解脱,都是因为这个末那识而发生的;没有这个末那识,人人都达到了“无我”的崇高境界,那都成佛了,全部佛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修行修行,什么都容易解决,唯独这个“我”却如铁铸就的一般,万钧之力也难以动摇它半分,不然佛教何须用那个三大阿僧祗劫的漫长修行呢?
  “苦谛”的根子是末那识,“集谛”的实质是末那识。而根本烦恼和烦恼的根本——我贪、我痴、我慢、我见,就是末那识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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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公道话,任何具体的生命——精神存在,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然有维持其存在的需求与能源,就不得不调动自己的力量对外界事物进行索取,以求生存和繁衍。这是任何生命体的本能,也是其应有的权利。就这个命根子,生在于人的身上就与万物不同了。人号称“万物之灵”,人不仅具备与其它高等动物相同的、高功能的躯干和四肢——特别具有“手”,还具备远远高于“灵”于其它生命体的智能。生命的根子在于猎取外物以养活自身,这种合理的根本的要求,在末那识里,在被末那识所控制的第六意识里则被无限地放大了,合理的需求变成了“贪欲”。社会的物质文明越发展,这个“贪欲”也就越来越大;“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道家祖师爷的明见。但佛教,特别是唯识学则更加深入其中,探悉它的来来去去,探悉它与整个生命、精神、认识、社会乃至全宇宙的关系。
  为了生存,为了扩大和优化自己的生存间,生命的本能变成了“我贪”;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这个生存,为了确定“自我”生存的权力和地位并凌驾于他人他物之上,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我嗔”;“我”是“我”,并且牢牢把执着不放,沉溺其中,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了“我痴”——佛教又称为“无明”;为了确定“我”的存在理由和价值,生命的这种本能就变成了“我见”,在人类社会中更发展为身、边、邪、禁、见这五大后天薰习而成的烦恼,如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及种种离题万里的“人权”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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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识学把末那识称之为“染污识”,就是因为这个“自我意识”天生不守本分,自我扩张,践踏它物,并染污眼耳鼻色身和第六意识,使原本纯洁清净的这前六种性受其欲性的支配而被其染污。因为有了“我贪”、“我嗔”、“我痴”和“我见”,于是第六意识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我慢”及各种“不正见”,并产生了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骄等种种不良心理现象。有了这一切,人们就失去了爱心,社会就难有宁日,“五浊恶世”就是这样的人类“共业”的“果报”。
  唯识学在“集谛”中,对这个因末那识而引发的种种烦恼及其因果关系有极为详尽的界说。如烦恼的名数有贪嗔病慢疑恶见这六大根本类群。烦恼的“自相”即是这六大根本烦恼类群的“自体”。烦恼的“生缘”有六种,一是“所依缘”即潜藏在阿赖耶识中的那些烦恼“种子”;二是“所由缘”,即触发烦恼种子的外部条件;三是“亲近缘”,即受自己关系密切环境的不良薰染;四是“邪见缘”,即信那些邪见恶见影响而引生的烦恼;五是“数习缘”,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复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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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经》中曾提到“颠倒”,这个颠倒的根子就是烦恼。 烦恼颠倒在唯识学内又分为七类:一是“想倒”,即是处于无 常、苦、不净、无我中起常、乐、净、我的倒想,这是在末 那识烦恼未断时的一种“阿Q”心态,不是指解脱烦恼后佛菩萨们自在的那种常、乐、我、净。二是“见倒”,即是在这 种“阿Q”心态中安稳自得,愚执不舍;三是“心倒”,不仅 执着于“阿Q”的愚迷,还从这种愚迷中再起贪嗔痴等。
  其余四种如“无常起常倒”、“于苦起乐倒”等,都是对“倒想”细加分析,总之都是“无明”。这种“无明”型的 “阿Q”心态,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
  唯识学还把烦恼分为二十六种差别,从“结”、 “缚”、“随眠“到“轭”、“取”、“系”一直到“拘碍”。其中任何一 种,又有种种说法。如“结”、“结”有栓结、凝聚之义,其 中又分爱、恚、慢、.无明、见、取、疑、嫉、悭这九种 “结”。“缚”是束缚、不自由义,又有贪、嗔、痴三种“缚”。 烦恼的这二十六种差别加之其各自拥有的群类,及其相互交 差的关系,烦恼就多得数不清了,佛教总说为“八万四千烦恼”。而且各有种子,分别潜藏、显现或受薰于阿赖耶识之中。 作用于人们身语意三业活动之中,于是组成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种”孽海情天”。这一切,全都植根于末那识,染污前六识,并在阿赖耶识中“异熟”,.从而导演出“六道轮回”。人们若是知其利害,发心修道,则可以升入天国,或坐佛土莲花,总之一切关系都是在末那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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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并不总是潜藏在阿赖耶识之中,如同大地中的种子样,一遇外部因缘就会萌发现行,于是就成为“业力”。佛教把业力分为两大类,一是与烦恼有关的“有漏业”,二是离开了烦恼的“无漏业”。“漏”是流注和泄漏,特指烦恼的动相,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疮门”不停地流注和泄漏,故为“有漏业”。“无漏业”是经过修持,在末那识根断了烦恼,治愈了“六疮门”,使之变成了清净光明的“三身四智”,再也没有烦恼流注或泄漏了。这样的“无漏业”超出了五蕴之外,不在“苦谛”和“集谛”之中,是佛菩萨们的清净智慧行。
  唯识学对“业”也有极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如对“业”的体性和总相分为“思业”和“思已业”两种。“思业”是内心的种种分别思虑,属精神心理活动。“思已业”即是“思业”在语言和身体行为活动上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佛教通常所说的语业和身业,“思业”就是意业。
  人的身语意,从思想到语言和行为,都有善恶这两种属性,业自然就因而分为善业和恶业两大类。恶业的根本表现有十大类:一是杀生害命,二是“不与取”——非法或不正当的获取,三是欲邪行——一切因欲贪驱动的邪恶行为,四是虚妄语——虚假不实的假话、大话、空话,五是离间语——挑拨是非、制造矛盾的流言诽语,六是粗恶语——失去理智、伤害他人情感的粗暴邪恶之语,七是杂秽语——下流、淫秽等不堪入耳的流氓语,八是贪欲——心念中的各种不正当的欲贪念头,九是嗔恚——各种骄慢、自足、愤恼、怨嫉等心理状态,十是邪见——肚皮里的种种坏水和主意等。与这十恶业分别对应的、相反的就是十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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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除了分为善恶两类外,又因众生的“总报”和“别报”不同,分为“引业”和“满业”两大类。总报是大众共同承受的果报,如60年代初六亿人同饿肚子,文化革命中八亿人同遭动乱。“别报”就是各人的智愚寿夭与吉凶祸福。引发总报之业为“引业”——通常称之为“共业”。形成“别报”的业就是“满业”。而众生各种单一“满业”的汇合就成了“引业”或“共业”。
  业又因其“现行”与否分为“作业”与“不作业”,身语意之业如已开展其活、动,就是“现行”,行为活动、语言活动一经表现出来当然是“作业”,头脑中的意念活动,肚皮里的种种欲念一经产生,也是意业的“现行”,也属于“作业”。“不作业”是“作业”的停息或潜在状态。
  此外还有“增长业”与“不增长业”;“故思业”与“不故思业”;“定受业”与“不定受业”;“异熟已熟业”与“异熟末熟业”;“重业”与“轻业”;“共业”与“不共业”——还细分为“共中共”,“共中不共”、“不共中共”、“不共中不共”等极多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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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的行为与其果报密切相关,身语意三业的活动,引业、满业、共业、不共业的善恶不共及其相互消长,又有多种不同属性的组合,如身语意三业;善业、不善业、无记业;福业、非福业、不动业;顺乐受业、顺苦受业、顺不苦不乐受业,顺现法受业、顺生受业、顺后受业;过去业、现在业、未来业;曲业、秽业、浊业;与修行有关的还有律仪业、不律仪业、非律仪非不律仪业;欲系业、色系业、无色系业;学业、无学业、非学非无学业等等。
  总之,烦恼有许多类别,表现在业行上的各种业就更加数不清了。根本烦恼不外六至十种,而在人类史上所导演的数以万年计的悲喜剧,直到今天也远远未到终场。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国家、地区和民族,“五浊恶世”的这一定义,这一人类的“共业”与“果报”,在佛教经论中是详之又详的。而这里所谈到的,人们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们说末那识应是全部心理的基础,这可是一点不假。人们面对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外部环境。人们以什么来面对这个环境?是以自己的主观精神来面对这个环境。这个主观精神是如何开展其活动的?必有其内在发动的机制。这个内在发动机制的起点是什么?是那个“一念”之动。这个“一念”又是什么?是心理的某种状态。这个状态又是什么?可能是喜怒哀乐,也可能是非喜非怒非哀非乐;也可能是贪、嗔、痴、慢、疑;也可能是非贪、非嗔;非痴、非慢、非疑。而这一切,往往都在第六意识——人们的理智认识活动之先而存在于精神——心理之中的。心理学讲冲动、讲动机、讲需求,而这一切,恰恰是末那识的功能。心理学讲情绪、情感、气质、性格,恰恰是末那识对阿赖耶识“见分”及其相应“种子”染污后的稳定乃至定型的“业”的潜在和显现。中国古人爱讲“身心性命”,大讲“心性之学”,心性之性,其显著特点和重要成份就是对情绪、情感、性格、气质的研究,是对高于理智活动的人格的研究。没有人格,理智就会误入歧途。而心理——末那识的这个“恒审思量”是那么的有力,又是染污之源。通过上面对烦恼和业的详细分析,我们对人的那种深藏难测的各种心理现象和心理状态,就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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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社会中的吉凶祸福,佛教中所描写的“六道轮回”,无不先现或根植于这个“几”上,而这个“几”,儒家学说并没有说清楚。佛教唯识学的末那识,则把这个“几”揭示了出来,并且放大到人人可见,人人能见的显著位置,让人们知其利害,以发愿修行,顺着释迎牟尼佛所指示的解脱之路,出离生死苦海,达到涅槃的大自在、大安乐世界。
  在“四圣谛”和“十二缘起”中,烦恼和业的作用和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若不对烦恼下功夫加以限制和坚决舍弃,就会在“六道轮回”中辗转生灭。顺随烦恼,只会使自己的身语意充满恶业,导致不可逆转的恶果,起码是受尽世间之苦,乃至坠入地狱。受尽世间苦分为两部分,一是心灵的痛苦,二是命运的痛苦,这在“苦谛”中已经提到了。至于地狱之苦,人们认为是“神话”,是佛教编造出来吓唬世人的。如果对烦恼和业力不灭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经过修持,通过四禅八定和开了“天眼”、“法眼”,并具备了“宿命通”,就会相信和看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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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对众生的行业活动及相应的“果报”都是编好了位次的,都可以“对号入座”的。如行“十不善业”得三种果报。一是“异熟果”坠“三恶趣”即畜牲、饿鬼和地狱道。二是“等流果”,就是行“十不善业”的人,在“三恶趣”中“刑满泽放”后,上升回到人类之中,但因“恶习”末尽,相应受到两种果报;不继续为恶的,虽为人身,但却短命,多病多苦;继续为恶的,则再入“三恶趣”“服刑”。若行“十善业”,远离贪嗔慢,不行杀盗淫妄,就可以在人世中吉祥如意,福贵寿考。“十善道”积蓄深厚的,还可以升往欲界六天之中,享受各类天人之福。
  在“十善业”的基础上,如果修“四加行”,在“四禅八定”中断离了“食色”二欲,就可以达到“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和“舍念清净地”这种色界天的境界,从而使自己生往这四种“色界天”中,其精神充满了空明、定智、善心、柔软、喜乐等轻松的解脱感受。在四禅的基础上如修“四静虑”,在“四无色定”中达到了“于一所缘系念寂静、正审思虑”,“所依之境,心无分别”,“摄心一境,离诸色碍”的境界,就可以在“空无边处定”中生往“空无边天”;在“识无边处定”中生往“识无边天”;在“无所有处定”中生往“无所有处天”;在“非想非非想处定”中生往“非想非非想天”。但这一切,在佛教看来还仅仅是世间道,仅仅是“凡夫禅”、“外道定”,仍属“有漏”。因为这一切只是对末那识的功能加以“冻结”而未能“根除”。在末那识污染功能“冻结”的状态下,眼耳鼻色身意之前六识的功能得到某种净化和转化,自己的业与报也得到相应的纯净和优化,故可以往生于色界诸天乃至无色界诸天。佛教与“外道”的根本区别在于,必须彻底根除末那识的染污,并使人彻底地清净,才能最终地超越三界,使自己达到罗汉、菩萨和佛的境界,并安住于佛国净土之中。佛教大讲其“苦”,而最终目的是“脱苦得乐”,佛教若没有“乐”,谁愿意去修行呢?现在一些人认为到香港、到欧美生活就极美了,极称心如意了。其实那也是“五浊恶世”,远比不上“六欲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更何况佛国的净土。
  一切的根子都在末那识上,人们能用什么力量来打碎这个“烦恼桶子”,净化自己而达到解脱呢?若要修行,又是凭什么力量来战胜末那识的那种“恒审思量”的束缚呢?这就是第六意识——人们的理智,只有依靠它,才能使人们一步一步远离这个污染源,并可以使自己“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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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驰聘于“时空隧道”的战车——三能变缘起的第六识观
  ——理性的是非得失
  太古之时.地球上森林密布,草原丰盛,山野沟壑,江河湖泽,无处不是郁郁葱葱。其间鸟类欢鸣,野兽嬉戏,鱼鳖畅泳,大自然一派“伊甸园”的宁静祥和。
  近一万年来,地球上草原稀疏了,森林缩减了,极多的鸟兽绝迹了。江河湖泽浑浊了,从来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也昏暗了。在大地上,那些被称作“村落”、“集市”的非自然的东西从小到大,从疏到密,不知不觉地迅速发展成为密集的城市乃至庞大的都市。在大地上行走的马牛羊鹿虎豹,在空中飞行的鹰隼雁鹅鸦鹊鹤等,变成了牛车、马车、汽车、火车、双翼飞机、单翼飞机、喷气飞机、火箭、卫星、宇宙飞船。同类同种的雄性动物在繁殖期间用角蹄爪牙的争斗,豺狼虎豹捕食他物的横暴凶残,变成了一种用刀剑戈矛;枪炮、飞机、军舰;导弹乃至原子弹的战争。
  这一万年来地球怎么变了样?几十亿年来的地球不是一直是太平安宁的么?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使地球在短短万年,甚至在这最近的三百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在人类中谁都知道,引起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的理智活动及其突变式的发育和发展,甚至变态的发展。
  人的理智真是一个怪物。它能把有变成无,能把无变成有。能把许多毫不相关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新的,对人既有利又有害的,在大自然中原本不存在的一种东西。能在荒原上种植和收获庄稼,能从石头中产生出金银铜铁,能把水和火变成电,进而还变成电灯、电话、无线电、电视、电子计算机。能把一种石头变成镜子,又变成能看到用眼睛看不见的——老鹰和猫都看不见的极细极小的生物乃至天空中那遥远又遥远、数不清数不尽的星星——的那种显微镜和望远镜。人类拥有了这一切,极大地优化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优化了自己的生活。但人类拥有了这些,也用来算计自己的同类,从小的个人间的吵架、斗殴,到大的冲突、战争;从冷兵器的战争到热兵器的战争;从几百人几万人的战争到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与的战争。人真是一个怪物,既那么的可爱,又那么的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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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善善恶恶的过程中,人类也记录下这一切,也证明着这一切,并从另一方面表现这一切,于是有史学、哲学和科学;还有音乐、美术、文学、政治等数不清的学问——文明,人类的文明。
  不论是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地球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人的理智活动如同魔术师一样,口中念念有词,意念动用之间,这一切就从“无”到“有”了。有一类人,疑惑地看着这一切,更多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如同长江中的水分子,相互拥挤着.顺着河床疾速地流向下游。下游是什么呢?是大海。而人类文明之流的最终归宿——这个大海又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没有人知道的结论。古往今来无数哲人和思想家,都深思过这样的问题,但大多都得不出结论。有的虽有见解和结论,但几千年之后,或几百年、几十年之后,社会的发展却并不符合他们的“圣断”,或“科学的预言”。佛教认为这一切都是“俗谛”而不是“真谛”,人类在“俗谛”上用人的理智去穷尽万物的“所有性”。离开了佛教的“真谛”,用人类有限的、受局限的理智去穷尽宇宙万物的“所有性”,并为人的欲望服务,必然会带来歧途亡羊的茫然感和危机感。我国先秦时曾有一个歧途亡羊的故事,载于《列子 ? 说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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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之者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扬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
  邻人丢失了一只羊,那么多人去找,竟找不回来,这件生活中的小事,竟使当时与孔孟老庄齐名的大思想家杨朱先生陷入了沉思。后来他的学生问他为何,他却如同后来老禅师们的模样一样——不作任何解释和回答。
  杨朱的担忧,是怕后人对于大道不知回归根本,在支末歧途上越走越远。无独有偶,两千多年过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西方的学者拉里夫?赖教授在《和未来相撞》一文中又表达了一种现代“歧路亡羊”的忧思:
  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才干的人,也不能真正知道科学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乘着火车奔驰着。速度越来越快;路轨分叉越来越多,方向不明。驾驶室中没有科学家,每一个指针背后都潜伏着危险。社会的多一半人都在最后一节车厢中向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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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现代人类社会的处境。近两百年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科学那样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么大的进步和富裕,新的知识和信息如同潮水一样地不断涌入人类文明这个“水库”,而这个“水库”的容量到底有多大,其堤坝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大呢?最新的科学调查提出了一个质询:如果全球50亿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起码人类要耗费掉30个地球。——人类仅有的这个地球承担得起吗?何况人类的欲望如同安装了火箭推动器一样地向前猛奔。
  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艾滋病、恐怖主义、核威胁、生物武器,这大多都是用现代科学所滋生出来的恶魔。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安全。最近发生在德国的一系列核走私案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也震动了全人类。人类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境如何呢?科学是那样的令人神往和充满希望,但同样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不安和迷惑。
  人类正走在这样一个歧路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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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将怎样面对这一困境呢?
  庄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几位思想家之一,发表过许多思想家意想不到的奇谈怪论,这些奇谈怪论,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程序,可以把人类的精神引向一个更为宏大和清新的世界。如他在《逍遥游》一文中说: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灵冥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在《逍遥游》和庄子的其它文章中,庄子一再让人们明白如下的问题:一是人类自身,乃至一切生命现象,各有各的认识层次,彼此间是难以会通的;仅就人类自身而言,也因其环境、立场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出现认识层次上的差别;而认识层次上的差别,往往是先天因素造成的。二是人类自身,乃至一切生命现象,其认识都是有局限的,圣人也不例外。所以庄子在《齐物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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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诡辩,也不是庄子的相对主义,这是人类意识形态与能力的客观存在。康德说过,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之时,应首先检验一下自己的手段与能力——庄子则在两千年前首先明确地向人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庄子曾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中国式的,当然是中国道家的答案,这就是——道,只要人们回归于大道,一切问题、一切疑惑都可迎刃而解。
  道家的道是恍惚的,离迷的,不确定的,对一般的人而言,比上述问题更以让人入手。得道是神仙们的事,凡俗之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气,又哪来这么大的智慧呢?总之,道是高高在上,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佛教则不然,它对上述的问题有理路清晰的解说,如同一门生命和精神的科学,用逻辑的,说理的,现实的,人人均可直接体验和确定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解说这一切的原因、结构及其后果,并让人们在善恶、迷悟中进行自由的选择。前面我们曾介绍了阿赖耶识和末那识——这似乎还与真正的理智无关,这里我们就以佛教唯识学的眼光来认识一下人的理智活动及其自身在唯识学八识系统中的排列,它是“老六”,即第六识——意识。在八识系统中,只有它才有资格以意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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