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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仪轨制度

  我国曹魏陈思王诵读佛经,“制转赞七声旻降曲折之响”,又作《鱼山梵》
(亦称《鱼山呗》)六章,“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呗赞篇》)。

  古印度讽诵佛经是奉行的“三启”仪制,首先颂扬马鸣所集的赞佛诗文,其
次正诵佛经,然后陈述回向发愿。全过程是“节段三开”,所以叫做三启。“经
了之时,大众皆云苏婆师多”,“或云娑婆度”(同前《赞咏之礼》)。这种
“三启”式的念诵法,就是我国汉地古今法事念诵的基本仪制。举行任何一堂法
事,总是安排先赞(或《香赞》,或《赞偈》等),次文(经咒本文、有关仪文
等),末了回向发愿(或偈或文,或偈文兼举)这种基本形式。只是后缀的大众
同声念苏婆师多或索婆度,在汉地念诵仪里少见,但也有某些法事的文末称“善”
或“善哉”的。娑婆度就是善哉之意。苏译为妙,婆师多译为语,意思是赞叹经
文为微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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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念诵仪制始创于东晋道安,他制僧尼轨范三则:一曰行香定座上讲之
法(即讲经仪);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即课诵斋粥仪);三曰布萨差
使悔过等法(即道场忏法仪)。这三条对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广,为后来各种法事
议制的开端。宋明以来寺院逐渐普遍奉行的朝暮课诵,当亦导源于此。

  南朝梁代就有到舍宅为寺“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的记载(《古今图
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唐百丈怀海“别立禅居”,“閤院大众朝参夕聚”
(见《景德传灯录》卷六附《禅门规式》)。《大宋僧史略》卷上《别立禅居》
条下更引伸说:百丈怀海“有朝参暮请之礼,随石磐鱼为节度”。元朝廷令百丈
山德辉编订《敕修百丈清规》的《殿钟》条下载明:“住持朝暮行香时”鸣钟七
下。同书《磬》条下又载:“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值殿者鸣磬,“大众看
诵经咒时”鸣磬。可见禅僧修行,此时已具备朝暮课诵的雏形。在北宋《崇宁清
规》和南宋《咸淳清规》中还属阙如。不过,后来《朝暮课诵》所定的内容,包
括晚课《蒙山施食》在内的大部分,全是宋人分别集、撰而成,这可说明当时已
有某些寺院,甚至某些地区实行早晚课,只是还不普遍,所以直到宋末的《咸淳
清规》里还没有明确的反映。明清之际,朝暮课诵渐趋定型,奉行的范围遍及各
宗各派大小寺院和居家信徒,成为所有丛林必修的定课。例如,明通容编《丛林
两序须知》规定:首座“早晚课诵勿失”、书记“早晚随众课诵”和监寺“早暮
勤事香火课诵勿失”等等。莲池的《云栖共住规约》上集末规定:“晨昏课诵,
不得失时偷懒,违者依例罚钱十文。”同书附集《学经号次》条下又有“晨昏”
定课的规定。清仪润的《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等更明确了早晚课诵的具体内容,
并在《禅堂规约》条下规定“行坐课诵受食出坡等不随众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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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也有课诵的规定,但与我国不尽相同。唐义净在
记述那烂陀寺的礼诵时说:“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三千,造次难为详集。
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随时当处自为礼诵。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导师,每至哺
西(下午三到五时),巡行礼赞。净人童子持杂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过,殿
殿皆礼。每礼拜时,高声赞叹,三颂五颂,响皆遍彻,迄乎日暮,方始言周”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斯里兰卡的“坎第”胜区,当地常常有人于
鸡鸣时攀跻高峰瞻礼佛迹。

  我国古德定日课于朝暮二时,自有其依据。《二课合解》的作者观月兴慈在
叙述古哲为什么要建立课诵于早晚时指出:“朝暮不轨,犹良马无疆”(《重订
二课合解自序》),这是说佛徒朝暮需以课诵来作为自身的轨范。朝指五更,为
日之始、昼三时之初,佛徒从钟声破夜警醒而起,盥洗毕,即上殿课诵,则期思
惟以还净。暮为日晡,隶属昼三时之末,功课礼诵,乃冀觉昏而除昧。所以二时
功课之设,成为佛教寺院通行的重要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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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课文,全属大乘藏摄。如《楞严》、《大悲》等咒,《阿弥陀经》、
《忏悔文》、《蒙山施食》以及称念佛号。因此,礼诵课文的人要做到:身体端
肃,口出清音,意随文观。二课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早自《楞严咒》始,
晚从《弥陀经》起,各至称念佛号、三菩萨止为课诵正文。二、在三菩萨后,早
晚各有回向文和三皈依为普结回向。三、每逢朔望等还有二时祝赞等为祝祷护神。
兹依次简介如下:

  一、课诵正文 早课首先是《大佛顶首楞严神咒》,简称《楞严咒》。梵语
首楞严,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咒字前人主张不译不解,但后来有人指出为“明”,
持咒义为持明。此咒五会,总名为《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译大白)“般怛
啰”(译伞盖)无上神咒》,是与《楞严经》(显义)相依持的密义。宋、元以
来一直盛行,特别是南宋和元两代,丛林每年于安居结制中定有三月(农历四月
十三至七月十三为期的楞严会制,节日、祝厘、祈祷、荐亡等无不讽诵。所以被
定为日课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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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楞严咒》之前,还要先诵与此密切关连的阿难赞佛发愿偈十八句。依
《朝暮课诵》顺序:《楞严咒》后为《大悲咒》、《十小咒》和《心经》,但多
数丛林不诵《大悲》、《十小》咒,径由《楞严咒》接诵《心经》。

  《心经》,全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玄奘译,流通讽诵,皆用
此本。不同的译本现存的有法月译题名《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六种,
此外还有已佚译本,藏、蒙、满文等译本,大体与法月译本相近。本经文旨,原
出于大部《般若经》内有关舍利子的各品,即唐译《大般若经》第二分初,《缘
起》、《欢喜》、《观照》、《无等等》四品——《大般若经》卷四百零一至四
百零五,各品佛说和舍利子问答般若行的意义和功德,本经是其中的撮要单行,
以故译本略去首(序)尾(流通)二分。实为大部《般若》之中心,该六百卷经
义,所以题名叫《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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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经》末了,唱颂整个般若部的总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三称,接唱
“上来现前清净众,讽诵楞严秘密咒”等十二句回向偈,结上起下,功德回向十
界,祝愿国泰民安。连唱念佛赞偈八句,颂扬弥陀因地发愿,果圆度生。此二偈
前者是宋真歇清了所作,后者为择英所撰。赞偈接念佛号绕行,归位后称三菩萨,
早课正文完毕。

  晚课首先是《佛说阿弥陀经》,又名《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姚秦鸠摩罗什
译,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之一。不同译本有唐玄奘《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等。其
主要思想是广陈极乐依、正庄严令人起信,特劝发愿求生和持名立行。经后附诵
《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即《往生咒》)三遍。接诵《礼佛大忏悔
文》。梵语忏摩,华言悔过。忏悔一词是华梵结合。忏表消除已往的宿业,悔意
不造未来的新愆。忏悔全文为四个部分所组成:第一“大慈大悲慈众生”四句偈
为赞礼诸佛;第二从“南无皈依”至“阿弥陀佛”为皈依三宝;第三自“如是等”
至“我今皈命礼”为忏罪陈善;第四由“所有十方世界中”至末了为发愿回向。
此文是宋不动依《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整理,前增五十三佛,后缀法界藏身阿弥
陀佛和普贤十大愿偈,共成一百零八顶礼,以表愿断一百零八烦恼之意。百零八
礼的礼法是:初四句、金刚上师、皈依佛法僧三句、“我今发心”至“三菩提”、
尽虚空一切诸佛、一切尊法、一切贤圣僧各一礼,如来十号一礼,八十九佛八十
九礼,“如是等”至“今皆忏悔”、“今诸佛世尊”至“我今皈命礼”、所有十
方世界中八句、于一尘中尘数佛八句、以诸最胜妙华鬘十二句、我昔所造诸恶业
四句、十方一切诸众生四句、十方所有世间灯四句、诸佛若欲示涅珣四句、所有
礼赞供养福四句、愿将以此胜功德十六句各一礼,合满其数。在唐不空译的《三
十五佛名礼忏文》卷末附有说明:“右此三十五佛名并忏悔法,……五天竺国修
行大乘人,常于六时礼忏不阙。……”可知礼忏一法很早就是天竺大乘人的常课。
我国古人虽把忏悔课文定为百零八礼,实际除了个人如法礼诵而外,在丛林里多
是跪诵而不礼拜。《忏悔文》后为《蒙山施食》。蒙山是宋不动修行居处,位属
四川雅州。他认为讽诵和忏悔而后,就应利及幽冥。所以依据密部教典,集成施
食仪文,共十二段,始从“若人欲了知”(《华严经》偈),终至回向,加赞偈
念佛,称三菩萨,晚课正文告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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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普结回向 大乘佛教的任何礼诵等法事,后面总是随着回向仪文,意思
是把所修功德回转过来(从自己转向他人、各方,从事相转向理体等),向给各
个方面,类属发愿;往往又与发愿文合在一起称作回向发愿文。朝暮课诵在三菩
萨后就是此文。一般丛林之下,早课用引磐跪唱《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即“一
者礼敬诸佛”至“十者普皆回向”十句,又名《十者》。有的丛林不唱《十者》,
而唱《怡山文》或《华严文》;后接“四生九有”等四句,普为众生发愿;再接
三皈依早课毕。晚课在三菩萨后,也同样用引磬跪白“十方三世佛”等《大慈菩
萨发愿偈》或宋遵式所作“一心皈命”等《小净土文》。接着是《警策大众偈》
和《普贤警众偈》。前者是《出曜经》中叙述佛陀因见三条大鱼被惊涛浸灌,流
入浅水,各自争脱厄难的情景而说的“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
乐”偈。后者“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是警策行人
应当奋勇前进,不可稍有松懈。此二偈合在一起,很早就为丛林念诵仪中采用,
北宋《禅苑清规》卷二《念诵》条下采录此文,以后各种《清规》和《念诵集》
也多收录。晚课最后也与早课一样,以三皈依告竣。

  三、祝祷护神 朝暮课诵,按说到了三皈,就算结束。但每逢朔望,还有早
祝韦驮、晚祝伽蓝等举。自从唐道宣《感通录》载了南天王部下的韦将军周行东、
南、西三洲,保护佛教的故事传出后,佛寺对此颇感兴趣,因而后来渐渐形成韦
驮的塑像,为寺院的主要护法神之一,号称韦驮菩萨。伽蓝是梵语,义为众僧园,
即僧人同修共学和生活的园地。据记载:佛世有美音等十八位护法神保护伽蓝;
我国陈、隋以来佛教界流传着关羽归佛等故事,所以在伽蓝神里,后来有了他的
塑像。祝韦驮:是在早三皈后举念“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三称,《天女咒》
三遍,唱《韦驮赞》。祝伽蓝:是在晚三皈后,仪与祝韦驮同,只是念诵与唱赞
的内容更换。一年四节(结夏、解制、冬至、农历元旦)进行祝圣报国土恩:早
课唱《宝鼎》、《圣无量寿光明王咒》,白《大祈祷文》,称念护国仁王菩萨摩
诃萨,接《楞严咒》做早课。此时悦众同监院等一班人出殿门,依次至四圣前做
小祈祷。先至韦驮前站班毕,唱“香云盖”三称,念《天女咒》三遍,“南无护
法韦驮尊天菩萨”三称,悦众白《祈祷文》,唱《韦驮赞》毕。然后依次伽蓝、
祖师、监斋前,仪同,念诵、白文和唱赞各各更换。

  此外,每逢佛、菩萨、祖师等诞、忌和成道等祝仪;午前殿、堂上供等仪,
具如《禅门日课》所载,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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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国  师

  “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徒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称
号。我国高僧获得国师称号的,一般以北齐时代(550—577)法常为嚆矢。
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诏高僧法常入宫
讲《涅槃经》,尊为国师;国师的名称以此为始。同时又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僧
官),统治天下僧尼,亦尊为国师。但从唐法琳的《辩正论》卷三“(僧)实国
师”的记载看来,则在北周时似已有国师的称号了。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述国师称号的由来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
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曰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
如是为得其宜。”因此,后来有些学德兼备的高僧,常被当时帝王尊为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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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种国师的称号,在印度和西域早已流行。《大宋僧史略》卷中《国师》
条说:“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内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罗门法,国
王封为国师。内则学通三藏,兼达五明,举国皈依,乃彰斯号。”《中阿含经》
卷十五《转轮王经》记刹利顶生王时:国师梵志巡行国界,……这是婆罗门为国
师的例子。又《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佛灭九百年时,有
个印度外道论师,想阻止巴连弗王崇敬三宝,就到摩竭陀国来活动。王即募境内
学折服了这个外道。王及臣民非常高兴,即与全国人民奉为国师。《慈恩传》卷
四也说:印度胜军论师,学德兼备,摩揭陀王很敬重他,便派特使邀请,立为国
师。

  佛教东传以后,西域也有国师的称号。如前秦建元十八年(382)时,西
域车师前部王弥第来访长安,其国师鸠摩罗跋提同来,献胡语《大品般若经》一
部(《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又高僧鸠摩炎(即鸠
摩罗什之父,他从印度到龟兹,娶其王妹而生罗什),聪明有志节,舍相位出家,
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名敬慕,自出郊迎,请为国师(《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
摩罗什传》)。此外,汉地高僧也有为当时西域国师的。如陇西高僧法爱,深解
经论,兼通术数,为西域芮芮(亦称蠕蠕或柔然国)国师,俸以三千户(《高僧
传》卷八《法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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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支持,许多高僧赖以开展活动,佛
教获得很大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虽没有国师的称号,但受贵族王侯崇信,被称
为家师、门师等。特别是在北朝,如魏文成帝奉沙门统昙曜以师礼,孝文帝称呼
《成实论》讲师道登为“朕之师”,北凉沮渠蒙逊对于昙无谶,后赵石勒、石虎
对于佛图澄,前秦苻坚对于道安,后秦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等的尊敬,都是相当于
国师的礼遇。至北齐文宣帝时,更正式尊称法常为国师。元代法洪所撰的《帝师
殿碑》(1321)说:“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师,惟其道之所存,不以类也。故
赵以佛图澄为师,秦以罗什为师。夫二君之师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图国,言足以
兴邦,德足以范世,道足以参天地赞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技而然也”(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南朝陈宣帝,曾以天台智顗为菩萨戒师,隋炀帝也同样以智顗为菩萨戒师,
故有时也号为国师(《僧史略》卷下)。隋炀帝时之智顗(早亲南岳大师,修法
华三昧,隐居锺山),炀帝屡诏,请问法要,礼为国师(《佛祖统纪》卷九)。
唐高祖时之智满,亦有国师的称号。唐代三百年间,佛教各宗高僧被尊为国师的
很多。禅宗的神秀,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
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
达国师。密宗方面,金刚智寂后,谥为灌顶国师。不空为帝灌顶,赐号智藏国师。
净土宗有南岳法照为代宗时代的国师。华严宗的澄观,于贞元十五年(799)
入宫阐说华严宗旨,德宗赐以大统清凉国师之号;法藏则被封为康藏国师。祖琇
在《隆兴编年》卷十五说:“吾释之盛,莫盛于唐,凡三百年间,以道德为天下
宗师者不可悉数。”从以上人物看来,此说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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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时期,虽然战乱不停,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小国对于高僧的赐号仍见流行,
西蜀后主赐无业为祐圣国师,吴越王以天台德韶为国师,南唐以文遂为国大导师,
闽王王审知以鼓山神晏为兴圣国师。

  宋代佛教是禅宗的全盛时代,禅僧获得赐号者极多,未见有国师的称号。但
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于宋时来访我国,至开封谒见神宗,神宗赐以善慧大师之号;
寂后敕葬于天台山国清寺建塔,赐题“日本善慧国师之塔”(常盘大定《日本佛
教之研究》二百六十四页)。

  辽代崇信佛教,不少僧徒兼任朝廷高官。《契丹国志》卷八说:“(兴宗)
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著名高僧非浊于重
熙十八年(1049)为上京管内都僧录,清宁二年(1056)晋至检校太傅
太尉,赐纯慧大师之号。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燕京奉福寺圆融国师。圆融名澄渊,
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称为燕台奉福寺特
进守太师兼侍中国师圆融大师赐紫沙门(《奉福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辽史
拾遗》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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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金代,国师的名义更见明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条说:
“浮图之教……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具曰维那。……
国师,在京之老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正红袈裟,升堂问话讲
经,与南朝等。”

  元代的国师,兼有政教的权力;由于朝廷过分宠信喇嘛,造成了许多流弊。
元史《释老传》记当时帝师的权力说:“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
帝师。……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
西土。……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
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以帕思巴(123
9,一说1235—1280)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
9)奉敕新制蒙古字(亦称帕思巴文字)成,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更受赐玉印。
至元十七年(1280)以四十二岁(或云四十六岁)入寂,帝极哀悼,赐以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
大元帝师”的尊号(《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至元初,设立释教总制院,
命国师管领释教僧徒及西藏事,同二十五年改为宣政院。其后对于西藏喇嘛特赐
或追谥为帝师、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者,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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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僧人受元朝尊为国师的也有九人,世祖时代的海云国师(1202—1
257)最为著名。海云名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道行孤高,为朝野所重,卓
锡燕京庆寿寺。太子生时,诏海云国师摩顶立名。寂后筑塔燕京;元初新筑京城,
监筑者谋毁海云国师塔,两雉相合,奏帝欲去其塔。帝云:海云高僧,筑城围之;
贵僧之德,千古不磨(其行状详载于近年北京市发见的王万庆撰《大蒙古国燕京
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二、三十五)。大德五
年(1301)成宗建大万圣祐国寺于五台山,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帝师迦罗
斯巴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华严学僧文才(号仲华,1241—1302),成宗
即铸金印,署他为真觉国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万松行秀为金、元两朝
禅宗第一流人物,深受名相耶律楚材等王侯皈依。佛教史籍虽未见他有国师之号,
但元代日僧邵元所撰《山东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所云:“大万松雨(秀?)
国师下,有雪庭总统,三世而继其灯,息庵也。”万松之为元代的国师也是无疑
的(塜本善隆《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九十八页)。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于至治
三年(1323)入寂,敕谥为普应国师。明本于延祐四年(1317)住湖州
幻住庵时,著有《幻住庵清规》,在《续藏》本即称它为《普应国师幻住庵清规》。
此外,云南大理地方的左黎,亦被元朝封为国师。左黎滇西人,至京治成宗手疽,
封为国师归大理(《滇释记》卷一)。

  明代之初,朝廷为加强和西藏等民族的联系,虽仍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
师”、“国师”等尊号,但其声势已不如元代之盛。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
诏西番、土番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受职赐印,使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
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及彩币。自是番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
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王者,俱赐以金章诰命,领其人民,间岁
朝贡。永乐五年(1407),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
领天下释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
六)。六年,土鲁番僧清来入贡,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八年,以番僧绵
思吉为净慈妙济国师,以班丹藏卜为净觉弘济国师。十三年,又封乌斯藏的释迦
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等。自永乐一朝受封
的西藏喇嘛,有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法王,及二西天佛子,九灌顶
大国师,十八灌顶国师(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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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宗天顺元年(1457),递减番僧封号: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
师。成化四年(1468),魏元、康永韶等上书谏言:“今宠遇番僧,有佛子、
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又多中国之人习为番教图宠贵者,伏望资
遣番僧使之还国。”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等又条陈时政说:
“闲住番僧,往往自都纲、禅师、升至国师、佛子、法王等,给与金银印信图书。
其有死亡,徒弟承袭,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财物,宜行禁治。”于是革除
法王、佛子、国师等称号。到武宗时,又大优遇喇嘛。正德二年(1507),
升慈恩、能仁、护国三寺禅师为国师,以大慈恩寺领占竹为灌顶大国师。正德五
年(1510),武宗自称为大庆法王,并学番语诵番经,所封国师更多。至世
宗信仰道教以后,国师的尊号才不多见(《释教部·汇考》卷六)。但穆宗隆庆
三年(1569),仍有阐化、阐教、辅教三王入贡,诏依洪武之制,令三年一
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明代汉族僧人之得封国师尊号见于记载者,只有洪熙元年(1425)赐释
智光号广善大国师。《明外史·方技传》说:“释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时奉命
两使乌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涌塔诸国。永乐时又使乌斯藏,迎尚师哈立麻。
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英宗嗣位,又加号西天佛子。此外,成化间僧继晓初
以邪术获封法王和国师,后被革去国师为民(《释教部·汇考》卷六)。又万历
间相传漳州闲云石室高僧樵云因超度神宗皇太后,获赐龙袴,俗称为龙袴国师
(念西《龙袴国师传》)。但从徧益(《灵峰宗论》卷八之二)所撰《樵云律师
塔铭》看来,樵云不过是一个精持戒律兼修净业的高僧而已,并没有国师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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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1644—1661),憨璞性聪、木陈道
忞、玉琳通琇等,先后入宫说法,各赐紫衣及尊号。憨璞称为明觉禅师。木陈称
为弘觉禅师(清《尤西堂集序》及《八指头陀诗集》八均称为弘觉国师)。玉琳
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
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清代虽为喇嘛教的复
兴时期,但喇嘛被封为国师的并不多见。青海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于清初入藏
受戒并就学于第五世拉萨大喇嘛等,被认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后,于康熙二
十六年(1687)到北京谒见清圣祖,圣祖为建汇宗寺(东庙、黄寺)于内蒙
多伦诺尔,令传教于内外蒙古;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灌顶普觉广慈
大国师金印”。雍正年间,清世宗又为第十五世章嘉于汇宗寺西方建立了善因寺
(西庙、青寺)(天纯《内蒙黄教调查记》)。清初诸帝对于喇嘛的封号甚为谨
慎。乾隆特别制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四面碑上,那上面说:喇嘛又称黄
教,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
国师,相袭至今。注云: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
年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国师;雍正十二年加授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令
住持嵩祝寺。

  乾隆时代对于章嘉国师虽极礼遇,但章嘉似已不大过问政治。据清礼亲王的
《啸亭杂录》(嘉庆年间出版)关于清字经馆的记事说,乾隆三十七年,设清字
经馆(即满文藏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综其事,以达天、运筏等助之,
考取满人誊录纂修若干员,令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竣。章嘉国师,
喇嘛黄教高僧,为乾隆帝所优遇,帝尝以法司案卷命师判决,师合掌答曰:此国
之大政,宜由皇上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预也。直到清末,章嘉虽世袭国师
称号,实际上只是在蒙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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