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间佛教’的核心思想何在的问题提得好,非常有利于厘清‘人间佛教’的本质特征,有利于人间佛教理论的丰富完善。为澄清问题,首先应明确‘现代化’概念。关于何谓现代化,尽管定义很多,解释也不尽相同【参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法鼓文化公司,1999年版,1~2页;高师宁《试论现代化与新兴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15页;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但学界逐渐也有了一定共识,即现代化是相当长时期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性的社会变迁,分歧在于有的强调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种说法不能解释美国建国初期自耕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现象。】,有的以为它以科学技术为主导【根据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发明曾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并没有主导和引发社会转型。】等,关于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也各有所见。笔者认为,这些看法虽各有依据,其分歧却在都未追溯究竟。17世纪‘科学革命’何以故?18世纪‘工业革命’何以故?曰:市场需求。换言之,如何合理地追求效益,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才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性的社会变迁’。以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经济生活合理化、技术合理化、科学研究合理化、军事训练合理化、法律和行政管理合理化等’【《历史的文明脚步--韦伯文集》,13页。】。特别是研究宗教,更不能忽视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及其在宗教方面的表现,即宗教生活的合理化。总之就精神而言,各产业部门(工、商业仅是其中之一)、管理部门全面性的合理化就是现代化。显然,全面性的合理化由一个个局部细节的改良积累起来,依赖成万上亿人的理性智慧。其中,18世纪启蒙运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德对所谓启蒙,作了相当深刻的概括:‘启蒙就是人从其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走出来。“不成熟”是指缺乏在没有他人(如权威)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能力。如果这种不成熟的原因不是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在没有他人指导下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便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成为智慧者!”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nd ed. 1991, p.54。参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22页。】经过启蒙运动,千百万人开始摆脱天主教神学权威的思想控制,运用自己的理智对西方的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其中合理的就保留,不合理的就加以改造,于是现代化浪潮从西方开始,席卷全球。但是,从理性觉醒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端并不在启蒙运动,而在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思想垄断,把个人内在理性对《圣经》的解释转换为抉断信仰的最高权威,实现了文艺复兴未能达到的目标,而人言言殊的这种解释为科学与教育冲破天主教神学的控制打开了道路【参邓子美:《太虚与马丁.路德》。】。自然,受宗教改革启发者还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但宗教与社会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已充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